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8日讯】第六代导演冲破农村限制，深刻展现都市文化变貌，在国际上好评如潮，但被中国官僚设卡限制，难以为国争光。

据亚洲周刊报道，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和《上海摩登》等。

今年二月底，在哈佛大学有一件盛事：举办在美国首映十一部中国大陆第六代导演的影片，其中有两部是世界首映，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也还没有演过。我有幸见到这两部影片的导演：《呼我》的阿年和《月蚀》的王全安，相谈甚欢，也使我对中国大陆电影界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在海外谈中国大陆电影，往往只提到少数导演──特别是第五代的作品，尤以陈凯歌和张艺谋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其实中国电影界人才辈出，却因作品不能广为流传而鲜为人知。如果想把影片拿到国外参加影展，更是困难重重。

其实任何一部中国影片得奖，应该是国家的荣幸，但中共官方似乎特别注重面子问题，“家丑不可外扬”，处处设关卡检查，使得导演本人和举办影展的人都不胜其烦。有时候导演会不顾风险，未经批准就到国外参展，但回国后非但得不到荣誉，而且还会遭到“秋后算账”式的处分：他拍下一部片子就会受到更多刁难。

此次在哈佛的公演（还不是电影节），本有四位导演答应前来，结果其中两位因为顾虑到今后拍片会有困难而不敢出国参加。从海外的立场看来，实在荒谬之至。也许原因不在哈佛大学，而是纽约的林肯中心和华盛顿的国家艺术博物馆，这些影片会继哈佛之后在这两个重地放映；也许中国官僚根本不理会在海外的影响（在哈佛场场客满，造成电影档案馆有史以来的最大盛况，不亚于江泽民年前在哈佛的演讲），而是斤斤计较检查的标准和尺度问题，譬如《呼我》中有非法卖血的场面，《月蚀》中有吸毒镜头，可能都非目前的电影检查尺度所容许。

但这两部片描绘的都是今日北京年轻一代人的都市生活：《呼我》以七天的时间结构叙述几个互不相关的人的生活，最后在都市的空间中相互连接，充满了人情味，尤以传呼机接线生的片段最引人发笑。

《月蚀》的风格几与波兰大师奇斯洛夫斯基相似，其镜头的运用出类拔萃，令我叹为观止。我后来和导演王全安倾谈，才知道除了奇斯洛夫斯基之外，他也很欣赏当年我最崇拜的安东尼奥尼的作品。安东尼奥尼的视野是哲学性的，他着眼于现代都市人生活的失落和无意义。而王全安的《月蚀》，片名也可能得自安东尼奥尼的《日蚀》的灵感，描写的也是两个都市女性的失落和没有归宿感，但在气氛的营造上却处处显示出北京的大都会文化的世故（sophisticated）风貌，也使我想起台湾导演杨德昌作品中的台北，现代的文明在都市──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第五代导演，却往往无法表现出都市文化的风貌，张艺谋更是如此，只有在乡村的题材中，一如近作《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才能一展所长。我认为这是第六代导演最具先天优势的地方。

此次在哈佛演出的影片当中，有不少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但是风格各异。我看到的另一部影片《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就是以当代上海作为题材，用的是乡下佬进城的“老套”题材，却把上海社会的各面讽刺得入木三分，故事虽然略嫌陈旧，但是演员的演技（特别是姜文之弟姜武）几乎无懈可击，使此片乐而不俗。

除此之外，在哈佛放映的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尚有章明的《巫山云雨》、何一的《邮差》、贾樟柯的《小伍》、张元的《儿子》、宁瀛的《民警故事》、吕乐的《赵先生》、路学长的《长大成人》，以及王小帅的《扁担姑娘》。这些导演之中，有的早享声誉（如张元），有的新近得到国际大奖（如王小帅），也有的是初出茅芦，如王全安。当观众在座谈会上，问王全安是否有顾虑到片子的发行和市场问题的时候，王回答说：“我只要能把自己心里想表现的东西拍出来，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言下之意是，他既不计较卖座，也不愿意说教。

中国大陆第六代导演的另一个共同特色是：他们都各有话说，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如何了不起的“大作品”（这是陈凯歌的大毛病）。现代生活日趋多元，其意义已经不是任何“大历史”或“大叙述”的模式所能概括。第六代导演所叙述的故事，是他们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果能大量的呈现出来，才能显露出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生机。

以任何意识形态之名来扼杀这些生机，我认为这不但是极为不智之举，而且对中国在国际间的声誉都是有害无利的；与其花下巨资争取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何不投资鼓励第六代导演──或任何华人导演──多多拍片，以“为国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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