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因为错杀了一人，追悔之后便制定出一条律令，使很多人免于冤死的命运。

贞观五年，相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农民，一向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后来被人告发，说他妖言惑众，想要造反。唐太宗下诏治其罪。

当时掌管刑狱的中央审理部门叫大理寺，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了。审讯后，大理寺负责复审的法官张蕴古上奏朝廷，说李好德有精神病，按大唐法律不应治罪。于是，太宗决定不再追究李好德，从宽判案。

但后来有人弹劾张蕴古，说他跑进监狱，将唐太宗的决定提前告诉给李好德，还在狱中与李好德下棋，张蕴古自己是个棋迷。唐太宗知道后非常震怒，认为自己受了蒙蔽，没有给张蕴古辩解的时间，迅速下令，于是，张蕴古被拉到长安街市上斩首示众了。

事后，唐太宗知道李好德确有精神病，追悔莫及，他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应该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我做的过分也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弼呢？张蕴古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我盛怒之下处死他，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不合于理啊。”

于是唐太宗下诏：从今以后，处决死刑犯，即使是皇帝下令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次，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

但三复奏制度建立后，执行过程中，执法部门经常走形式，上奏速度快，往往一会功夫就连续请示三次，根本达不到纠正定罪不当的效果。

后来唐太宗又下令，修复三复奏的漏洞：在京师地区行刑要五次复奏，地方州县行刑要三次复奏。复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只有犯下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恶逆之罪的人犯，才可复奏一次即行刑。

也就是说，处死死囚之前，官员必须向皇帝奏报五次，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执行。唐代死刑五复奏的程序正义即从此而来。

死刑复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皇帝有时间去思考，人犯是否必须判处死刑，在此期间，案情如有变化还可以及时纠正。这大大降低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很多人因此律令而免于死罪。

而且太宗还在法律上还规定：处决人犯当天，负责供应皇家伙食的机构不得进酒肉，掌管宗庙祭祀、宫廷礼乐的不可以演奏歌舞。因为一个被处死刑的犯人，皇帝居然不吃肉，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舞蹈，足见太宗对一个犯罪之人，都满怀悲悯之心。

现在俗称的打板子，当时唐代律法里最轻的刑罚，叫笞刑，即用竹板或荆条打犯人的背部或臀部。后来唐太宗下诏改革，以后各级衙门实施打板子，一律不许打脊背。这竟与一位医家编写的人体针灸图有关。

甄权是隋末唐初的医家，擅长针灸。一次，鲁州刺史得了风痹症，痛苦难忍，两手不能随意活动，更不能拉弓射箭。刺史请了许多医生都医治无效。甄权诊查后，对刺史说，你只管拿起弓箭，保持射箭的姿势，我扎一针下去，你就可以射箭了。

接着，甄权只用一针，扎下刺史肩部的一个穴位，刺史挽弓一射，正中靶心，针到病除，病痊愈了！自此，甄权的医着《明堂人形图》广为流传。后来唐太宗下令招集人才，对《明堂人形图》加以校订，成为官修的《明堂针灸图》。

公元630年，唐太宗仔细观看了《明堂针灸图》，这是专门为针灸而作的人体挂图。他发现心、肝、脾、肺、肾五脏的经络，都附贴在脊背上。太宗联想到，如果针灸偏离穴位，就可能致人死亡，那么衙门问刑时，打人的脊背，势必会震动五脏，就可能伤害到性命。也就是说，即使最轻的笞刑，都可以把人打残或打死。

于是太宗颁布诏书：“罪人无得鞭背”，即笞刑不得鞭笞犯人的背部。所以后来唐朝公堂上责打犯人，只允许棒打屁股了。而人的屁股穴位最少，只有几个不重要的穴位。

唐太宗的这个典故叫“览图禁杖”，说明对犯了过失的人犯，太宗也是设身处地为之着想，珍惜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参考文献：

明 张居正《帝鉴图说》
唐《贞观政要》
唐《旧唐书·刑法志》@*

责任编辑：苏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