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草獨尋:一個湖南人的自白

秋草獨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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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6日訊】小時候,知道毛主席、劉少奇是湖南人覺得很自豪的,5歲時我就去過韶山,常以此樂為人道。大一點了又知道曾國藩、左宗棠是湖南人。再大一點,原來毛主席還是個大詩人、大軍事家、政治家,原來曾國藩還是雄才大略、一代宏儒。原來劉少奇還是軍事家、經濟學家。《四渡赤水》、《大決戰》三部曲、《曾國藩》、《黑雪》、《太平天國》,《長征》,陪伴我的少年直到青年時代。

想起在學校時的一則笑話,「有廣東同學說起廣東出俊傑,遂舉其例,廣東同學說:『廣東的洪秀全領導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話沒說完,一位湖南同學說:『那還不是被湖南的湘軍消滅了』。廣東同學又說『廣東還有孫中山』,話又沒說完,湖南同學又說『國民黨還不是被毛澤東的共產黨打敗了嗎』?再爭論康有為與譚嗣同,湖南人的勇敢剛毅立判,於是,廣東同學的廣東俊傑論遂成笑柄」。讓湖南人不由得頓生「惟楚有才,於斯為盛。人傑地靈,物華天寶」之感慨。

工作以後,又常聽外面回來的人說湖南人怎麼痞、怎麼狡猾之類的話,聽了心裏很不受用,心想哪裏的人不是人,聰明的、純樸的、剛直的、狡詐的、漂亮的、醜陋的各種各樣,豈能以地域來劃分?好比說是姓李比姓王有本事、廣東人比湖南人有經濟頭腦一個道理,心裏想姑妄言之就姑妄聽之。

自從到了廣東,親身接觸的外省人多了,感受就頗多了。與外省人打交道,難免要問及出身。外省人不管是學不學人際關係厚黑學的都會按定式開頭,按湖南人的說法就是:「會做人,給面子」。主流的說法都說湖南人利害、出偉人,原因無非是曾國藩、左宗棠、毛澤東、劉少奇等,廢話就不用多說了,一句話湖南出大人物。

自古「三人成虎」,連我遇到的一些廣東人都慨歎在廣東賺錢的多是湖南人。開始我還不太在意,不久,我居然見到了一本書《湖南人憑甚麼!》。我的一個有點職位的朋友在與外省的供應商們在酒席上談起該書,帶著一股酒興極力推薦此書,似乎是成大事者之必讀。前幾天又看到一個電視台的主持縱橫中國節目,請了幾個湖南知名的學者、美女、藝人,大談湖南人的霸氣、湘女多情、飲食娛樂等。尤其是那位學者似乎終於找到了情感發洩的地方,那神氣、那架勢真將湖南人的那種霸氣、剛道表現得煞有介事似的。我以前也看過類似的如安徽和山東的節目,但還從未見過有湖南人這樣的狂傲自詡,連我這個土生土長的湖南人都有點不習慣。我想來想去用一句湖南人的話說:「咯純粹是跟別個帶籠子。」

以前我也曾琢磨過湖南出名人的事。認真一點講,偶然加必然,有巧合也有教育與地理的因素,從宋代朱熹張軾講學岳麓書院開始,治學興教一千多年,到了清初已成為全國重要的教育中心,曾國藩時期又更進一步的系統、規模化,於是得以在近代人才輩出。湖南又毗鄰廣東這個中國現代思潮的策源地,為近代中國人才提供了長袖善袖的大舞台。上個世紀的廣東教育較之湖南來說尚不能等量齊觀,於是湖南人「牆裡開花牆外香。」水往低處流,湖南人紛紛假道廣東,追尋夢想,借船出海,終成大器。

然而這樣的一個湖南就值得我們光榮嗎?湖南在歷史上對中國、對人民的貢獻有幾多呢?如果按早25年的標準判斷還可以以塞視聽。現在,「湖南人」是我絕對無法接受的榮光。

歷史上的湖南人越是開放,也越極端專權,殺戮性極強,人道踐踏之甚實為中國之未有。湖南人總是與「血」有太多的糾葛,看得越多越讓我心驚肉跳,心懷愧疚。以前記得有個姓秦的文人與友一同游西湖,看了岳王墓,被人取笑,於是寫下了:「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此刻的我也不由得有這樣的感觸。說實在話,秦檜不過是個康生一般的角色,跪在岳飛面前的本應該是趙構,從這點來說那書生的話還是有點不當!而現在面對近代以來的千萬中國人的在天之靈,「湖南」在我幼年、青少年時曾引以驕傲而今卻是我最為心痛的兩個字。

就說曾國藩,外號就叫「曾剃頭」,先不說太平天國的正義與否的問題。單說他殺人,凡是有一點「長毛」嫌疑的人一律剜眼割鼻,湘軍所去之處都燒殺搶掠、草奸人命、無惡不作。如果說朱元璋和雍正殺人不眨眼,那都是可以理解的。一個書生出身的大臣竟如此嗜殺成性,兇惡狠毒。實在是曠古未聞。堂前狠殺人,堂後讀《論語》,是他衣冠禽獸的真實寫照。他集儒學道學理學於一身,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詡,經常大作自我批評,日記誅心。道貌岸然卻行桀紂之事。由於其深厚的封建儒理思想的修身之道,成為一百多年來中國政治人物的樣板,段祺瑞、蔣介石等政治人物都表示「獨服曾文正公」。這極為殘酷的政治典型對以後的中國起了極壞的表率作用,於是兇殘的現實從此給中國政治畫地為牢。而他所為人稱道的興師重教和治學之道,也不過是一種保守、封閉的文化運動,在數量上的增長無法掩蓋先進性的蒼白,在這一點認識上他還遠不及其學生李鴻章。在為人上,李鴻章的奏折「……概亂命也」,我們的理學家曾國藩的日記裡是「今日一睹聖顏……春秋鼎盛」。對於太平軍、老百姓是殺不眨眼的曾國藩卻對皇權禮教如此奴顏卑膝。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毫無人性的傢伙,卻成了某些湖南人的津津樂道的偶像,現在他的用人之術、治家之事、權謀之略都一本本的儼然又成了現在的准教科書,在對他的高山仰止之時卻忘了他那血淋淋的雙手和中國無數屈死的冤魂。如果這就是我們湖南人的性格的話,我寧願成為湖南人的叛徒!

接下來就是軍閥何健、許克祥,湖南王,1927年製造馬日事變,又是一場大屠殺,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前後有十多萬人遭到殺戮,使得二十年代末的湖南一遍白色恐怖。

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和國防部長的國民黨上將唐生智可謂是現代中國叱吒風雲的人物了吧,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人把湖南人的狡詐和投機手腕表現得淋漓盡致。北代時期就鑽營苟苟,在國民革命軍和北洋軍閥勢力間搞平衡。當北伐成不可阻擋之勢時,馬上投身革命,被編為北伐軍第八軍,成為以後的民國地方勢力,1927年縱容部隊清黨,濫殺無辜。抗戰時,在南京戰役前向蔣介石誓言「與南京共存亡!」,沽名釣譽,妄取政治資本,然而在日本人面前撈資本,他還太嫩。結果不到一星期,全線潰敗,當初「共存亡」的決心使得他根本沒打算撤退的準備,結果一敗塗地,三十萬南京軍民遭受日寇大屠殺。這就是後人就壓根沒有聽說過南京戰役,只知南京大屠殺的原因。而他本人隻身逃竄,只得去向蔣委員長請罪,結果被關了禁閉。1948年底,看到在解放軍排山倒海之勢下的蔣氏政權日薄西山,唐生智又想到了擇木而棲的謀略,於是又與人導演出一幕湖南和平解放的好戲,他的一生多少次棄暗投明已說不清了。但他在南京所應承擔的罪責卻是無可饒恕的,也是「湖南人」永遠的恥辱柱。

毛澤東先生那是中國的紅太陽,當然也是湖南人旗艦似的偉人。他高瞻遠矚、雄才大略,在三大戰役中,戰場上的細小變他都能洞察秋毫,並迅速作出判斷,就出現了「戰錦方為大問題」的戰略大手筆,就出現了最高統帥直接指揮到師級指揮員的戰爭特例,事實也的確證明了偉人決策之正確,由此成為戰爭史上的奇蹟。但是他的這種高屋建瓴的遠見卓識也運用於他一生的政治和治國生涯。當然他最輝煌時刻就是建國,現在先不說建國的事,畢竟一個國家終究是要建國的,建國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治國,否則也就不成立了。然而正如他寫的一篇宏文「事情正在起變化」,人們的認識也在起變化。既使是在革命鬥爭時期,1931年,他釀成的富田事件及之後的行為,令得紅20軍副排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殺,紅20軍只能編入紅5軍。殺人時的武器都是用大刀、梭鏢和棍棒,從而導致全國蘇區肅反運動擴大化。在長征行將結束時,西路軍2萬指戰員的全軍覆沒。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共計有5萬多人,當初有矛盾的紅四方面軍佔了近一半,「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理所當然的陳昌浩、徐向前部的西路軍不能去陝北,須去河西走廊,剩下來的1萬四方面軍同志包括張國燾、許世友自然少不了好好「學習」,作為軍委主席的他應負怎樣的責任?延安整風運動,他又該對數萬名打成了「特務」的飽受傷害的幹部負怎樣的責任呢?到建國以後,隨之而來就是很有爭議的朝鮮戰爭,三十四萬人的生命及無法統計的傷殘者和10萬名志願軍俘虜帶來無數家庭的支離破碎和痛不慾生。接下來1957年反右的擴大化傷害到數十萬人的生存權利和精神崩潰。三年困難,造成數百萬人非正常死亡。再接下來是十年浩劫,一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為甚麼那麼多的人遭受不白之冤,含恨離世?那麼多人被屠殺?(僅湖南道縣1969年發生的大屠殺就死去七千多人,第一次是殺地富類分子,第二次是殺犯屬),對於這場莫名其妙的運動我至今還有點如墜迷霧之中。至於其欽定的潘漢年案、胡風案比起這場運動來說是絕對的「渺蒼海之一粟」、至於張志新、遇羅克等不過是「滅蜉游於天地」,十年浩劫對現代中國造成的是無可估量的傷害。他親手發動的廬山會議批彭德懷(大躍進問題)和批馬寅初(人口問題)、梁漱溟(農民問題)運動其後果是至今中國都不能承受之重。劉邦都知道:「天下可馬上得之,不可馬上而治之。」作為一個具有大戰略眼光的領導人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道理。當鄧小平二次復出,國民經濟開始走入正軌時,他又再次發動倒鄧運動。其用心我不太想預測,因為我覺得可怕。有的湖南人還以此作為偉人呼風喚雨的威望來吹捧,顯示外省人在湖南人面前的不堪一擊。如果是千萬人生命的價值和人性的尊嚴、國家和黨的前途換來的是獨孤求敗似的領袖風采,那麼我們湖南人也太原始、愚昧。那就真是湖南人悲哀後的大悲哀。我不敢想像這一切是一個曾在天安門「高呼人民」萬歲的湖南學子的所作所為,我不敢相信這是一個見到百姓受苦難就流淚的瀟湘伢子的現代傑作,我不敢相信這是一個念著「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規律」走出西柏坡的革命領袖的一手炮製,我不敢相信這是一個飽含熱淚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題「由此上溯至公元1840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湖湘子弟對生命的價值觀。從內心深處來說我並不想抹殺毛的功績,從我懂事起我就對毛存有好感,熟背毛所有的詩詞曾是我的榮耀,有一次我讀到他的《論十大關係》讓我在內心深處對他好生敬服,連我找工作的應聘書上都寫著:「最崇拜的人:毛澤東」。但太多事情讓我不得不氣憤填膺,不能不改變自已二十年來的執著看法。

劉少奇可以說是湖南人的第三大驕傲,但他在延安整風運動、潘漢年案、反右運動、廬山會議以及文革初期扮演的角色,是不敢令人恭維的,這裡我就不多說了。當然他最後恪守原則底線而遭迫害致死,還是讓人不由得一聲歎息。不管怎樣,他畢竟堅守了他本該堅守的東西。

還有一個湖南人要讓人記住,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最讓人記憶猶新的是他在對毛主席的最後報告,對再次打倒鄧小平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卻毀壞了中國的建設進程中的很長很長的一道鐵軌,直到6年後才重新接入軌道。然鮮為人知的是毛遠新在七十年代是遼寧省黨政軍一把手,張志新割喉槍決事件就是在其任內發生的,據當年遼寧盤錦市革委會成員的一位退休老幹部說,像割喉的辦法是一位學過醫的革委成員看見處決犯人時要麼高喊反動口號要麼是「毛主席萬歲」,挺尷尬,就獻策割喉。為了一個所謂的「尷尬」就採取如此滅絕人性的做法,實在是匪夷所思(如果有可能的話,一定要找出這個本應以大醫精誠為原則的人)。張志新割喉時,五個彪形大漢不由分說一把摁住,不打麻藥,不用手術刀,一刀下去,慘絕人寰。次日再押上群情激昂的體育場執行死刑,我不知道張志新被割喉的那一晚是如何的悲天泣地?但更殘酷的事實是張志新不過是第31個罷了,前面那些無名的亡靈到底魂歸何處啊!天若有知,神若有靈,中華大地倘若有情,該是何等無告、無助!這就是毛遠新統治下的恐怖王國。他在其中負有怎樣的責任,可想而知!我寫此文寫到此都感到毛骨悚然。其罪大惡極,殺他十次也不為過。現在他17年監禁出來,以為沒事了。如果他不誠心懺悔,這筆帳永遠都算不完,今生算不了,來世還要算!一切有良知的湖南人都不能向這種令人髮指的摧殘人性的人妥協或無動於衷。如果說曾國藩、毛澤東還有建設方面的進步意義的話。他這個非大人物的小人,其惡不容於天地,實為湖南人之最大敗類!

我時常仰望無邊的夜空,皓月明河,桂影扶疏,看不到一顆星星。不過,上天還公平,並不是所有的夜晚都是「碧海飛金鏡」,還有更多的日子是群星璀璨、熠熠生輝。但在看不到星的月色裡,就不代表他們不存在或是不曾存在。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是逝去的人還是存在的人都如同天上的一顆星星,或明或暗或去或留而已,任何事情都不能讓存在沒有理由。多少年了,玉鏡懸空的日子佔據了現實歲月的絕大多數,不能不讓人深思。而我們的某些人卻仍然以過去的心態換了今日的虔誠來頂禮膜拜那漠視他人存在的月亮,卻忘了自已也是一顆星而已,卻忘了億萬星星他們的悲絕無告、無可抹滅的故事。星星也不是沒有他們的光芒,馬寅初老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陳寅恪「我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自由精神,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班門弄斧的卓然勇氣,遇羅克在1966年發表《出身論》的慷慨從容,彭德懷元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為民請命。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傳奇,每一個人都是一本典籍,如果我們能以對月亮的虔誠同時撒在星星的身上,也許這夜空會多一點正義、少一些悲慘。

大人物已無法讓我們感到心安,其他的就值得驕傲嗎?湖南的那位學者還在湘女多情和娛樂時尚上侃侃而談呢。說起現在的湖南歌廳、夜總會生意怎麼火,桃花江邊出美人等。從舜帝的湘妃典故到撕爛衣服的歌手。說得是頭頭是道,其意可能是想證明現在的湖南僅有榮光。

如果說到娛樂業,以我在長沙一年多的工作生活經歷,那我知道長沙的夜總會和歌廳火爆在全國都算得上是數一數二。只是我想問,在湖南一個物華天寶的地方,六千多萬人口的省份,有幾個在全國數得上的名牌大企業?遠大、三一、曙光LG、旺旺、伊萊克斯、對了還有長沙捲煙廠。加起來只怕才和長虹差不多,人家綿陽,一個小城市就有三大工業企業。我們佔盡天時地利的省會長沙還不如人家一個地級市!我們在消費文化意識上的張揚值得我們高興嗎?至於,消費那麼高,只怕有些不太好說的話吧?要是說湖南人的演藝界水平高,那說話臉不臉紅,我看了廣東這邊的水平比之湖南是有過之無不及。就算水平高,全國的演業界人員都是流動的,惟獨到了長沙就火了?還不是湖南人捨得花錢。至於錢的來路就難推論了,還是余傑說的像劉永好這樣的人是不會捨得經常去的。面對一個有幾百萬下崗職工和上千萬生活困難人民,我們好意思高唱歌舞昇平?當然學者學者,思想打折。一個月的收入是不成問題的,順便研究一下太平盛世、小資「文化」,名利雙收豈不美哉?只怕還要想想在紅塵滾滾的世界,夜晚的紙醉金迷是光彩奪目的談資嗎?那夜涼如水的天空有多少說不出口的事情,有多少貧苦人民的艱難?

作為益陽人,說桃花江邊出美人我應該是有資格評論的。當然作為一個傳說,未嚐不可(其實哪個江邊就不出美人)?但現在說起只怕有點羞辱,去到桃江的人說得多的恐怕是另一個話題。看到桃江一座座小樓,多有一段辛酸史,桃江的女孩子出去了,寄回來大把的鈔票,其中的原委已是公開的秘密。在廣東各大酒店、夜總會、髮廊、桑拿浴室隨便就可以遇到那裏的女孩。在桃江有一個渡假山莊,就是這樣的縮影,我在益陽時並不知道那個山莊,反而是在長沙我一個銀行的朋友那裏得知,朋友是個管事的,說一到雙休日,許多長沙人就去那裏樂,他們也去過,反正是公費旅遊。不去的反而會摞下笑柄,還說了個故事給我聽,不禁大笑。一個美好的傳說,一方明淨的水土,竟成了如此烏煙瘴氣的地方,讓我這個湖南人還有多少值得驕傲的呢?

我羨慕巴蜀之國,儘管是蜀道難於上青天,他有中國民營企業的精英劉永好家族的傳奇,有倪潤峰在市場經濟下的國有企業家領袖群倫的艱難探索,有四大名酒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演義。在本世紀中葉中華民族最難的時候,是他承載了中國的希望。沒有一個日本人踏上過天府的土地,但卻有上百萬巴蜀士兵出川抗戰,數十萬川軍將士為國捐軀。至今的我還記得台兒莊戰役中的王銘章將軍在戰至最後一人時,點燃一枝煙從容赴死的情景;在抗戰爆發後,劉湘將軍發出「一切為抗戰」的號召將所屬軍隊悉數調往前線歸屬統一指揮,以他的幾十萬軍隊的實力足可偏居一隅,卻能做出如此以犧牲小我成就大節的高風亮節實非那些只知保存實力者所能望其項背,他只恨身患絕症英年早逝,不能上陣殺敵,臨逝時仍念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死英雄淚滿巾」。一個四川無論在過去還是在現在都承擔了中國的命運,本來這已經足夠了。然而當中國又出現在一個湖南人造成的歷史關頭時刻,一個天府之國的小個子頑強的站出來了。鄧小平,值得中國人永遠銘記的名字。無論他曾經犯過怎樣的錯,他的三大歷史功績是無法抹去的。平反文革,讓億萬中國人走出人人自危的時代。改革開放,讓中國看到了世界,走上了市場經濟的現代化道路。在位交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主動交接權力的最高領導人。他的那句:「為甚麼社會主義就不能搞市場經濟」,在我看來其魄力遠在那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虛幻口號之上,可以說中國現代的歷史是從鄧小平先生開始的。他不受任何成法的約束,天馬行空獨往來的創新氣概,既無古人又很難有來者。難能可貴的,是他對於持不同意見人士的胸懷也遠非前人所能比。人道主義、尊重生命、人權也是從他開始才有了深入人心的不再是條文般的粗糙概念,至少他能做的都做了。這正是四川人給中國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可以理解那位湖南學者。在大庭廣眾之下,你肯定要維護湖南人的尊嚴,但是你如果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回到家後應該給自已一個反思的時間,就連在文革時受盡折磨的巴金老人都知道覺得應該反思,湖南人更應肩負起這個必須反思時代的責任。我不奢望你鐵肩擔道義只為民作主,但如果你不知的事一定要弄清楚,你知道的事一定不能因掩飾而違心,面對你的學生和你的朋友你應當有不泯滅良知的見解。

當然湖南人也未嚐沒有光榮的回顧,蔡元培,中國上世紀最偉大的思想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人。朱鎔基,中國最得人心的總理,「我只求在我退休以後,老百姓不說我做多了多少事,只要不說我是個貪官,我就阿彌陀佛了。」樸素的一句話讓我感動了好久。幸而有這樣的一些湖南人能夠勇往直前,才使得現在的湖南還有讓人覺得欣慰的地方,還有值得奮然前行的勇氣。當然這樣的湖南也就流於平常一點,雖不能掩蓋湖南人的黑暗鐵幕,卻也是湖南人的希望之所在。

一百多年了,湖南人帶給中華民族太多太多的苦難。漠視生命的價值,踐踏人性的尊嚴,所有慘無人道的用語無一例外的可以用在湖南人身上,中國的歷史經常因為湖南人在時間的前進中多次倒退。差點陷入阿鼻地獄而萬劫不復。這是湖南人帶給現代中國的永遠的罪過。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湖南青年,對於三湘大地有著深厚的故鄉情懷,我是經過多少次不願意面對的殘酷現實,從盲從、忽視、辯護、取其是而去其非、直至終於讓我從狹隘的地域觀走出來。無論是曾國藩、毛澤東和毛遠新都沒有對我有任何的傷害和打擊。但在天理昭彰的罪孽面前,誰都要面對良心的審視,作出公正的判斷。

格瓦拉說:「我們怎麼能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轉過臉去」。在生命的價值面前,任何湖南人都不得以對權謀厚黑、戰略能力的現實意義的敬佩來壓倒人性中最基本道義。沒有那些金科玉律的教條湖南人和中國人照樣可以做出類拔萃的人,沒有那些權謀厚黑,中華文化照樣可以輝煌燦爛。但那些處世真經卻常常能矇蔽人我們做人的良知和掩飾歷史的真實。所以有人提出以基督教的方式來反思、懺悔過往時,我似乎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余秋雨先生不同意這種方式,我想世間自有公論的。但一個不敢正視過去的作家,是很難贏得尊重的。這讓我又想起雨果、哈維爾、陳寅恪…….

至於贖罪,我想贖,我贖不起,但願所有的湖南人能一起來救贖,哪怕能贖罪惡之萬一,也算湖南為未來新中國的所盡效之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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