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建立年号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即位或者遇到国家大事时，都会进行“改元”，也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年号。年号大多取吉庆、祥瑞或进取、兴盛之意，寄予了一代帝王对国家和自己的期许。

历数清朝初期的年号，太宗皇太极建国时创立“崇德”年号，世祖福临改元“顺治”，再到圣祖皇帝的“康熙”，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王朝从兴而盛的演变过程。康熙帝亲政之后，也确实遵循祖辈以及前朝的传统，做出一系列举措，为开创盛世打下基础。

御门听政

朕三十年来，每天早晨在御门听政，和群臣会面，询问施政得失，已经形成习惯了。——康熙帝

（出处：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康熙朝实录》）

在紫禁城的内廷，有一座巍峨华贵的正门曰“乾清门”，因过此门方能见到康熙帝的寝宫乾清宫而得名。这座宫门的特殊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近百年的清天子“御门听政”的历史。

所谓御门听政，就是皇帝每天按时亲临乾清门，听取政务、下达旨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早朝”。这是由明成祖朱棣定下的天子理政的方式，只不过地点选在了太和门；清承明制，由顺治帝开始，在康熙帝时期达到一个顶峰，之后的皇帝逐渐改在圆明园“避喧听政”。这或许颠覆了当今人们的想像，明清皇帝和王公大臣们不避晴雨寒暑、在宫门口上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他们是非常勤政的。

康熙帝的听政，开始于他宣布亲政的那一天，从此御门听政成了他处理政务的一大特点。除了外出巡视，康熙帝每天都按时出现在宫门前，和群臣商讨国事。只是在极端的盛暑天气，听政地点临时改为避暑的西苑的瀛台门。

天还未亮时，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等诸位官员，便开始在午门前集合，经过中左门稍事休息后，汇集在乾清门外等候召见。一般在春夏季早上的六点、秋冬季早上的七点，康熙帝定然驾临乾清门，听理政事。这时，官员们鱼贯而入，依次奏报。结束后，大学士、学士再将“折本”请旨。所谓折本，就是康熙帝批阅过，折角做记号命官员复议的奏折。

整个听政过程中，康熙帝和臣下直接对话，及时对政务做出决策。在亲政的前两年，还是鳌拜辅政擅权时期，康熙帝的旨意无法真正施行，那时他的听政，主要是出于遏制鳌拜的需要。

在辅政时代，官员的奏章都是在第二天，由辅政大臣等少数人在内廷议定，大学士不得入直（值），没有明朝内阁大臣的票拟、章奏之权，这就给了鳌拜弄权的便利。康熙帝一旦开始听政，便走出了内廷的小圈子，得以和朝中的有志之士接触，同时直接考察官员的才干和品行。

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康熙帝听政就是他了解下情、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径。后来，他也多次下旨改进听政的程序，要求君臣一体励精图治；同时他也考虑到官员的实际情况，做出一定的变通，以取得听政的最大实效，他自己则每日听政。

臣子们体恤皇帝的辛勤，多次建议调整听政的时间，比如从每天改成三五日一次。康熙帝却认为：“治国之道，重要的是精诚勤劳，善始善终，不应有间断。”[1]怀着励精图治、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康熙帝用自己的行动坚持了五十多年。

重建内阁

康熙帝下令将内三院改成内阁。其中大学士、学士的官衔，以及翰林院的官制，都参考顺治十五年时的旧例。

（出处：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具着察顺治十五年例议奏。——《康熙朝实录》）

辉煌的帝业，离不开肱股大臣的辅弼。康熙朝的辅政时代终结后，朝廷中仍然需要有效的中枢机构辅佐天子。这时的康熙远承明制，近法先祖，重建了内阁制度。

内阁是明清特有的中枢机构。自明太祖罢中书省、废丞相后，后代皇帝就在翰林院的基础上组建了内阁。翰林院是怎么回事呢？它始于唐朝，其官员最初是精通艺能的人士，自唐玄宗以后其官员变成专门起草诏制的文学侍从官，比如李白就曾做过翰林院的学士。

明朝时，翰林院内设立殿阁大学士，在称号上就是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等，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明成祖时，大学士们开始参与政务，始有“内阁”之名，居首者称“首辅”，有票拟之权，权力堪比宰相。

到了清朝，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36年），改负责文书、修史等文字工作的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和内秘书院，设置满汉大学士，可以议政决策，初具内阁规模。然而满清朝政，由诸王贝勒把持，内三院主要起到一种制衡诸王、维护皇权的作用。顺治帝时，也主要延续了内三院的体制，曾仿照明朝设立翰林院及殿阁大学士官衔。

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倒台后，康熙帝收回了象征皇权的“批红权”，调整内三院大学士的人员。年底，御史李之芳上疏，建议恢复大学士入值的旧制。九年八月，康熙帝正式下诏，改内三院为内阁，商议设立翰林院以及大学士、学士官衔的事宜。十月，任命一批满、汉殿阁大学士。十二月，任命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各级别官员，正式建立翰林院机构。

在康熙一朝，内阁大学士主要负责的工作有：代阅章奏、票拟批答、参与政事、撰修史料等，起到了中枢机构的作用。

一向敬慕汉文化的康熙帝，也非常重视满汉民族的交流。在内阁人员比例上，他尽量按照相同比例选拔满人、北方汉人、南方汉人担任大学士，让他们在朝堂上施展才干，更好地兼顾各族百姓的福祉。这样，国家中枢机构日臻健全，每日的御门听政也有了更高的效率和更切实的意义。

经筵日讲

做学问，必须不间断，才能有收获。以后无论寒暑，讲学活动都不要停止。——康熙帝

（出处：上谕曰：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清圣祖实录》）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来，传统儒学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康熙帝作为历史上最勤勉、最博学的皇帝，对汉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学习，从幼年就开始了。他刚即位时，跟着张氏、林氏两位内侍，学习句读，作为启蒙。这两人在明朝就是读书人，他们教导康熙帝时，以讲解儒家经典为主，之后也讲授诗歌和文章。后来，翰林沈荃因擅长明人董其昌的字，也做了康熙帝的书法老师。

在处理政事之外，康熙帝抓紧有限的空闲时间潜心治学。清晨五更起身诵读，晚间反复思索，好学不怠，甚至因过度劳累而咳血，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肯松懈。[2]因而，康熙帝才能在短时间内让学问突飞猛进，更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康熙帝需要更多的大学问家来提升自己的学业。于是，专注于帝王之学的经筵和日讲活动在清朝到了一个顶峰。所谓经筵，即为皇帝讲论经史和治国之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是一种大臣给皇帝上课，君臣研习经典、探讨朝政的一种学习制度。

经筵制度始于汉、成于宋，明清基本沿用其制。经筵有大小之分，大经筵多在春秋两季开设，仪式隆重；小经筵即日讲，更为频繁，注重实用性，也就是日常的授课了。到了康熙朝，群臣多次提议开设经筵。自康熙九年开始，康熙帝在早晨结束了御门听政，便于辰时驾临弘德殿，聆听讲官进讲，同时他也在筹备大经筵典礼。

康熙十年（1671年）的二月初春，康熙帝在翰林、内阁学士中挑选出十余名满汉经筵讲官，在太和殿举办了盛大庄严的经筵大典。之后，大典在每年的春秋时节照例举行，小经筵则隔日进行。这些帝王之师们，通晓儒家经典和历代史实，他们以辅佐圣君明主为己任，以古喻今、结合政事，尽心尽力教导康熙帝。通过系统的学习，康熙帝很快掌握了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典籍的精要。

为了更高效地学习，康熙帝于十二年（1673年）二月下旨，打破旧例，命讲官们除了皇帝外出巡视外，每天都要讲学，让“日讲”成为名副其实的活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康熙帝以此自勉，无论寒暑，无论政务有多繁忙，他都会按时出现在乾清宫、弘德殿或懋勤殿内，向讲官们虚心求教、孜孜不倦，度过了一个个宝贵的上午时光。

康熙帝还很注重讲学的实效。比如他认为讲官单方面授课的方式，只是遵循旧例，对做学问没有太大帮助，因而决定改进为君臣互动的模式。十四年（1675年）四月，他对讲官说：“以后进讲时，讲官讲完后，朕也讲解经史，如此互相讨论，这才对实学有帮助。”[3]

他也很注重讲学内容，杜绝内容空泛的讲谈。在十五年（1676年）二月，他又对讲官明言：“讲学中歌功颂德的地方，不要过多谈论，只选取对实际学问有助益的内容讲解。”[4]到了十六年，康熙帝学问日益精进，又把进讲方式改为了由皇帝先讲。

正是经过这样寒暑不辍的精诚苦学，康熙帝终于成为一位博古通今、文才卓越的帝王，他一生留下千余首诗歌和百万余字的著述，令人惊叹。同时他求知若渴的钻研态度也鼓舞清代文人的求索精神，并促进了清朝文化的繁荣。

设南书房

朕平时读书、练字，感到近侍中缺乏博学善书之人，以至于他们在讲论时不能顺利应对。所以朕决定，在翰林院中选择博学善书者两人，侍奉左右，共同研究文学义理。——康熙帝

（出处：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康熙起居注》）

康熙朝有一个特殊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由汉族士大夫组成，清初的著名文人熊赐履、陈廷敬、王士祯、查慎行等人都曾入值于此。因而，此处更成为清廷中人才济济的清要所在，汉人更以在这里供职为荣。它的名字——南书房，听上去风雅有余，威慑不足，却是康熙帝身边最重要的咨询和决策机构。

南书房的创设时间不晚于康熙十年，也是康熙帝亲政初期一大重要举措。《清史稿》中关于书法家沈荃，有一句记载：“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康熙帝此举，同样沿袭满清贵族的旧制。早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宗室子弟都设有“书房”，并选拔有文才者辅导学业，兼管文书工作。太宗皇太极将书房改为文房，特选儒士供职，成为正式机构。世祖顺治帝虽未设立书房，但是他专门在宫廷中开设一处公办的地方，选翰林院官员轮值，以备随时召见、咨询政务。

康熙帝就在亲政后不久，继承先祖遗范，把乾清宫的西南角、也就是自己旧日读书的地方开辟为办公区域，择翰林文臣入值，即开设南书房。南书房官员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进而辅佐皇帝草拟诏令文书，参预机务。

南书房的官员向来没有固定的人数和编制，但却是康熙帝极为重视的近臣。康熙十六年（1697年）十月，南书房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康熙帝对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说：“朕最近读书写字时，发现近侍中缺少博学善书之人，以至于他们讲论经史时，无法顺利应对。”于是下令在翰林中甄选贤才，令其“常侍左右，讲究文义”。更重要的是，康熙帝还特意在紫禁城中赏赐府邸，以示恩宠和殊荣。后来，侍讲学士张英和内阁学士高士奇，就成为人人称羡的南书房新成员。[5]

南书房官员的选拔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如康熙帝所说的，从翰林院或者平时讲授儒学的文臣中拔擢，二是直接提拔才华出众的书生。比如海宁的查慎行，精通《易》学，诗名享誉禁中；还有陈元龙，因书法受到康熙帝赏识，都受到特召，入值南书房。

总体来说，南书房的官员是天子的近侍、师友甚至心腹，康熙帝对他们都非常地礼遇和器重。比如张英入值不到三年，就升任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来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尚书，总领南书房。康熙帝称赞他“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6]张英致仕后，康熙帝仍然一再向他咨询地方吏治。

南书房的尊崇地位，体现了康熙帝打破满汉隔阂的开阔胸怀，以及对文人和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敬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子如此圣明，他身边也似百川入海一般，汇聚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忠臣贤士。他们忠诚地跟随康熙帝，一同开创清朝的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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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康熙朝实录》卷115：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丙子条。
[2] 《康熙教子庭训格言》第三章。
[3] 《康熙朝实录》卷54：康熙十四年四月辛亥条。
[4]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5：上谕讲官喇沙里、徐元文曰：“嗣后经筵讲章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有裨实学，其谕各讲官知之。”
[5]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癸亥条。
[6] 见《清史稿》卷267。@*#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