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5日訊】
危及中國社會安定的高自殺率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中國自殺的人數是世界自殺人數的三分之一。2000年全世界登記的81.5万例自殺中,有28.7万名中國人,其中90%發生在農村,一半是婦女。
德國世界報在報道了這些惊人的數据后,分析了中國自殺人數居高不下的原因:“這些中國衛生部門的統計數字顯示了中國城市經濟繁榮的另一面:農村居民心理苦悶、失去根基、物質貧困。他們曾經一度是經濟改革的贏家,今天成了輸家。自殺如此廣泛、如此容易、對經濟和社會安定具有如此大的爆炸性,使得北京不能再隱瞞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陷入困境的農村年輕婦女沒有醫療預防和社會保障。北京的專科女醫生張燕萍指出,想自殺的人,沒有宗教或法律原則禁止和約束他們自殺。有心理疾病、受慢性病折磨或被社會、配偶問題困擾的人,把自殺視作一個‘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
“酗酒和基因遺傳的懮郁症也可能是原因。人們對這兩种病視而不見,不予治療。中國農村懮郁病也很普遍,病人受到另眼看待,卻得不到治療。此外,每個農戶家中的殺虫劑和滅鼠藥很容易搞到,三分之二的自殺者都是使用了這些農藥。”
中國城市拆遷風的背后
南德意志報的一篇長篇文章描述了上海東八塊的拆遷背景。文章以居民的血淚控訴,勾畫了上海官商勾結、強行圈地拆房的景象。
“土地過去意味著生存。在中國古代,它是暴力沖突的導火索。共產党之所以能上台,是因為它砍了大地主和腐敗投机分子的頭,把土地送給了窮人和農民。這已經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誰會想到恰恰是這個党的干部今天卻把普通老百姓從他們的土地上赶走。共產党曾是窮人和沒有權利的人的政党,今天許多地方的共產党干部与新富豪、商人、投机分子結成了同盟。想反抗的人,能反得了這樣的同盟嗎?”
文章接著報道了北京等地發生的居民因無處伸冤而自殺、抗議的事件。文章以房地產暴發戶周正毅為例引出了官商勾結的內幕:
“雖然現在中國又有了私人房產,但土地、也就是你小房子下的那塊土地屬于國家,國家可以用這塊土地做它認為正确的事。那么,誰是國家呢?比如說,党委書記、村長的桌子上展開了一份投資商”開發“其管區的計划,計划對他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時他們就是國家。
投資商的錢從何而來呢?周正毅的案子給了我們啟示:姓周与中國的國家銀行聯手。据說,國家銀行給他的貸款近十億歐元,而且沒有擔保。這怎么行呢?那么就得問問從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職位調回北京的劉金寶了。他給了周正毅兩億多歐元,做生意保持這樣的關系不會有坏處。
現在,市民對房地產和土地買賣等丑聞的不滿成了中國抗議游行的主要原因。這使政府十分不安,但政府的反應很含糊。”
德文版攝影畫冊再現文化大革命
最近,德國的一本攝影畫冊發表了現年63歲的退休攝影記者李振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拍攝的三百幅珍貴歷史照片。對此,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專門作了報道。
法蘭克福匯報報道說,當年,青年“新聞戰士”李振生利用在黑龍江日報工作的机會,用照相机留下了破四舊、批斗走資派乃至血淋淋的鎮壓反革命等鏡頭。畫冊中三百幅照片是李振生從收藏多年的三万幅照片中精選出來、并帶到美國發表的。
法蘭克福匯報最后寫道:
“然而,對共產党來說,目前不宜討論歷史問題。七十年代末,文化革命被定為“毛澤東的錯誤”和“十年動亂”,歷史的這一章節就算結束了。官方不鼓勵繼續研究這段歷史,否則就既要對數十万受害者做出解釋,另外,擁有別墅和高級轎車的共產党同志所宣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識形態手法會在公眾中失去可信性。現在,中國的青少年和年輕的成年人只能從父母那里听到文革的情況,當年的紅衛兵現已五十多歲,他們宁可閉口不談那個時代。李振生發表的照片完全可以帶動一場早應進行的討論。”
時代周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引用美國記者梅納舍的話說,李振生是一名杰出的攝影師,他以最佳時机和合适的背景,抓住了鏡頭前的荒謬景象。文章說,中國文革的實際情況大大超過了這些照片表現的范圍:
“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情況更為駭人听聞,這里無法估計受害者的數目。1967年,中國部分地區爆發了各派和‘群眾組織之間內戰式的武斗,造成成千上万人死傷,僅此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李振生不能展示這些,他或者沒有拍攝這些場面,或者由于策略和尊嚴不允許,他不想展示這些場面。屠殺、謀殺、自殺、拷打、瘋狂、飢餓、極端殘忍條件下的監禁、學者接受掃廁所的侮辱以及被告發者的苦難-這些共產党中國最深層的恐怖并沒有能以圖片的形式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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