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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中国社会安定的高自杀率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中国自杀的人数是世界自杀人数的三分之一。2000年全世界登记的81.5万例自杀中，有28.7万名中国人，其中90%发生在农村，一半是妇女。

德国世界报在报道了这些惊人的数据后，分析了中国自杀人数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些中国卫生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了中国城市经济繁荣的另一面：农村居民心理苦闷、失去根基、物质贫困。他们曾经一度是经济改革的赢家，今天成了输家。自杀如此广泛、如此容易、对经济和社会安定具有如此大的爆炸性，使得北京不能再隐瞒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陷入困境的农村年轻妇女没有医疗预防和社会保障。北京的专科女医生张燕萍指出，想自杀的人，没有宗教或法律原则禁止和约束他们自杀。有心理疾病、受慢性病折磨或被社会、配偶问题困扰的人，把自杀视作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酗酒和基因遗传的懮郁症也可能是原因。人们对这两种病视而不见，不予治疗。中国农村懮郁病也很普遍，病人受到另眼看待，却得不到治疗。此外，每个农户家中的杀虫剂和灭鼠药很容易搞到，三分之二的自杀者都是使用了这些农药。”

中国城市拆迁风的背后

南德意志报的一篇长篇文章描述了上海东八块的拆迁背景。文章以居民的血泪控诉，勾画了上海官商勾结、强行圈地拆房的景象。

“土地过去意味着生存。在中国古代，它是暴力冲突的导火索。共产党之所以能上台，是因为它砍了大地主和腐败投机分子的头，把土地送给了穷人和农民。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谁会想到恰恰是这个党的干部今天却把普通老百姓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共产党曾是穷人和没有权利的人的政党，今天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干部与新富豪、商人、投机分子结成了同盟。想反抗的人，能反得了这样的同盟吗？”

文章接着报道了北京等地发生的居民因无处伸冤而自杀、抗议的事件。文章以房地产暴发户周正毅为例引出了官商勾结的内幕：

“虽然现在中国又有了私人房产，但土地、也就是你小房子下的那块土地属于国家，国家可以用这块土地做它认为正确的事。那么，谁是国家呢？比如说，党委书记、村长的桌子上展开了一份投资商”开发“其管区的计划，计划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时他们就是国家。

投资商的钱从何而来呢？周正毅的案子给了我们启示：姓周与中国的国家银行联手。据说，国家银行给他的贷款近十亿欧元，而且没有担保。这怎么行呢？那么就得问问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职位调回北京的刘金宝了。他给了周正毅两亿多欧元，做生意保持这样的关系不会有坏处。

现在，市民对房地产和土地买卖等丑闻的不满成了中国抗议游行的主要原因。这使政府十分不安，但政府的反应很含糊。”

德文版摄影画册再现文化大革命

最近，德国的一本摄影画册发表了现年63岁的退休摄影记者李振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拍摄的三百幅珍贵历史照片。对此，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专门作了报道。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当年，青年“新闻战士”李振生利用在黑龙江日报工作的机会，用照相机留下了破四旧、批斗走资派乃至血淋淋的镇压反革命等镜头。画册中三百幅照片是李振生从收藏多年的三万幅照片中精选出来、并带到美国发表的。

法兰克福汇报最后写道：

“然而，对共产党来说，目前不宜讨论历史问题。七十年代末，文化革命被定为“毛泽东的错误”和“十年动乱”，历史的这一章节就算结束了。官方不鼓励继续研究这段历史，否则就既要对数十万受害者做出解释，另外，拥有别墅和高级轿车的共产党同志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手法会在公众中失去可信性。现在，中国的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只能从父母那里听到文革的情况，当年的红卫兵现已五十多岁，他们宁可闭口不谈那个时代。李振生发表的照片完全可以带动一场早应进行的讨论。”

时代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美国记者梅纳舍的话说，李振生是一名杰出的摄影师，他以最佳时机和合适的背景，抓住了镜头前的荒谬景象。文章说，中国文革的实际情况大大超过了这些照片表现的范围：

“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更为骇人听闻，这里无法估计受害者的数目。1967年，中国部分地区爆发了各派和‘群众组织之间内战式的武斗，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伤，仅此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李振生不能展示这些，他或者没有拍摄这些场面，或者由于策略和尊严不允许，他不想展示这些场面。屠杀、谋杀、自杀、拷打、疯狂、饥饿、极端残忍条件下的监禁、学者接受扫厕所的侮辱以及被告发者的苦难－这些共产党中国最深层的恐怖并没有能以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