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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日讯】 卑斯麦一生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但是读中学时，就连他的母亲对他都充满失望，以至于只期待他能够”比我这样的女人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在格廷根大学里，俾斯麦被校方关过三天禁闭。21岁刚到亚琛任职，就为追求一位英国小姐开了三个月小差。尽管他声称自己的抱负是指挥别人而不是被人指挥，可并没有什么迹象让人相信他会前程远大，能够平步青云。

然而正是这位昔日人们眼里的疯子和野人，在他享尽天年时，却被前去吊唁的威廉二世赞美成上帝为实现德国统一和伟大而创造的工具。

但我以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作为，不是统一德国这样的功业，而是他用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孜孜不倦地与民主为敌，创新和发展了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这是俾斯麦为后世留下的最大一笔精神遗产。

对此，无论你认为它给俾斯麦带来的是名垂青史的荣耀，还是遗臭万年的恶名，我们都无法予以回避。我们必须熟悉民主的伟大敌人。厌恶并不能够帮我们多向自由推进一步。我们应该理智地循着他走过的道路，寻找对政治现代化的启迪。

19世纪的德国和其他欧洲王朝一样，都已经无法回避民主浪潮对君主专制的挑战，必须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无论多么邪恶和腐朽，任何制度和人一样，都有着求生的本能，是不会甘心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的。德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不一定能够战胜专制，相反，倒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专制主义绝路逢生的例证。威廉三世在1810-1820年间，曾经五次许诺要为普鲁士制订一部宪法，但是直到他1840年龙宾驭天，也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到了他的儿子威廉四世那里，只是嘴上说说”宪法”之类的字眼，却并不认为人民的意志要高于神圣的君权。1848年革命的幽灵在欧洲四处游荡，普鲁士的镇压，使德国和西方民主潮流更加疏远。大批德国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流亡国外。于是专制但不教条的威廉三世公布宪法，作为政治安抚的手段。普鲁士的下议院议员由普选产生。专制国家在形式上往往比民主国家还要显得民主，但是宪法和法律中具有民主色彩的条文，与其说是用来实践，不如说是为了观赏和践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俾斯麦踏上了普鲁士的政治舞台。1847年，32岁的俾斯麦成为联合邦议会议员，开始了与民主为敌的政治生涯，并在与民主的斗争中崭露头角。

俾斯麦把民主的呼声，看成不过是些进口的空话，议会民主不是德国应有的选择，他对民众和对议员一样心怀鄙视：”为了让民众认识真理，事实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当民众真正理解应该干什么的时候，通常可以利用这种认识的时机已经过去。”只要专制主义在地球上存在一天，就会有人不断地重复俾斯麦的这种陈词滥调。

但俾斯麦并不因此就认为德国应该实行绝对专制主义。在晚年的回忆录里，俾斯麦说：”国王的无限权力不被推倒就应当为自己规定出许可权的尺度。……早在1847年我就主张，应该让议会和报纸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可能，以便保护君主，免除女人、宫廷侍臣和幻想家蒙蔽君王的危险”。雄才大略的俾斯麦清醒地认识到，僵化没有前途，他要用自己的才智去拓宽开明专制的道路。

这位玩弄民主的老手和先驱，用自己的政治实践告诉世人，专制主义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不但必须不断发展，而且能够不断发展。韩非子不就说过”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俾斯麦要赋予专制主义以时代特色。他是善于政治嫁接和包装的天才，对于任何一种思想和制度，只要有利于实现他的政治目的，他就毫不犹豫地拿来为我所用。他用普选等自由主义的形式改良专制主义，用高度集权等专制主义的铁碗打击自由主义。他将专制主义的技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说是世罕其俦，并不过分。这是他区别于旧保守派的地方。

对政治民主化的倾向，俾斯麦只有严词和铁碗，而没有附和与温情。他的政治信条由他的一句外交名言表露无遗：”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麽我们就将成为铁砧”。1848年的革命，使俾斯麦对君主政体的命运忧心如焚，他磨刀霍霍，但是幸好没有用武之地。在柏林被占领前，格拉赫曾主张任命俾斯麦为大臣，但是国王威廉四世在呈送的名单上加了这样的边注：”只有在刺刀不受限制地实行统治时方可使用”。对于俾斯麦，威廉四世倒是有知人之明。

要对付民主，就必须找到它的致命弱点。俾斯麦1850年在议会的演说中，提出了宪法漏洞理论，认为如果议会不能就财政问题作出决定，国王就可以任意支配国家收入。当时人们也许认为这不过是思维游戏，绝对不会想到12年后俾斯麦将把它付诸实践。

1862年3月因为下议院拒绝接受三年兵役制和增加军费的政府方案，于是威廉一世宣布解散议会。可是在5月的新一轮选举中，325个席位的下议院，自由主义者就占了285席。1862年9月下议院再次反对三年兵役制和增加军费。议会态度强硬，而国王就是丢掉王位也要坚持己见。在这场宪法危机中，俾斯麦临危受命，担任普鲁士首相。9月30日他在下院预算委员会的发言轰动一时，提出了著名的”铁血政策”：”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无论这是深思熟虑的发言，还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它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俾斯麦的政治信念。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争取民主的斗争。没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魄，面对这样老奸巨滑的敌手，幻想妥协，民主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民主一样需要铁和血。但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未来和俾斯麦较量的岁月里，却没有实践这样的道理。我们只看到俾斯麦在政治舞台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

俾斯麦的关于”铁血”的发言，是对议会民主的公然否定。虽然下议院对预算依然固执己见，但是俾斯麦祭出了他的撒手锏：把预算计划提交给上议院，然后声称由于两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只能由国王来填补这个”宪法漏洞”。

而国王担当了俾斯麦这一思想的忠实执行者。按照1850年普鲁士宪法第99条的规定，国家一切收支每年应提前预算并报国家备案，逐年依法批准。1863年元旦，下议院的自由主义议员芬克，在致国王的贺信中说：”人民忠于陛下，但人民更加维护宪法第99条明确赋予他们的权利”。威廉一世在第二天的回信中针锋相对：”我倒想知道，人民中间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曾经听说过宪法第99条！！！””下议院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削减了预算。上议院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完全拒绝被削减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规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因此，”我就必须代替这个’什么也没有’并且像一个善良的家长那样继续进行管理，到后来再对这一切作出解释。”这实际上是利用”宪法漏洞”最生动的政治表白！当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国王这封信值得全文公布时，实际上他也是在为自己的政治杰作洋洋得意。

为了对付议会，俾斯麦将铁碗政策付诸实践。既然议会不批准预算，他也毫不妥协，声言要”从我们能找到钱的地方把钱弄来”。政治上，清洗政府中议会反对派的支持者，逐步使公务员成为政府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只有听话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感；舆论上，既然自由派报纸支援议员，1863年5月30日就颁布命令，禁止发表有可能损害朝廷、国家和教会的文章。

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俾斯麦虽然专制，但不是一意孤行。他知道建立新德国需要自由民族派的支援。1866年8月5日，新议会开幕，国王在致辞中表示，政府请求议会免于追究未经议会同意而拨款的责任。这既表示俾斯麦在预算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违宪，同时也是要议会默认宪法可以遭到政府的践踏！9月3日，法案以230票对75票获得通过。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投了赞成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宪法条文的解释问题，而是专制权力对议会民主的胜利。

可以说俾斯麦是充分利用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软弱。对于俾斯麦而言，他只要能够打击对手，达到目的，是不会考虑自己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战斗。而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自由主义议员，却投鼠忌器，害怕丧失1848年以来愈加开明的大好形势和因此而取得的成果。他们不敢组织力量与王权对抗甚至决裂。他们没有像俾斯麦那样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魄力。这时妥协不是一种美德，而是怯懦和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追求民主和实现专制的政治技巧并不总是截然相反，而是存在广泛的相通之处：在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斗争的时候绝不手软。遇到了强盗，怎么只能固执于一种对付方法呢？

1867年俾斯麦一手操纵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专制主义的典范文献。它用宪法的形式来扼杀宪政；用议会来糟蹋议会制度。根据规定，联邦下议院议员由成年男性公民普选产生。俾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信仰民主，而是他和拿破仑三世一样明白，普选和专制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而1867年的英国虽然扩大了选举权，也只及成年男子的一半，直到1918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除了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实行普选外，俾斯麦可以洋洋得意地宣称，德国人民享有世界上最广泛的民主！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英美民主的虚伪，说它们是有钱人的民主，而在他的祖国，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有选举权！

1871年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宣告成立。俾斯麦故技重演，让帝国国会给德国的开明专制涂抹上了一层民主的油彩。帝国国会虽然可以参与立法等，但是没有机会掌握实权。真正大权在握的是国王和首相。现代专制主义的策略就是把议会变成清谈馆和橡皮图章。

但是，就像俾斯麦可以利用”宪法漏洞”一样，虚假的民主体制还是存在被反对派作为口实，来和平演变专制政权的可能。这是一道俾斯麦难题。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发展历程，就预示了这种俾斯麦千方百计想避免的危险。

1878年10月俾斯麦在议会中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在实行此法12年里，一千三百多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被禁止出版，三百三十二个工人组织被解散，九百多人被放逐，一千五百多人被判处监禁和劳役。

但镇压措施不是俾斯麦的唯一法宝。他还采用温和的”糖饼政策”，进行社会改革，采取社会立法，改善和保护工人利益。他是镇压和福利两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劳动立法建立了6天工作制，按时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令，1884年颁布工伤事故保险法，规定保险费全部由雇主缴纳；1889年颁行废残和老年保险法，保险费由国家雇主和工人缴纳，领者初为70岁，后改为75岁。1887年社会保险费总额近1亿马克。俾斯麦说：在恢复帝国健康的菜料中必须”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俾斯麦想让工人以为只有政府才是希望的唯一所在。他认为：”当人民看到君主们关心他们的福利时，我们的民主朋友们就将徒然地尖叫了”。俾斯麦的社会立法走在世界的前面，为的是使德国工人相信面包比自由和民主更重要。

但事与愿违，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遭迫害的12年中不断壮大。1881年由于受”非常法”影响，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所得选票只有三十一万二千张；1887年又增至七十六万三千票，到1890年达一百四十二万七千票，在议会中拥有三十五名议员，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1890年1月，俾斯麦再次要求帝国议会延长”非常法”，遭到多数票的否决。３月30日，他被迫辞职。

俾斯麦已经意识到了，万一某个不驯服的政党占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宪法危机就将再一次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反对力量将本能地倾向于使宪法中冠冕堂皇的规定弄假成真，并得寸进尺地推进民主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讲，拉萨尔主张的议会道路并非无的放矢，确实存在和平演变专制政权的可能。

俾斯麦已经没有机会去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九泉之下的俾斯麦如若有知，一定会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统治技巧拍案叫绝，自愧不如。那就是把仅有的”虚伪”面纱都扯掉，你俾斯麦想禁止社会民主党还羞羞答答，我希特勒干脆只有纳粹一党专政；你俾斯麦还要让报纸和议会有批评政府的声音，我希特勒就要用纳粹党的理论来统一德国人民的思想，所有报刊电台都是戈培尔先生宣传部的传声筒……俾斯麦还要脸，所以要给专制主义缝块遮羞布，而极权主义统治则是彻底的流氓政治。

俾斯麦对德国成功地实行了专制统治。这是历史上的一幕不应再重演的悲剧。但不能因此就说德国的”历史证明”了民主之路走不通，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只有专制主义才能救德国。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历史曾经怎样，就以为那是”历史的必然”，给它涂抹上宿命论的神秘色彩。”历史”不是上帝。只要看看今天的德国，我们就知道，事在人为。

──原载《问题与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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