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武帝建立年號後，歷朝歷代的皇帝在即位或者遇到國家大事時，都會進行「改元」，也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年號。年號大多取吉慶、祥瑞或進取、興盛之意，寄予了一代帝王對國家和自己的期許。

歷數清朝初期的年號，太宗皇太極建國時創立「崇德」年號，世祖福臨改元「順治」，再到聖祖皇帝的「康熙」，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個王朝從興而盛的演變過程。康熙帝親政之後，也確實遵循祖輩以及前朝的傳統，做出一系列舉措，為開創盛世打下基礎。

御門聽政

朕三十年來，每天早晨在御門聽政，和群臣會面，詢問施政得失，已經形成習慣了。——康熙帝

（出處：朕三十年來，每晨聽政，面見諸臣，諮詢得失，習以為常。——《康熙朝實錄》）

在紫禁城的內廷，有一座巍峨華貴的正門曰「乾清門」，因過此門方能見到康熙帝的寢宮乾清宮而得名。這座宮門的特殊之處，不僅僅在於它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見證了近百年的清天子「御門聽政」的歷史。

所謂御門聽政，就是皇帝每天按時親臨乾清門，聽取政務、下達旨意，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上早朝」。這是由明成祖朱棣定下的天子理政的方式，只不過地點選在了太和門；清承明制，由順治帝開始，在康熙帝時期達到一個頂峰，之後的皇帝逐漸改在圓明園「避喧聽政」。這或許顛覆了當今人們的想像，明清皇帝和王公大臣們不避晴雨寒暑、在宮門口上朝，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他們是非常勤政的。

康熙帝的聽政，開始於他宣布親政的那一天，從此御門聽政成了他處理政務的一大特點。除了外出巡視，康熙帝每天都按時出現在宮門前，和群臣商討國事。只是在極端的盛暑天氣，聽政地點臨時改為避暑的西苑的瀛台門。

天還未亮時，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等諸位官員，便開始在午門前集合，經過中左門稍事休息後，匯集在乾清門外等候召見。一般在春夏季早上的六點、秋冬季早上的七點，康熙帝定然駕臨乾清門，聽理政事。這時，官員們魚貫而入，依次奏報。結束後，大學士、學士再將「折本」請旨。所謂折本，就是康熙帝批閱過，折角做記號命官員復議的奏摺。

整個聽政過程中，康熙帝和臣下直接對話，及時對政務做出決策。在親政的前兩年，還是鰲拜輔政擅權時期，康熙帝的旨意無法真正施行，那時他的聽政，主要是出於遏制鰲拜的需要。

在輔政時代，官員的奏章都是在第二天，由輔政大臣等少數人在內廷議定，大學士不得入直（值），沒有明朝內閣大臣的票擬、章奏之權，這就給了鰲拜弄權的便利。康熙帝一旦開始聽政，便走出了內廷的小圈子，得以和朝中的有志之士接觸，同時直接考察官員的才幹和品行。

都說一日之計在於晨，康熙帝聽政就是他了解下情、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徑。後來，他也多次下旨改進聽政的程序，要求君臣一體勵精圖治；同時他也考慮到官員的實際情況，做出一定的變通，以取得聽政的最大實效，他自己則每日聽政。

臣子們體恤皇帝的辛勤，多次建議調整聽政的時間，比如從每天改成三五日一次。康熙帝卻認為：「治國之道，重要的是精誠勤勞，善始善終，不應有間斷。」[1]懷著勵精圖治、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康熙帝用自己的行動堅持了五十多年。

重建內閣

康熙帝下令將內三院改成內閣。其中大學士、學士的官銜，以及翰林院的官制，都參考順治十五年時的舊例。

（出處：命改內三院為內閣。其大學士學士官銜，及設立翰林院衙門等官，具著察順治十五年例議奏。——《康熙朝實錄》）

輝煌的帝業，離不開肱股大臣的輔弼。康熙朝的輔政時代終結後，朝廷中仍然需要有效的中樞機構輔佐天子。這時的康熙遠承明制，近法先祖，重建了內閣制度。

內閣是明清特有的中樞機構。自明太祖罷中書省、廢丞相後，後代皇帝就在翰林院的基礎上組建了內閣。翰林院是怎麼回事呢？它始於唐朝，其官員最初是精通藝能的人士，自唐玄宗以後其官員變成專門起草詔制的文學侍從官，比如李白就曾做過翰林院的學士。

明朝時，翰林院內設立殿閣大學士，在稱號上就是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等等，相當於皇帝的祕書。明成祖時，大學士們開始參與政務，始有「內閣」之名，居首者稱「首輔」，有票擬之權，權力堪比宰相。

到了清朝，皇太極於天聰三年（1636年），改負責文書、修史等文字工作的文館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弘文院和內祕書院，設置滿漢大學士，可以議政決策，初具內閣規模。然而滿清朝政，由諸王貝勒把持，內三院主要起到一種制衡諸王、維護皇權的作用。順治帝時，也主要延續了內三院的體制，曾仿照明朝設立翰林院及殿閣大學士官銜。

康熙八年（1669年）鰲拜倒台後，康熙帝收回了象徵皇權的「批紅權」，調整內三院大學士的人員。年底，御史李之芳上疏，建議恢復大學士入值的舊制。九年八月，康熙帝正式下詔，改內三院為內閣，商議設立翰林院以及大學士、學士官銜的事宜。十月，任命一批滿、漢殿閣大學士。十二月，任命翰林院的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等各級別官員，正式建立翰林院機構。

在康熙一朝，內閣大學士主要負責的工作有：代閲章奏、票擬批答、參與政事、撰修史料等，起到了中樞機構的作用。

一向敬慕漢文化的康熙帝，也非常重視滿漢民族的交流。在內閣人員比例上，他儘量按照相同比例選拔滿人、北方漢人、南方漢人擔任大學士，讓他們在朝堂上施展才幹，更好地兼顧各族百姓的福祉。這樣，國家中樞機構日臻健全，每日的御門聽政也有了更高的效率和更切實的意義。

經筵日講

做學問，必須不間斷，才能有收穫。以後無論寒暑，講學活動都不要停止。——康熙帝

（出處：上諭曰：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清聖祖實錄》）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以來，傳統儒學就成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康熙帝作為歷史上最勤勉、最博學的皇帝，對漢文化特別是儒學的學習，從幼年就開始了。他剛即位時，跟著張氏、林氏兩位內侍，學習句讀，作為啟蒙。這兩人在明朝就是讀書人，他們教導康熙帝時，以講解儒家經典為主，之後也講授詩歌和文章。後來，翰林沈荃因擅長明人董其昌的字，也做了康熙帝的書法老師。

在處理政事之外，康熙帝抓緊有限的空閒時間潛心治學。清晨五更起身誦讀，晚間反覆思索，好學不怠，甚至因過度勞累而咳血，但即使這樣他也不肯鬆懈。[2]因而，康熙帝才能在短時間內讓學問突飛猛進，更寫得一手漂亮的書法。

隨著年齡的增長，康熙帝需要更多的大學問家來提升自己的學業。於是，專注於帝王之學的經筵和日講活動在清朝到了一個頂峰。所謂經筵，即為皇帝講論經史和治國之道而特設的御前講席，是一種大臣給皇帝上課，君臣研習經典、探討朝政的一種學習制度。

經筵制度始於漢、成於宋，明清基本沿用其制。經筵有大小之分，大經筵多在春秋兩季開設，儀式隆重；小經筵即日講，更為頻繁，注重實用性，也就是日常的授課了。到了康熙朝，群臣多次提議開設經筵。自康熙九年開始，康熙帝在早晨結束了御門聽政，便於辰時駕臨弘德殿，聆聽講官進講，同時他也在籌備大經筵典禮。

康熙十年（1671年）的二月初春，康熙帝在翰林、內閣學士中挑選出十餘名滿漢經筵講官，在太和殿舉辦了盛大莊嚴的經筵大典。之後，大典在每年的春秋時節照例舉行，小經筵則隔日進行。這些帝王之師們，通曉儒家經典和歷代史實，他們以輔佐聖君明主為己任，以古喻今、結合政事，盡心盡力教導康熙帝。通過系統的學習，康熙帝很快掌握了四書五經、《資治通鑑》等典籍的精要。

為了更高效地學習，康熙帝於十二年（1673年）二月下旨，打破舊例，命講官們除了皇帝外出巡視外，每天都要講學，讓「日講」成為名副其實的活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康熙帝以此自勉，無論寒暑，無論政務有多繁忙，他都會按時出現在乾清宮、弘德殿或懋勤殿內，向講官們虛心求教、孜孜不倦，度過了一個個寶貴的上午時光。

康熙帝還很注重講學的實效。比如他認為講官單方面授課的方式，只是遵循舊例，對做學問沒有太大幫助，因而決定改進為君臣互動的模式。十四年（1675年）四月，他對講官說：「以後進講時，講官講完後，朕也講解經史，如此互相討論，這才對實學有幫助。」[3]

他也很注重講學內容，杜絕內容空泛的講談。在十五年（1676年）二月，他又對講官明言：「講學中歌功頌德的地方，不要過多談論，只選取對實際學問有助益的內容講解。」[4]到了十六年，康熙帝學問日益精進，又把進講方式改為了由皇帝先講。

正是經過這樣寒暑不輟的精誠苦學，康熙帝終於成為一位博古通今、文才卓越的帝王，他一生留下千餘首詩歌和百萬餘字的著述，令人驚歎。同時他求知若渴的鑽研態度也鼓舞清代文人的求索精神，並促進了清朝文化的繁榮。

設南書房

朕平時讀書、練字，感到近侍中缺乏博學善書之人，以至於他們在講論時不能順利應對。所以朕決定，在翰林院中選擇博學善書者兩人，侍奉左右，共同研究文學義理。——康熙帝

（出處：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康熙起居注》）

康熙朝有一個特殊的內廷機構，清一色由漢族士大夫組成，清初的著名文人熊賜履、陳廷敬、王士禎、查慎行等人都曾入值於此。因而，此處更成為清廷中人才濟濟的清要所在，漢人更以在這裡供職為榮。它的名字——南書房，聽上去風雅有餘，威懾不足，卻是康熙帝身邊最重要的諮詢和決策機構。

南書房的創設時間不晚於康熙十年，也是康熙帝親政初期一大重要舉措。《清史稿》中關於書法家沈荃，有一句記載：「十年，授侍講，直南書房。」康熙帝此舉，同樣沿襲滿清貴族的舊制。早在太祖努爾哈赤時期，宗室子弟都設有「書房」，並選拔有文才者輔導學業，兼管文書工作。太宗皇太極將書房改為文房，特選儒士供職，成為正式機構。世祖順治帝雖未設立書房，但是他專門在宮廷中開設一處公辦的地方，選翰林院官員輪值，以備隨時召見、諮詢政務。

康熙帝就在親政後不久，繼承先祖遺範，把乾清宮的西南角、也就是自己舊日讀書的地方開闢為辦公區域，擇翰林文臣入值，即開設南書房。南書房官員初為文學侍從，隨時應召左右，備顧問、論經史、談詩文，進而輔佐皇帝草擬詔令文書，參預機務。

南書房的官員向來沒有固定的人數和編制，但卻是康熙帝極為重視的近臣。康熙十六年（1697年）十月，南書房機構有了新的發展。康熙帝對大學士勒德洪、明珠說：「朕最近讀書寫字時，發現近侍中缺少博學善書之人，以至於他們講論經史時，無法順利應對。」於是下令在翰林中甄選賢才，令其「常侍左右，講究文義」。更重要的是，康熙帝還特意在紫禁城中賞賜府邸，以示恩寵和殊榮。後來，侍講學士張英和內閣學士高士奇，就成為人人稱羨的南書房新成員。[5]

南書房官員的選拔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如康熙帝所說的，從翰林院或者平時講授儒學的文臣中拔擢，二是直接提拔才華出眾的書生。比如海寧的查慎行，精通《易》學，詩名享譽禁中；還有陳元龍，因書法受到康熙帝賞識，都受到特召，入值南書房。

總體來說，南書房的官員是天子的近侍、師友甚至心腹，康熙帝對他們都非常地禮遇和器重。比如張英入值不到三年，就升任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後來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尚書，總領南書房。康熙帝稱讚他「張英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6]張英致仕後，康熙帝仍然一再向他諮詢地方吏治。

南書房的尊崇地位，體現了康熙帝打破滿漢隔閡的開闊胸懷，以及對文人和博大精深的漢文化的敬重。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天子如此聖明，他身邊也似百川入海一般，匯聚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忠臣賢士。他們忠誠地跟隨康熙帝，一同開創清朝的全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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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康熙朝實錄》卷115：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丙子條。
[2] 《康熙教子庭訓格言》第三章。
[3] 《康熙朝實錄》卷54：康熙十四年四月辛亥條。
[4]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5：上諭講官喇沙里、徐元文曰：「嗣後經筵講章稱頌之處，不得過為溢辭，但取切要有裨實學，其諭各講官知之。」
[5]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癸亥條。
[6] 見《清史稿》卷267。@*#

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