33 和大老板作交易 1949～1950年 55～56岁

毛泽东最有求于斯大林的，是帮助他建立一流的军事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军事大国，为他扩张势力范围作后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要让斯大林相信：最后的大老板还是你。毛对米高扬一再表示对斯大林的忠诚，在联络员科瓦廖夫面前，也作了好些表演。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有一次“跳起来，高举双手，连呼三声：‘斯大林万岁！’”除了这些口头上的花样，毛还采取了一个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都未采取，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有指望的极端行动：同西方不建立外交关系。西方那时已经与共产主义阵营形成两军对垒。毛告诉科瓦廖夫：“我们巴不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从中国一去不复返。”毛要让斯大林放心，他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待定了。

跟西方切断关系也有国内的考虑。毛担心西方人在中国会给自由派人士和反对他的人增加勇气，使他们存有一线希望。他对米高扬说：“西方承认只会有利于美、英的颠覆活动。”毛为中国制定了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一句听起来礼貌客气的话，实际上杀机四伏。

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很强。正如毛对米高扬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受的教育。”几乎所有现代教育机构都是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办的，要不就是在西方影响下建的。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写给斯大林的报告里说：除了报章杂志、新闻通讯社以外，仅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就办了三十一所大学、专科学校，三十二所教会教育机构，二十九座图书馆，二千六百八十八所中学，三千八百二十二个传教机构和一百四十七所医院。

毛泽东需要这些机构培养的人才帮他管理、发展城市。人们常说毛代表农村，其实他关心的是城市，进城前夕他告诉中共高层，城市搞不好，“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亲西方的倾向，从西方教育里学来的思想方式清除掉，是毛“打扫干净房子”的目标之一。

人们一般认为中共建国之初没跟美国和西方建交，是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事实上，毛故意采取了一系列敌对动作，使西方不可能承认中共。中共攻占沈阳后，中共干部最初对美、英、法领事馆是友善的。但毛很快就制定了“挤走”这些领事馆的方针，周恩来告诉米高扬：“我们叫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不得不走。”“我们的目标是把东北挡在铁幕后面，除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东欧〕一概不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Angus Ward）和领事馆成员被软禁起来，瓦尔德后来被指控搞间谍活动而驱逐出境。以同样敌对的姿态，中共军队进入南京后，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住宅。

对英国，毛也表现得火药味十足。中共横渡长江时，“紫石英（Amethyst）”号等英国军舰停在江面。毛的命令是：凡是“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袭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四十二名英国水手在炮击下毙命，“紫石英”号受创滞留江上。在英国，愤怒的海员痛打英国共产党领袖波立特（Harry Pollitt），打得他伤重住院。反对党领袖丘吉尔在国会发言，责问为什么“在中国海上没有一两艘航空母舰”，使英国能够“有效地进行报复”。

斯大林害怕西方武装干涉，把苏联卷了进去。他令驻远东的苏联部队进入全面战备，一面给毛打电报，叫毛不要张扬跟苏联的关系：“我们认为宣传苏联与民主中国之间的友谊现在不是时候。”毛调低调门，要部队：“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保护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他一度下令停攻上海，考虑到这里西方利益最集中，是最可能引起西方干涉的地方。

但很快毛就恢复了进攻，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拿下上海。毛深信，西方不会莽撞地武装干涉中国。为了万无一失，毛同时采取“兵不厌诈”的计策。五月三十日，周恩来找一个中间人带信给杜鲁门总统，说中共领导人分两派，一派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苏的“激进派”，一派是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如果美国支持他，他也许可能影响未来的中国对外政策。这番话让一些美国人焦急等待，等待中共哪天投入西方的怀抱。

毛还派人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判。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一厢情愿地以为他能给美国和毛做月老。其实正如毛的谈判使者、后来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所说：“毛和周并非寻求〔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美国大规模武装干涉，在最后关头救了国民党。”

到大局已定时，毛公布了他的关门政策。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署名文章，宣布外交上“一边倒”。这不只是重申中国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意味着在最近的将来不与西方国家建交。为了加强效果，几天后，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奥立佛（William Olive）在街上被抓去痛打一顿，不久死去。美国立刻召回大使。七月底，当“紫石英”号逃离时，毛下令狠打，“紫石英”号多处中弹，紧靠一艘中国客轮以作掩护，结果客轮被炮弹击沉。

毛向斯大林郑重申明，他要“等一等，不急于要西方国家承认”。斯大林很高兴，在这句话下画了道着重线，批道：“很好！不急最好。”

与西方割断关系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准备的见面礼。一上台，毛就急于去见大老板。这不仅是非有不可的礼仪和面子，他同斯大林还有交易要做。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周恩来上门告诉苏联大使，毛希望在斯大林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时，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点了头。毛刚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纳入共产主义阵营，斯大林却没有给他应有的待遇，把他作为英雄来欢迎。毛去苏联只是全球一大堆给斯大林祝寿的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个。

毛十二月六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旅行。代表团里没有一个其他中共领导人，最大的官是秘书陈伯达。科瓦廖夫一语道出了毛的心思：毛知道斯大林一定不会善待他，他丢脸时“不想有中国人在场”。“脸”就是权。斯大林的羞辱会损害他在同事中的权威。同斯大林首次见面时，毛甚至连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也不让参加。

首次见面是毛到莫斯科的当天。毛向斯大林再次重申他“一边倒”的政策，说：“好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都在积极地争取想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急于建交。”

毛做出重大让步。他来莫斯科时曾希望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取代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可是，当他听见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达协议，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立即表示赞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怎么有利，我们就怎么办”，“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主动请求苏联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联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

作为回报，毛摆出了他的要求：帮我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全面的军事工业系统。

对毛的要求斯大林需要权衡。军事强大的中国对他有利有弊：利在能增强他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弊在有全球野心的毛会如虎添翼，威胁斯大林本人的地位。

毛被送到远离莫斯科的斯大林的二号别墅，一幢安着窃听器的大屋子。一连数日毛被晾在那里，从落地大玻璃窗看窗外的雪景，朝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何时同斯大林正式会谈遥遥无期。斯大林派一个个底下人来看毛，但他们没事可谈；就像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所说：“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科瓦廖夫报告斯大林说，毛“很生气，很焦虑”。斯大林回答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外国客人，没必要专门给毛泽东同志特殊待遇。”

莫斯科那时聚集着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想见他们，他们自然也想见毛，毛毕竟刚取得自“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大的胜利。但斯大林拒绝让毛见任何一个外国党领袖，只让匈牙利平庸无奇的拉科西（Matyas Rakosi）跟毛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斯大林死后，毛一次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他曾提出想见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但“斯大林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尽管一肚子不满，斯大林七十大寿那天毛还是做得很像样，引人注目地为斯大林鼓掌。斯大林看上去也对毛格外亲切，让毛坐在他右手边主宾的位子。《真理报》报导说，毛是唯一讲话后全场起立致意的外国领袖。文艺演出结束时，全体观众起立朝毛坐的包厢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拉科西说这样的场面莫斯科大剧院还从来没有过。毛也朝观众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
第二天，毛要求跟斯大林会谈，说：“我仅仅是来祝寿的吗？我是来办事的。”他的用语还色彩十足：“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就连这三样生理活动毛也不顺心。吃的方面，苏联主人送来的只有冰冻鱼，毛生气地对卫士说：“告诉我们的厨师，只能给我做活鱼吃，如果他们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拉屎呢，他一向有便秘的毛病，又只习惯蹲式马桶，别墅里的坐式马桶使他没法子方便。睡觉他又不喜欢钢丝软床，受不了鸭绒枕头，按按枕头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他让人换上自己的荞麦枕，把床垫掀掉，铺上中国大使馆送来的木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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