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10月29日讯】艾玛．拉尔金笔下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收录了一个“龙的传说”：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名处女，常有英雄前往挑战，但无人生还。又一英雄出发，观者尾随，英雄战胜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龙穴闪烁的珠宝，慢慢长出鳞片、触角与长尾，最终成了恶龙。在《百年孤独》中，蒙卡达将军临刑前对奥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代价以低概率兑现，沉沦则周期性发生。通俗一点讲，就是欲望带着你抢金子抢地盘抢女人，这种欲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过程欲”，缅甸恶龙就是例证；一种是“结果欲”，即以目标为导向。欲望的激活要素存在自发性与外部性，如果说刘铁男自身权欲构成了初始驱动，那么，来自家族的压力则构成了某种外部性提速。

比起其他草根发迹的部座，刘铁男有一张别人没有的底牌：夫人的职业优势，好比歌唱将军对于夫君的特殊推助。

郭静华的生辰与天安门前的那座纪念碑一样，都是1958年5月1日。父辈在“京华”“敬华”之间中和了一个谐音。这名金牛座女子性情稳定，耐性十足，做起事来踏实而努力。不过，她的缺点与优点同样分明，比如占有欲太强，善妒；缺乏协调性，难于合作。

在2007年获誉“优秀女领导干部”称号之时，她的职务被描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助理、综合人事处处长，是第三把手，职责类似于刘铁男早年呆过的综合司，脉通八方。

尽管拥有国际视野、留学经历以及专业优势，但刘郭夫妇不同于那些金融精英，没有成为增量改革的实践者，而是固化为存量壁垒的既利者。仕途叉道上的偏离，不能说不可惜！

郭静华所在中心是隶属卫生部的孙级机构，以光大中医为己任，但她志不在此，而是将精力聚焦于领导人的保健与治疗。在一个缺乏信仰的体系里，对于那些登顶或下坡的掌权老者而言，保健时常成了上好的安慰剂，信仰的替代品。她擅长于调拨各类医疗资源（并不限于中医），最大限度地满足老者的需求。

医疗作为一种资源，在本朝体现出极大的稀缺性。2006年，她的上司、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披露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认为八百多万党政干部占用了八成医疗资源。尽管中国科学院声明从未发布这份报告，但显然无法证伪由此折射的医疗生态。

报告泄露不久，一名委座因患胰腺癌，滞沪治疗，弥留之际通过“空中ICU”飞抵北京——按照惯例，不可能让其他委座离开帝都追悼——所以，必须死在北京，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如此巨额消耗宝贵的医疗资源，显非民主国家可以承担，也已涉及国人接触不多的医学伦理问题。

上校曾在《百年孤独》中留下名言：“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死，而是在能死的时候死。”倘若连死的地点都不能自己选择，那么，拥有委座那么大的权力又有何用？但是，“过程欲”的行使期间，即使是 委座似乎同样身不由己。

郭静华目睹了太多类似的事情，就像入殓师对待尸体一样，她很难倾注太多感情，而仅是在资源交换程序中如何变现，而丈夫的仕途是最佳的对接终端。

刘铁男的办公室在西二环外，郭静华的办公室在东二环外，聚拢向心于两点之间的中南海，这构成了他们事业与生活的三点一线。从外表上看，她一副东北女汉子形象，年过中年略有发福；懂得预算，这也导致了她的家庭有着极强的计划性，如同夫君效忠的机构。那些不太稳定的年代，她在刘铁男身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在刘攀爬于官场的日子里，更是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用独有的才智和魅力出谋划策，冲锋陷阵。

美国莱斯大学新近公布的一份研究称，民主会让女性比男性更不赞成和不参与腐败，政府成员中的女性比例越高，腐败的水平越低；但专制体制并不存在这种关联，因为当政府权威可以不受限制地强加于个人，女性会更倾向于接受现状，而不是挑战体制。

举目之处，本朝走上法庭的贪官，手铐另一半必须栓着妻子或小三。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他们手中的权力仿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红利。

郭静华的占有欲并不止于感情，还有财富。她出奇地喜欢房子，在各地购置房子成为一个习惯，如北京、青岛、三亚、温哥华，等等。房子，从一种简单的处所衍变成如今的天价奢侈品、从一种理所当然的生存拥有衍变为验证实力的砝码，让你既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又无法与它握手言和。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女人尤甚。或许，她能从房屋那里获得的是男人无法给予的安全感。

颇为讽刺的是，2009年1月，当情敌徐尐(化名）前往计委大院举报，郭静华正在机关党委汇报廉洁情况，摆出自身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在每一个道貌岸然的当权者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表演。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前人在《荀子．大略》中已有总结：“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望夫成龙，是郭静华的首要期待。当然，外人很难量化郭对刘的具体帮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在保健服务的过程中为丈夫争取到一张特殊门票——山西“西山会”。

不晚于2007年，一个名叫“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成型，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刘铁男身后的温商倪日涛不在其列。

尽管刘铁男从未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的祖籍，但在这个私密场合，却以特殊的方式强化。在京西郁郁葱葱的丛林之中，他们定了不止一间会所，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

红墙绿瓦、豪车美女、紫檀黄金……织造出了隐蔽、幽静的权贵交际平台。谁手握着那张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权力晋级的直梯。那种权力膨胀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故乡——煤都老板的财富迭增。一名大内管家成为他们名副其实的“党鞭”，正是通过他，郭静华为自己的丈夫刘铁男获得了那张门票。

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不会有特殊的秩序编排，所以，很难说这是一个组织。但类似的组织形态在全国并不罕见，通常以某个行业或地域为标签，比如行业中的石油帮、电老虎、铁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苏盐城、吉林的延边。

这个饭局的一名埋单者，正是“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这名目不识丁的山西女商，在2008年7月26日主办了首都秘书界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部长出席，这得益于“西山会”的幕后援手。

体制对于个体角色的形塑，不仅在于桎梏个性的发挥，还有驯化对组织的忠诚，以及消解对集体的叛逆。如果横向比较，“西山会”并非孤立，各个阶层都有类似的群居组合。如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发起人为秦晓、何迪等。左派人士张宏良评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基金会，虽然这表面上叫基金会，其实完全是一个金融精英为主体的政党雏形，囊括了中国金融领域几乎所有顶级高官。”

另有草根机构如公盟。在理想主义支撑下，公盟作为一支民间的力量，理性、建设性、循序渐进地持续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尤其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冲突前沿，总能看到这个研究室的身影。但随着主导者许志永、赞助者王功权卷入调查，它的生存空间遭遇最大一次毁灭性打击。

尽管这三个组织并不足以代表当今“涉政”力量的全部，但已有清晰可辩的类比价值：

——公盟。由法学精英创立，获得商界精英及跨国财团资助，无正当资金来源，有明确的诉求与行动，公开运作，以公共利益为宗旨，具备较高的动员经验；

——西山会。虽然并非明确的政党，但实际已有派系之分，具备高度的身份认同感，存在一致的政治目标。密室作业，并不透明，官商资金来源，难言公共利益；

——博源基金。由金融精英发起，公共政策影响与学术贡献并举，定向资金筹集，公开运作，有明确的公共利益诉求，了解并恰当运用政策的边界。

遗憾的是，除了博源基金，公盟、西山会均在这一轮政治周期遭遇重创。尤其是在十八大之前，作为“党鞭”的一名主要成员召集了三次拉票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这一有违传统做法的举动，构成了重大组织人事事故。与会者均因此付出了重大代价。刘铁男作为其中一员，尽管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显然无法独挽狂澜。

博源基金的成功运作，或与秦晓的出身和路径选择不无关系。从高干家庭的“红卫兵”到央企掌舵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2013年初夏，在北京四中举办的老三届校友聚会上，一名“红二代”指责秦晓是给领导添乱，秦晓质问他，“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他爆了粗口，并说“你还有没有信仰”，秦晓反击：“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

这样的内部分岐，经由同是“红二代”的胡德华公开披露，生动呈现在国人面前，成为当下政经生态的真实一幕。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早年的这句话，在权力不断稀释的今天，自然更有现实解读。党内派系曾在文革中逐渐揭盅，近年来再度显山露水。不过，由于这个领域从来都是禁区，尚难突破。与其偷偷摸摸搞派系斗争，还不如摆到桌面上来，光明正大地进行合法的竞争。

在十八大之前，以重庆薄熙来、广东汪洋、军方刘源等为代表，罕见地公开表达了政治立场与施政纲领。在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他们各树一帜，同台竞技，但无一例外地失利于后来的权力重配。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治，已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讲，各方力量通过和平竞争，而不是残酷斗争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应是执政历史的一次飞跃。毛讲打破一切，但他的每一句话被视为真理；邓讲大胆尝试，错了可以改回来，但又对改革划定禁区。对待这些禁区，是考验一代一代领导人的难题，遗憾的是，他们只继承了禁区，却没有继承如何突破禁区的勇气和智慧。

倘若在位者延续那种远大的政治气魄、高超的平衡技巧，为创新这种共治的机制并实现和平有序的政治发展，这种历史性贡献并不亚于父辈们的丰功伟绩。

鲜绿色的兰博基尼突然加速的一瞬，带来的酥麻和振动，和性交快感接近。

2011年，知名时尚杂志《智族GQ》曾以“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为题，记录一群“富二代”组建的北京超级跑车俱乐部（SCC）。杂志被勒令销毁，并重新印刷。这是“政经雾霾”的一角。

在中国大陆，购买一辆跑车往往要付出比国际市场翻倍的价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等待。限量订制的超级跑车为年轻车主明码标价，也在通过各种复杂的程序缔造出一套甄别富贵的方式。通常，他们瞧不起那些拥有同样车款但并没有同等卖方的暴富者，但同时，他们也会被另一个群体——红三代——所瞧不起。

1985年5月出生的刘德成，也是一名超级跑车的爱好者，作为这群高干子弟中的一员，他不屑于加入SCC。他们有着自己的活动圈子，这个圈子作为“西山会”成员的下一代，构成了某些代际纽带勾联，但本身并不与政治沾边。如果说“红二代”遗落了父辈的开拓精神与远大抱负，那么，“红三代”较之父辈则更显颓废。

望子成龙，是郭静华的后续期待。但儿子从来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没少让她操心。刘德成的身体表征是父母的互补结合，高个，单瘦，他与生俱来的一个独特标志是，唇峰长有一颗黑痣，经过20多年膨胀已近绿豆大小。

那些从匮乏年代走出来的父母们，相信金钱就是最好的保姆，于是，无论是未成年的李天一还是薄瓜瓜，抑或是毕业多年仍然无业的刘德成或公子令，可以很早就支配他们不可能花得完的财富。人生如根系般隐藏着无数的分支，通过财富强制为后代铺设道路，无异于设置了定时炸弹的无人飞机。

这些年轻的车主通常拥有留学经历，归国后并不急于就业。他们具备大把空余时间，清楚自己要继承家业的宿命——无论权力或金钱，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会尽量推迟这个时刻，尽享自由，尽享奢华。

他们看似富甲一方，但如同只剩钞票的弃婴，在午夜仍不归家的街头，在环线嚣张的车内，他们身上既有任逍遥、嬉皮士的味道，也混杂着一种孤儿气质，狂欢到了极致，不经意间流露出相依相偎的味道。物质排场的竞赛、地位名誉的比拼，不过是把生命的城楼加高而已，难以填充他们内心的空虚与家庭的裂缝。

刘德成在18岁取得第一本护照，开始了异国学业。在加拿大期间，徐尐受情夫刘铁男之托曾照顾他。她帮他释放压力，而父母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安排，年少的刘德成已经能够接受，自己的父亲在异国他乡包养情人。他从不当面反对，坦然接受来自对方的照顾。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叫张媛媛的女友，“长得很难看，而且很能花钱，听说郭静华并不喜欢她。”徐尐说。

能量守恒似乎也能用于这里。不同于父辈的嗜权主义，这些年轻人是纯物质的，以高调、炫耀、拼爹为这个圈子定了基调。这种逾越自己赚钱能力的占有，代表了一种人品上的瑕疵，以及人性上的缺陷。比如他们这个圈子中的薄瓜瓜，在几段破碎故事中都闪烁着品牌不一的顶级跑车。而在2012年，一场重要的人事排序在即，他们的带头大哥开着豪车载着两位女子，在京城四环发生车祸，当场毙命。跟父亲在西山的那三场饭局一起，构成这轮人事的重大变量。

刘铁男勒令王勇收回了刘德成的豪车，他带着那本在4月刚刚换取的港澳通行证，逃到动感之都暂避风头。

毫无疑问，拼爹的另一面是坑爹，那些欲壑都是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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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