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经过三次西征，征服了中西亚广大地区。成吉思汗曾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因此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支宗族称为“西道诸王”。幼子拖雷则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的地方，后成为元朝的疆域。

其后，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支后裔分别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拖雷系的旭烈兀，即忽必烈的三弟，建立了伊儿汗国。四大汗国的汗，与中央是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到了忽必烈统治时期，中央对汗国的控制弱化，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走向独立，但这些独立的汗国依然尊奉元朝皇帝为大汗，称之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承认元朝皇帝为其宗主，它们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因此，这些汗国的汗即位需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认可，此外，他们与元朝相互间的使节来往不断。

与钦察汗国的关系

成吉思汗时期，其长子术赤被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包括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顿河和伏尔加河一带的钦察草原。由于术赤比成吉思汗去世的早，这一封地归其儿子拔都。

1243年初，拔都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为首都，正式建立了钦察汗国，其领土范围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南辖克里木半岛和北高加索。该汗国离蒙古的都城数万里，驿骑急行需二百余日。因为拔都所驻的穹帐使用金顶，因此“钦察汗国”也称为“金帐汗国”。

拔都与拖雷系交好，曾支持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继承汗位。1255年拔都去世后，他的弟弟别儿哥成为钦察汗国可汗。1266年，别儿哥去世，拔都的孙子忙哥帖木儿即位，正式得到了忽必烈的册封。1276年，蒙哥的第四子昔里吉叛乱，把忽必烈的皇子那木罕、阔阔出扣为人质，原本要送给海都，但海都拒绝接受，昔里吉就送到忙哥帖木儿处，忙哥帖木儿又送回给忽必烈。

与伊儿汗国的关系

窝阔台时期，曾派兵消灭了在波斯西部复国的花剌子模帝国，征服和招降了波斯大部分地区，其后，谷儿只（格鲁吉亚王国）、亚美尼亚、鲁迷等国也先后归附蒙古。窝阔台为此设置了管辖阿姆河以西波斯各省的行政机构，并派兵镇守。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置阿姆河等处行中书省，以阿儿浑为行省长官，设治于呼罗珊图斯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1256年，蒙哥汗派弟弟旭烈兀西征，先后灭掉马拶答尔（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诸山国，攻陷巴格达，灭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其后于1259年入侵叙利亚。

在叙利亚取得节节胜利之际，旭烈兀突然听闻蒙哥汗驾崩的消息，他率兵返回波斯，建立了伊儿汗国，但留下将军怯的不花继续进攻。怯的不花军随后在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被击溃，蒙古所占叙利亚诸城尽失。

此时旭烈兀得知忽必烈已继承大汗位，并与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汗位之争。他停止了东返，而是向双方派出使者，表示拥护忽必烈为大汗，劝阿里不哥放弃。忽必烈则下旨，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边境的波斯国土和该地蒙古、阿拉伯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

旭烈兀的伊儿汗国，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含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首都为蔑剌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并命长子阿八哈统领汗国东部呼罗珊等省地。

1264年，忽必烈遣使臣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并给他增派三万军队。第二年，旭烈兀去世，阿八哈嗣位，并遣使报丧，忽必烈派使者持诏立他为汗。阿八哈即位后，始定都于大不里士，以蔑剌哈为陪都。此后，忽必烈攻打南宋，就是向阿八哈征寻回回工匠，回回炮技术因而传入中原。

阿八哈在位期间，与元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藩属关系。1282年，阿八哈去世，他的弟弟台古塔儿即位，因为他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即位后不称自己为“汗”，而改称“苏丹”，并下令所属民众一律信奉伊斯兰教。由于元朝推行宗教自由，忽必烈并未干涉。但不愿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在1284年联合部分贵族，杀死了台古塔儿，并上报忽必烈。忽必烈命他继承汗位，并授权臣不花为宰相。

可以说，钦察汗国与伊儿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但仍然自认是元朝的“宗藩之国”，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商人、教士与使节的往来更为频繁，这两个国家的一些城市也成为了东西方往来的交通枢纽。

而元朝以元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路，连通了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交通，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起点就是在元上都，每逢春天都会有大批商贩从欧亚各地赶来，以各种奇货异宝与元朝人士交易。在元朝的驿路上，往来着罗马教宗使者、高丽国王、波斯、缅甸、尼泊尔使者及意大利商人、印度僧侣等，中华文明与欧亚的交流范围空前扩大。

从1240年到1340年的一百年间，是中国和欧洲可以直接接触的最好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和土耳其人都多少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

忽必烈时期与欧洲交往中，最为有名的人物当然是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他在元朝居住了十几年，回到欧洲后撰写了《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其中讲述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可以说，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华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

《行纪》中的忽必烈

《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述，马可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曾经过钦察汗国，拜见了别儿哥汗，受到热情款待，并在此停留一年，其后，跟随旭烈兀的使臣前往大都拜见了忽必烈，受到礼遇。时间是在1266年。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很多事情，比如他们的君主如何治理国土、如何断决狱讼、如何进行战争、如何处理庶务，以及国内的贵族等级、教宗教会和社会风俗等。

忽必烈听了他们的讲述后很高兴，遂请他们偕同一名元朝使臣前往罗马，忽必烈还给罗马教宗写了一封信，请教宗派人到元朝，介绍基督教和欧洲的文学艺术。大汗还赐给他们金牌，上面写着：三人所过之地，当地必须供应所需之物，如马匹和护卫等。

三人到了罗马后，才知原来的教宗已去世，覆命需要等到新任教宗即位。在拿到新任教宗格烈果儿的信件后，波罗兄弟带着尼科洛17岁的儿子马可于1271年前往中国。他们从威尼斯乘船到黑海南岸登陆，然后从陆路辗转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随后又抵达大都，皆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款待。

马可聪明伶俐，接受新事物很快，不仅很快熟习蒙古语，而且还对蒙文、蒙古人的战术十分了解，也有一说是他也学会了汉语，这让忽必烈十分喜欢他，封他做元朝的官，还让他到各地出使。他先后到过现在的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因此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和见到许多比欧洲先进的文化成就。

马可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他完成使命后不仅奏报奉使之事，而且还向想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忽必烈讲述途中见闻，忽必烈和左右大臣都夸他将来“必为博识大才之人”。

在马可的眼中，伟大君主忽必烈的形象是这样的：“大汗风度翩翩，看起来让人心生好感”，“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他有四位正妻，皆称为皇后。而忽必烈对王朝的治理以及对百姓的体恤，比如庄稼歉收时和灾祸发生时，赈济百姓，都给马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年黄历八月二十八日是忽必烈大汗的生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会向大汗献贡品，所有宗教徒也一起为大汗祈福。

《行纪》中的元都城之繁盛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描述了当时闻名于世的上都，“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此宫有墙垣环之，广袤十六哩，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有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

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97年读到《行纪》后，在其诗作《悠然神往》中如此写道：“安乐的宫殿有倒影，宛在水波的中央漂动；这儿能听见和谐的音韵，来自那地泉和岩洞。”由宫殿、草原、森林、溪流构成的梦境中的上都，彼时在西方国家被称作Xanadu，在英美的《韦伯英语大辞典》中被单独列为词条；欧洲天文学家还用它命名土星的第六颗卫星。几百年来，Xanadu成为欧美人士描绘神秘美丽地方的形容词，亦有宛如仙境之意。

《行纪》还描述了“广大庄严”的汗八里城，即大都贸易的发达和户口的繁盛。在大都城内城外，有很多“华屋巨室”，居住着很多人，其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或是来进贡的，或是来经商的。因此都城内来自世界的各种物品汇聚，这是世界其它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仅丝一项，每日进入城中的就有上千车，每车近五百公斤，这意味着每日有差不多五十万公斤的丝进入大都，这的确令人惊叹。

而当时被称为“行在”的杭州，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

在马可的笔下，元朝有着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还有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这怎不让人向往？

波罗一家人返回欧洲

在中国待了十几年后，马可的父亲和叔叔都很思念故乡，因此向忽必烈请辞回国，但忽必烈非常喜爱马可，所以没有同意。恰好伊儿汗国汗阿鲁浑遣使向忽必烈求娶蒙古公主阔阔真，使者见马可三人是拉丁人，且熟悉印度海沿途情形，便请求忽必烈允许让他们同行。忽必烈忍痛割爱，同意了这个请求。

1292年，马可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委托，从泉州出发经海路护送公主到伊儿汗国成婚。忽必烈还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临行前，忽必烈赐予他们两面金牌，持此沿途可以得到诸多方便，还让他们捎去给教宗、法国国王、英国国王、西班牙国王等国王的信件。

1295年波罗一家人回到欧洲。波罗一家人回到欧洲后，定居威尼斯。当地人很喜欢听他们讲述在东方的经历。1296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被俘，在监狱中，他将在中国的经历讲给同狱的同伴、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行记》。

该书刚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几个月后，就风靡整个意大利。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前，该书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迄今为止，《马可‧波罗行记》已经有119种各种文字的版本。

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这“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其同时也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掀起了“东方热”，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它被视为“世界第一大奇书”。

马可‧波罗对东方的介绍引起了西方人的热情，归根结底与忽必烈推动东西方友好往来、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世界各地之人来华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资料：

《元史》
《忽必烈传》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马可波罗行记》
《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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