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亦作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史载这一故道历时900余年，史称无定河。一直到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进一步疏濬河道，加固堤岸，河床位置逐渐趋于稳定，才将这条床无定位的河流改名为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个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时毁于洪水，次年再度重建。在桥的东西两头各立御碑一通，西头是清康熙帝于1698年为记述重修卢沟桥而竖的御制碑，东头竖立的是康熙的孙子乾隆帝御书的“卢沟晓月”碑。

据金代《明昌遗事》所载，“燕京八景”始于金章宗年间。古时，这里涧水如练，西山似黛，每当黎明斜月西沉之时，月色倒影水中，更显明媚皎洁，从而成为古代著名的燕京八大景点之一。

卢沟桥最大的特色是两端和两边栏杆上千姿百态的石狮子群。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在《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中曾对这些雕刻精美、神态活现的石狮子有过极为生动的描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天下名桥各擅胜场，而卢沟桥却以高超的建桥技术和精美的石狮雕刻独标风韵，誉满中外，实属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观!
卢沟桥因其距离金元明清时代的京都不远，又是著名的燕京八大景点之一，所以在和平安宁的岁月里，这里既是达官贵人们离京还朝时迎送接待的礼仪之地，同时也是文人骚客们畅叙离情别绪的场所。

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独裁帝制，卢沟桥也从而获得了新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的枪声，打破了这里的一切。

“昭和新政”、“田中奏折”、“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当局筹画已久的阴谋，只是在等待一个制造借口的合适时机。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深夜，北平市长秦德纯辛劳一天正准备就寝。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时钟指着十一时四十分。

电话是由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和专员林耕宇打来的，报告说：“刚才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来说：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中的日军某中队，受到中国军的射击，日军一名，去向不明；日本军官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检查。”

这就是迫使中国八年对日抗战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个报告。

此时，刚好华北的负责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离开北平，由副军长秦德纯奉命代理其军政权责。在稍经考虑之后，秦德纯这样作了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日本士兵失踪，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得进城检查；但考虑到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中国军警代为寻觅。”（《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防区，当时是由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戍守。

桥北的荒郊，就是日本军队每隔一天举行一次夜间演习的地方。在这一天夜间演习的日军“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团）三大队（营）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隶属于在上年（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次丰台事件”之后进驻靠近宛平城的丰台之日军部队。

这一天的夜间演习，和一向的情况大不相同。盖日军的目的是在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只是出于捏造作为武力攻击的借口。

据日本方面说法：在当天夜晚十点半左右，受到来自龙王庙方面数发、堤防方面十数发的枪声，遂即集合点名，察觉有骑兵一名失踪，乃立即请求驻丰台的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出动主力部队。然而，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二十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着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内搜查不可，以造成开火的借口。

八日凌晨二时（七日深夜），松井再度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检查，并表示：“如不接受，日军便包围宛平县城。”秦德纯为避免武力冲突，乃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及魏宗瀚等人在北平和松井交涉。

此时，松井才说出失踪列兵业已归队，但却又提出新的要求：“有查明失踪情况的必要，望双方会同调查。”王冷斋反诘一句“是怎样失踪的，只要问那个失踪的士兵本人不就可以了吗？”，对于这样浅显的道理松井不作回答，只是坚持入城检查，王冷斋只好同意会同调查。
当接到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再度要求检查之后，秦德纯和防守宛平县城的吉星文（二一九团）及拱卫北平一带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联络，告知加强戒备。

不久，北平和宛平之间的电话线便为日军所切断而不能通话。

秦德纯判断情况已经是进入了颇不简单的程度，乃立即命令吉星文：“应固守卢沟桥和宛平城。保卫国土是军人天职，宛平城与卢沟桥就是我军最光荣的坟墓。”同时指示：“但在日军未开枪之前，绝对不要射击；他们如果开火，便予以迎头痛击。”

凌晨四时四十五分，王冷斋回到宛平城内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时乘另外一辆车出发的日方代表已在先到达，乃立即商量调查事宜。

所谓联合调查只是日方的一个借口，日方一面外交斡旋，一面调动兵力，兵力部署就绪，一九七七年八日凌晨四时五十分，即向宛平城全面开火，中国军乃奋起应战，中日两国终于开始了正规的战斗。

夜间演习——数发枪声——日本列兵失踪——强行要求入宛平城调查——向宛平城全面开火——卢沟桥事变爆发。

从事变的演进过程看：日军的夜间演习已是常态；数发枪声是偶发、是意外，是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特大意外；列兵失踪是借口；联合调查是手段；全面开火是目的。这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全过程。从事变过程的各个环节看，这“数发枪声”则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若没有这数发枪声，便失去了列兵失踪、入城调查的前提，日本兵就找不出可以攻击宛平县城的借口。

那么这数发枪声来自何方？中方？日方？还是隐藏在背后的第三方？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个大谜团！中日尽快开战，究竟对哪一方有利？这是摆在历史学家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七月八日，蒋委员长在卢山接到秦德纯等人关于卢沟桥事变发生与经过的报告，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　卢沟桥事变》）

日本侵华政策是：胸怀鲸吞之心，蚕食肢解为用。首先蚕食东北，继而肢解华北。日本占领热河之后，便着手向华北进一步扩张。七七事变，炮击宛平城，其目的在于占领平津。

作为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心中明知中日之战在所难免，但满怀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天职，为避免中日两国国民生灵涂炭计，蒋介石十数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设法化解、驱散一直笼罩在两国人民头上的这一团战争乌云。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一心推行“昭和新政”，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都是田中义一一手操办，最后凝结而为“田中奏折”，形成“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主导思想。

为了化解日本决意发动侵华战争的死结，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曾专程访问东京，访问中又专意会见田中，奉劝他应该奉行“放弃武力，而以经济合作为张本的对中政策，蒋先生的善意劝告，未起任何作用。此后发生的“济南五三惨案”、“皇姑屯爆炸案”、“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等一系列侵华事件表明，田中对于蒋先生的劝告根本是无动于衷，坚决奉行其早已谋划好的侵华国策。

蒋介石追求和平的信念不减，企盼能通过对中日两国祸福前途的分析来说服日本当局对中国政策的改弦更张。

所以，在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蒋介石又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对日本朝野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苍生免于战火之灾。然而日本当局，对蒋公的这篇专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然故我，不改当初。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日本经济考察团一行二十人由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1871-1954 ）率领，来华参加中日贸易协会第一次大会，并考察中国经济情况，于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抵京，蒋介石于十六日下午四时在励志社茶会招待，并发表谈话，为化解战云再做努力。

“儿玉会长、各位先生：今天得有机会招待诸君，实在不胜厚幸，自从听到诸位将要联翩惠临的消息，敝国朝野都是热切期盼着嘉宾之莅止，对于经验丰富德望隆重的实业界名宿诸位先生，敝国朝野是特别欢迎，诸位先生对于中国各方面，不论直接间接都有友谊关系，我们与其说是欢迎经济考察团，不如说是欢迎多年的老友。

各位都是从日本维新以来尽瘁于日本经济建设的老辈，关于建国开始时的艰难，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也深深知道建国过程中的甘苦，相信对于正在建设期中的敝国，一定有特别深切的同情，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中国之有国民革命，犹如日本之有维新运动，或者可以说在中国所遭遇到的，还要特殊困难一些，中国政府与民间经济界实业界，正在以日本维新建国时代同样的精神，努力迈进，所企望于友邦的互助和前辈的指导，是特别深切，希望各位先生就其丰富的经验，对于中国一切建设及经济产业诸般事项，尽量的批评，多多的指教，我们中国的实业界一定是热诚接受，使中日两国在文化经济上都能够并驾齐驱，为东亚和平与幸福的保障。

我们东方人应该尊重东方的文化，这一点想各位一定是同情的，东方人始终不能离开东方的文化，犹如邻邦永远是邻邦一样，地理和历史都是不可移易的。东方民族如果没有东方文化作基础，则永远不能和其他民族相维而共存。东方文化的特点，在仁义与道德，东方国家皆重礼义，所以称为礼义之邦，本人少年时代在日本留学即十分企慕日本国民尊崇礼义与亲睦敦让之风尚，认为日本建国之成功即在此一点。以后立志革命，也就是要恢复敝国的固有精神和地位，为发扬东方文化来努力。还记得兄弟在民国十七年旅居日本时，会见了日本实业界泰斗，涩泽子爵，子爵亲自送给我一部他自己精心校印的论语，特别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两句话，说他生平最服膺这两句格言，并且时常提示给日本的青年，认为这是我们东方精神的特点。同时很亲切的告诉兄弟，希望以努力发扬东方文化相共勉。可惜涩泽子爵今日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话使我们留有很深的感谢与回忆，直到如今都不能忘却，今天见到各位实业界先辈，正如见到涩泽子爵一样，所以又把旧话重提了一次，现在请大家起立，对故涩泽子爵默念致敬。（宾主全体起立，默念一分钟）

今天招待各位，一切都很简单，形式上没有表示到隆重的礼仪，而且也没有很多的意思向各位贡献，祗是本于同为东方人的亲爱的感情，对于各位德望甚高的邻邦实业界先辈，奉赠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仁亲以为宝”。盖惟其有仁与亲，才是人类维系感情与推动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我们东方民族尤其是重要，希望中日两国经济实业界以及两国国民，大家都在亲仁善邻这一点上共同努力，敬祝儿玉会长和各位的健康。”（蒋介石文集．民国二十六年．演讲．仁亲为宝）

这番谈话寓意深刻，匠心独具。蒋公先借日本学界名宿、汉学大家涩泽子爵（涩泽荣一：1840—1931），之口，说出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教导我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然后再以《四书．大学》中的“仁亲以为宝”的名言相赠，尽管这次只是经济层面的交往，但它毕竟不失为一次再向日本政府进行规劝的管道与机会。

当年的蒋介石，三番两次规劝日本当局不要进行战争，可谓是用心良苦，那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在他的内心真的是惧怕日本吗？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要反复地告诫日本政府，不要因制定国策的一时之误，将天下苍生拖向战火弥漫的苦海，生灵涂炭的深渊！爱人以德，这是孙中山先生身体力行，为国人树立的典范，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可是，日本国自“丰臣秀吉”到“明治维新”，再到“昭和新政”与“田中奏折”，始终把近邻大陆中国的辽阔疆土，丰富物产，视作征服、扩张、占有、掠夺的物件，这一侵华思想，数百年来，一脉相承，日益强化，已经成为日本历代统治集团所谓“治国安邦”的固有理念。而且到了魔性化、兽性化的程度。故而一切规劝善言皆不能入耳。这就铸定了中日两国人民无法言状的劫难将无法避免！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