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6日讯】小时候，知道毛主席、刘少奇是湖南人觉得很自豪的，5岁时我就去过韶山，常以此乐为人道。大一点了又知道曾国藩、左宗棠是湖南人。再大一点，原来毛主席还是个大诗人、大军事家、政治家，原来曾国藩还是雄才大略、一代宏儒。原来刘少奇还是军事家、经济学家。《四渡赤水》、《大决战》三部曲、《曾国藩》、《黑雪》、《太平天国》，《长征》，陪伴我的少年直到青年时代。
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则笑话，“有广东同学说起广东出俊杰，遂举其例，广东同学说：‘广东的洪秀全领导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话没说完，一位湖南同学说：‘那还不是被湖南的湘军消灭了’。广东同学又说‘广东还有孙中山’，话又没说完，湖南同学又说‘国民党还不是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了吗’？再争论康有为与谭嗣同，湖南人的勇敢刚毅立判，于是，广东同学的广东俊杰论遂成笑柄”。让湖南人不由得顿生“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感慨。
工作以后，又常听外面回来的人说湖南人怎么痞、怎么狡猾之类的话，听了心里很不受用，心想哪里的人不是人，聪明的、纯朴的、刚直的、狡诈的、漂亮的、丑陋的各种各样，岂能以地域来划分？好比说是姓李比姓王有本事、广东人比湖南人有经济头脑一个道理，心里想姑妄言之就姑妄听之。
自从到了广东，亲身接触的外省人多了，感受就颇多了。与外省人打交道，难免要问及出身。外省人不管是学不学人际关系厚黑学的都会按定式开头，按湖南人的说法就是：“会做人，给面子”。主流的说法都说湖南人利害、出伟人，原因无非是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刘少奇等，废话就不用多说了，一句话湖南出大人物。
自古“三人成虎”，连我遇到的一些广东人都慨叹在广东赚钱的多是湖南人。开始我还不太在意，不久，我居然见到了一本书《湖南人凭什么！》。我的一个有点职位的朋友在与外省的供应商们在酒席上谈起该书，带着一股酒兴极力推荐此书，似乎是成大事者之必读。前几天又看到一个电视台的主持纵横中国节目，请了几个湖南知名的学者、美女、艺人，大谈湖南人的霸气、湘女多情、饮食娱乐等。尤其是那位学者似乎终于找到了情感发泄的地方，那神气、那架势真将湖南人的那种霸气、刚道表现得煞有介事似的。我以前也看过类似的如安徽和山东的节目，但还从未见过有湖南人这样的狂傲自诩，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都有点不习惯。我想来想去用一句湖南人的话说：“咯纯粹是跟别个带笼子。”
以前我也曾琢磨过湖南出名人的事。认真一点讲，偶然加必然，有巧合也有教育与地理的因素，从宋代朱熹张轼讲学岳麓书院开始，治学兴教一千多年，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教育中心，曾国藩时期又更进一步的系统、规模化，于是得以在近代人才辈出。湖南又毗邻广东这个中国现代思潮的策源地，为近代中国人才提供了长袖善袖的大舞台。上个世纪的广东教育较之湖南来说尚不能等量齐观，于是湖南人“墙里开花墙外香。”水往低处流，湖南人纷纷假道广东，追寻梦想，借船出海，终成大器。
然而这样的一个湖南就值得我们光荣吗？湖南在历史上对中国、对人民的贡献有几多呢？如果按早25年的标准判断还可以以塞视听。现在，“湖南人”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荣光。
历史上的湖南人越是开放，也越极端专权，杀戮性极强，人道践踏之甚实为中国之未有。湖南人总是与“血”有太多的纠葛，看得越多越让我心惊肉跳，心怀愧疚。以前记得有个姓秦的文人与友一同游西湖，看了岳王墓，被人取笑，于是写下了：“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此刻的我也不由得有这样的感触。说实在话，秦桧不过是个康生一般的角色，跪在岳飞面前的本应该是赵构，从这点来说那书生的话还是有点不当！而现在面对近代以来的千万中国人的在天之灵，“湖南”在我幼年、青少年时曾引以骄傲而今却是我最为心痛的两个字。
就说曾国藩，外号就叫“曾剃头”，先不说太平天国的正义与否的问题。单说他杀人，凡是有一点“长毛”嫌疑的人一律剜眼割鼻，湘军所去之处都烧杀抢掠、草奸人命、无恶不作。如果说朱元璋和雍正杀人不眨眼，那都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书生出身的大臣竟如此嗜杀成性，凶恶狠毒。实在是旷古未闻。堂前狠杀人，堂后读《论语》，是他衣冠禽兽的真实写照。他集儒学道学理学于一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诩，经常大作自我批评，日记诛心。道貌岸然却行桀纣之事。由于其深厚的封建儒理思想的修身之道，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人物的样板，段祺瑞、蒋介石等政治人物都表示“独服曾文正公”。这极为残酷的政治典型对以后的中国起了极坏的表率作用，于是凶残的现实从此给中国政治画地为牢。而他所为人称道的兴师重教和治学之道，也不过是一种保守、封闭的文化运动，在数量上的增长无法掩盖先进性的苍白，在这一点认识上他还远不及其学生李鸿章。在为人上，李鸿章的奏折“……概乱命也”，我们的理学家曾国藩的日记里是“今日一睹圣颜……春秋鼎盛”。对于太平军、老百姓是杀不眨眼的曾国藩却对皇权礼教如此奴颜卑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家伙，却成了某些湖南人的津津乐道的偶像，现在他的用人之术、治家之事、权谋之略都一本本的俨然又成了现在的准教科书，在对他的高山仰止之时却忘了他那血淋淋的双手和中国无数屈死的冤魂。如果这就是我们湖南人的性格的话，我宁愿成为湖南人的叛徒！
接下来就是军阀何健、许克祥，湖南王，1927年制造马日事变，又是一场大屠杀，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前后有十多万人遭到杀戮，使得二十年代末的湖南一遍白色恐怖。
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和国防部长的国民党上将唐生智可谓是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了吧，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把湖南人的狡诈和投机手腕表现得淋漓尽致。北代时期就钻营苟苟，在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势力间搞平衡。当北伐成不可阻挡之势时，马上投身革命，被编为北伐军第八军，成为以后的民国地方势力，1927年纵容部队清党，滥杀无辜。抗战时，在南京战役前向蒋介石誓言“与南京共存亡！”，沽名钓誉，妄取政治资本，然而在日本人面前捞资本，他还太嫩。结果不到一星期，全线溃败，当初“共存亡”的决心使得他根本没打算撤退的准备，结果一败涂地，三十万南京军民遭受日寇大屠杀。这就是后人就压根没有听说过南京战役，只知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而他本人只身逃窜，只得去向蒋委员长请罪，结果被关了禁闭。1948年底，看到在解放军排山倒海之势下的蒋氏政权日薄西山，唐生智又想到了择木而栖的谋略，于是又与人导演出一幕湖南和平解放的好戏，他的一生多少次弃暗投明已说不清了。但他在南京所应承担的罪责却是无可饶恕的，也是“湖南人”永远的耻辱柱。
毛泽东先生那是中国的红太阳，当然也是湖南人旗舰似的伟人。他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在三大战役中，战场上的细小变他都能洞察秋毫，并迅速作出判断，就出现了“战锦方为大问题”的战略大手笔，就出现了最高统帅直接指挥到师级指挥员的战争特例，事实也的确证明了伟人决策之正确，由此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但是他的这种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也运用于他一生的政治和治国生涯。当然他最辉煌时刻就是建国，现在先不说建国的事，毕竟一个国家终究是要建国的，建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治国，否则也就不成立了。然而正如他写的一篇宏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起变化。既使是在革命斗争时期，1931年，他酿成的富田事件及之后的行为，令得红20军副排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红20军只能编入红5军。杀人时的武器都是用大刀、梭镖和棍棒，从而导致全国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在长征行将结束时，西路军2万指战员的全军覆没。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共计有5万多人，当初有矛盾的红四方面军占了近一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理所当然的陈昌浩、徐向前部的西路军不能去陕北，须去河西走廊，剩下来的1万四方面军同志包括张国焘、许世友自然少不了好好“学习”，作为军委主席的他应负怎样的责任？延安整风运动，他又该对数万名打成了“特务”的饱受伤害的干部负怎样的责任呢？到建国以后，随之而来就是很有争议的朝鲜战争，三十四万人的生命及无法统计的伤残者和10万名志愿军俘虏带来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和痛不欲生。接下来1957年反右的扩大化伤害到数十万人的生存权利和精神崩溃。三年困难，造成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再接下来是十年浩劫，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遭受不白之冤，含恨离世？那么多人被屠杀？（仅湖南道县1969年发生的大屠杀就死去七千多人，第一次是杀地富类分子，第二次是杀犯属），对于这场莫名其妙的运动我至今还有点如坠迷雾之中。至于其钦定的潘汉年案、胡风案比起这场运动来说是绝对的“渺苍海之一粟”、至于张志新、遇罗克等不过是“灭蜉游于天地”，十年浩劫对现代中国造成的是无可估量的伤害。他亲手发动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大跃进问题）和批马寅初（人口问题）、梁漱溟（农民问题）运动其后果是至今中国都不能承受之重。刘邦都知道：“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而治之。”作为一个具有大战略眼光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当邓小平二次复出，国民经济开始走入正轨时，他又再次发动倒邓运动。其用心我不太想预测，因为我觉得可怕。有的湖南人还以此作为伟人呼风唤雨的威望来吹捧，显示外省人在湖南人面前的不堪一击。如果是千万人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尊严、国家和党的前途换来的是独孤求败似的领袖风采，那么我们湖南人也太原始、愚昧。那就真是湖南人悲哀后的大悲哀。我不敢想像这一切是一个曾在天安门“高呼人民”万岁的湖南学子的所作所为，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见到百姓受苦难就流泪的潇湘伢子的现代杰作，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念着“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走出西柏坡的革命领袖的一手炮制，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饱含热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由此上溯至公元1840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湖湘子弟对生命的价值观。从内心深处来说我并不想抹杀毛的功绩，从我懂事起我就对毛存有好感，熟背毛所有的诗词曾是我的荣耀，有一次我读到他的《论十大关系》让我在内心深处对他好生敬服，连我找工作的应聘书上都写着：“最崇拜的人：毛泽东”。但太多事情让我不得不气愤填膺，不能不改变自已二十年来的执著看法。
刘少奇可以说是湖南人的第三大骄傲，但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潘汉年案、反右运动、庐山会议以及文革初期扮演的角色，是不敢令人恭维的，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当然他最后恪守原则底线而遭迫害致死，还是让人不由得一声叹息。不管怎样，他毕竟坚守了他本该坚守的东西。
还有一个湖南人要让人记住，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在对毛主席的最后报告，对再次打倒邓小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却毁坏了中国的建设进程中的很长很长的一道铁轨，直到6年后才重新接入轨道。然鲜为人知的是毛远新在七十年代是辽宁省党政军一把手，张志新割喉枪决事件就是在其任内发生的，据当年辽宁盘锦市革委会成员的一位退休老干部说，像割喉的办法是一位学过医的革委成员看见处决犯人时要么高喊反动口号要么是“毛主席万岁”，挺尴尬，就献策割喉。为了一个所谓的“尴尬”就采取如此灭绝人性的做法，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找出这个本应以大医精诚为原则的人）。张志新割喉时，五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一把摁住，不打麻药，不用手术刀，一刀下去，惨绝人寰。次日再押上群情激昂的体育场执行死刑，我不知道张志新被割喉的那一晚是如何的悲天泣地？但更残酷的事实是张志新不过是第31个罢了，前面那些无名的亡灵到底魂归何处啊！天若有知，神若有灵，中华大地倘若有情，该是何等无告、无助！这就是毛远新统治下的恐怖王国。他在其中负有怎样的责任，可想而知！我写此文写到此都感到毛骨悚然。其罪大恶极，杀他十次也不为过。现在他17年监禁出来，以为没事了。如果他不诚心忏悔，这笔账永远都算不完，今生算不了，来世还要算！一切有良知的湖南人都不能向这种令人发指的摧残人性的人妥协或无动于衷。如果说曾国藩、毛泽东还有建设方面的进步意义的话。他这个非大人物的小人，其恶不容于天地，实为湖南人之最大败类！
我时常仰望无边的夜空，皓月明河，桂影扶疏，看不到一颗星星。不过，上天还公平，并不是所有的夜晚都是“碧海飞金镜”，还有更多的日子是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但在看不到星的月色里，就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或是不曾存在。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逝去的人还是存在的人都如同天上的一颗星星，或明或暗或去或留而已，任何事情都不能让存在没有理由。多少年了，玉镜悬空的日子占据了现实岁月的绝大多数，不能不让人深思。而我们的某些人却仍然以过去的心态换了今日的虔诚来顶礼膜拜那漠视他人存在的月亮，却忘了自已也是一颗星而已，却忘了亿万星星他们的悲绝无告、无可抹灭的故事。星星也不是没有他们的光芒，马寅初老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陈寅恪“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精神，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班门弄斧的卓然勇气，遇罗克在1966年发表《出身论》的慷慨从容，彭德怀元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为民请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奇，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典籍，如果我们能以对月亮的虔诚同时撒在星星的身上，也许这夜空会多一点正义、少一些悲惨。
大人物已无法让我们感到心安，其他的就值得骄傲吗？湖南的那位学者还在湘女多情和娱乐时尚上侃侃而谈呢。说起现在的湖南歌厅、夜总会生意怎么火，桃花江边出美人等。从舜帝的湘妃典故到撕烂衣服的歌手。说得是头头是道，其意可能是想证明现在的湖南仅有荣光。
如果说到娱乐业，以我在长沙一年多的工作生活经历，那我知道长沙的夜总会和歌厅火爆在全国都算得上是数一数二。只是我想问，在湖南一个物华天宝的地方，六千多万人口的省份，有几个在全国数得上的名牌大企业？远大、三一、曙光LG、旺旺、伊莱克斯、对了还有长沙卷烟厂。加起来只怕才和长虹差不多，人家绵阳，一个小城市就有三大工业企业。我们占尽天时地利的省会长沙还不如人家一个地级市！我们在消费文化意识上的张扬值得我们高兴吗？至于，消费那么高，只怕有些不太好说的话吧？要是说湖南人的演艺界水平高，那说话脸不脸红，我看了广东这边的水平比之湖南是有过之无不及。就算水平高，全国的演业界人员都是流动的，惟独到了长沙就火了？还不是湖南人舍得花钱。至于钱的来路就难推论了，还是余杰说的像刘永好这样的人是不会舍得经常去的。面对一个有几百万下岗职工和上千万生活困难人民，我们好意思高唱歌舞升平？当然学者学者，思想打折。一个月的收入是不成问题的，顺便研究一下太平盛世、小资“文化”，名利双收岂不美哉？只怕还要想想在红尘滚滚的世界，夜晚的纸醉金迷是光彩夺目的谈资吗？那夜凉如水的天空有多少说不出口的事情，有多少贫苦人民的艰难？
作为益阳人，说桃花江边出美人我应该是有资格评论的。当然作为一个传说，未尝不可（其实哪个江边就不出美人）？但现在说起只怕有点羞辱，去到桃江的人说得多的恐怕是另一个话题。看到桃江一座座小楼，多有一段辛酸史，桃江的女孩子出去了，寄回来大把的钞票，其中的原委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广东各大酒店、夜总会、发廊、桑拿浴室随便就可以遇到那里的女孩。在桃江有一个渡假山庄，就是这样的缩影，我在益阳时并不知道那个山庄，反而是在长沙我一个银行的朋友那里得知，朋友是个管事的，说一到双休日，许多长沙人就去那里乐，他们也去过，反正是公费旅游。不去的反而会摞下笑柄，还说了个故事给我听，不禁大笑。一个美好的传说，一方明净的水土，竟成了如此乌烟瘴气的地方，让我这个湖南人还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呢？
我羡慕巴蜀之国，尽管是蜀道难于上青天，他有中国民营企业的精英刘永好家族的传奇，有倪润峰在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家领袖群伦的艰难探索，有四大名酒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演义。在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最难的时候，是他承载了中国的希望。没有一个日本人踏上过天府的土地，但却有上百万巴蜀士兵出川抗战，数十万川军将士为国捐躯。至今的我还记得台儿庄战役中的王铭章将军在战至最后一人时，点燃一枝烟从容赴死的情景；在抗战爆发后，刘湘将军发出“一切为抗战”的号召将所属军队悉数调往前线归属统一指挥，以他的几十万军队的实力足可偏居一隅，却能做出如此以牺牲小我成就大节的高风亮节实非那些只知保存实力者所能望其项背，他只恨身患绝症英年早逝，不能上阵杀敌，临逝时仍念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死英雄泪满巾”。一个四川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承担了中国的命运，本来这已经足够了。然而当中国又出现在一个湖南人造成的历史关头时刻，一个天府之国的小个子顽强的站出来了。邓小平，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名字。无论他曾经犯过怎样的错，他的三大历史功绩是无法抹去的。平反文革，让亿万中国人走出人人自危的时代。改革开放，让中国看到了世界，走上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道路。在位交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交接权力的最高领导人。他的那句：“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其魄力远在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虚幻口号之上，可以说中国现代的历史是从邓小平先生开始的。他不受任何成法的约束，天马行空独往来的创新气概，既无古人又很难有来者。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持不同意见人士的胸怀也远非前人所能比。人道主义、尊重生命、人权也是从他开始才有了深入人心的不再是条文般的粗糙概念，至少他能做的都做了。这正是四川人给中国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可以理解那位湖南学者。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肯定要维护湖南人的尊严，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回到家后应该给自已一个反思的时间，就连在文革时受尽折磨的巴金老人都知道觉得应该反思，湖南人更应肩负起这个必须反思时代的责任。我不奢望你铁肩担道义只为民作主，但如果你不知的事一定要弄清楚，你知道的事一定不能因掩饰而违心，面对你的学生和你的朋友你应当有不泯灭良知的见解。
当然湖南人也未尝没有光荣的回顾，蔡元培，中国上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朱镕基，中国最得人心的总理，“我只求在我退休以后，老百姓不说我做多了多少事，只要不说我是个贪官，我就阿弥陀佛了。”朴素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好久。幸而有这样的一些湖南人能够勇往直前，才使得现在的湖南还有让人觉得欣慰的地方，还有值得奋然前行的勇气。当然这样的湖南也就流于平常一点，虽不能掩盖湖南人的黑暗铁幕，却也是湖南人的希望之所在。
一百多年了，湖南人带给中华民族太多太多的苦难。漠视生命的价值，践踏人性的尊严，所有惨无人道的用语无一例外的可以用在湖南人身上，中国的历史经常因为湖南人在时间的前进中多次倒退。差点陷入阿鼻地狱而万劫不复。这是湖南人带给现代中国的永远的罪过。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青年，对于三湘大地有着深厚的故乡情怀，我是经过多少次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从盲从、忽视、辩护、取其是而去其非、直至终于让我从狭隘的地域观走出来。无论是曾国藩、毛泽东和毛远新都没有对我有任何的伤害和打击。但在天理昭彰的罪孽面前，谁都要面对良心的审视，作出公正的判断。
格瓦拉说：“我们怎么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在生命的价值面前，任何湖南人都不得以对权谋厚黑、战略能力的现实意义的敬佩来压倒人性中最基本道义。没有那些金科玉律的教条湖南人和中国人照样可以做出类拔萃的人，没有那些权谋厚黑，中华文化照样可以辉煌灿烂。但那些处世真经却常常能蒙蔽人我们做人的良知和掩饰历史的真实。所以有人提出以基督教的方式来反思、忏悔过往时，我似乎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余秋雨先生不同意这种方式，我想世间自有公论的。但一个不敢正视过去的作家，是很难赢得尊重的。这让我又想起雨果、哈维尔、陈寅恪……．
至于赎罪，我想赎，我赎不起，但愿所有的湖南人能一起来救赎，哪怕能赎罪恶之万一，也算湖南为未来新中国的所尽效之绵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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