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

草庵：在這個星球上，人們可能只見過賴賬不還的發展中國家，卻很少見到像中國這樣奢侈和大方的窮國。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以賠本賺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國以同樣的方式無私地補貼著國際資本。這真是一種絕妙的歷史雷同。在這種歷史雷同中，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某種核心體制和文化的歷史延續 —一種一貫歧視、壓抑本土自主民間力量的體制和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文化。

伍凡：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企業所具有的競爭力上，作為一種游離於政府之外的力量，企業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跨國企業巨頭在全球化中越來越顯赫的作用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90年代，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一直固守著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這種戰略將一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制的延伸，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調控能力和塑造某種名不副實的指標形象，中國以政府控制為基礎的匯率制度所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政府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的FDI，以壓低人力工資和財政補貼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的結果。毋庸置疑，所有這些的確都為中國創造一個完美國際形象提供了數據上的支持，但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所有這一切都在相當程度上是以本土企業的衰弱和人民的貧困為代價的。

草庵：如果僅僅是國家好像具有了某種競爭力，而企業變得衰弱，人民變得貧困，那麼這種所謂國家競爭力就只能是一種曇花一現的假相。經濟發展的本來目的是讓人變得昂貴起來，而伴隨著中國高速增長，人卻變得越來越賤，越來越廉價，這種事實顯然是對經濟發展的一種扭曲。或許，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對於一個經濟人似的國家官僚體系來說，要想獲得了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巨大尋租利益，蓄意維持一個貧困的底層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就是它們所必須做的。與其他國家相反，中國不僅沒有保護本國市場儘量只面向本土企業開放，反而利用各種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間企業。這使得本土企業無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場所給予的寶貴的成長機會。這也是為什麼號稱擁有巨大市場潛力的中國，在長達26年的時間中卻沒有成長出一家國際巨頭的重要原因之一。
伍凡：在中國蘇州，這個與全球化融合得最為徹底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經在80年代中國市場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電企業 (被稱為四小名旦)，如今已經悉數銷聲匿跡，其中最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門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國商務部05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承認：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沒有達到，跨國公司在中國已顯露壟斷苗頭。但中國商務部顯然不會承認，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是中國官僚體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間企業競爭力的結果。全球化的經濟力量不過是主動利用了中國體制的這個天然缺陷罷了。或者說，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國的體制稟賦(而非自然稟賦)主動進行的一次全球配置。顯然，跨國資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國的試驗是一次成功的經典之作。很難想像，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滿的勞工+低技術為主要構成要素的中國企業能夠具備什麼真正的競爭力。以這樣原始的競爭力，中國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資本主義。事實上，這種競爭力的匱乏已經充分地表現在中國的貿易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貿易總額迅速攀昇，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到 03年，中國的進出口額已經躍升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隨著貿易總額超高速增長的一個奇怪現象是：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不斷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不斷上升。進口產品價格上升而出口產品價格下降被認為是貿易條件惡化的典型症狀。有統計表明，02年，日本對華出口產品價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對華進口產品價格則大幅下降了18.4%。

草庵：僅此一項，日本每年從對華貿易中節省將近200億美元。與此形成對比的一個景象是，在中國華南的一家出口工廠中，電扇、搾汁機、烤麵包機的平均批發價格從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該廠的一位負責人感歎到，只有最廉價者才能生存下來。中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事實，在表面上看，僅僅是中國從不斷增長的貿易中獲得了越來越少的利益，而深層所表現的則是這樣一個相當符合邏輯但卻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企業的相對競爭力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上升，而是在不斷下降。以跨國公司為標誌的全球化力量對中國轉軌的深度捲入，在中國塑造了一種新的經濟格局。

伍凡：一方面，跨國資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響力佔據中國少數富人和中產階級的絕大部份消費能力。富人和中產階級是中國最具有消費能力的一個群體，而跨國資本的產品中所包含的某種文化內容，是最能夠滿足他們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確認要求的。作為全球化的核心意識形態，消費主義首先是從意識上，然後才是從經濟上將中產階級從民族國家內部份離出去，從而成為世界的中產階級。所以，跨國資本一旦佔據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實際上就將中國的市場從民族國家的內部轉移出去，變成了世界市場的一部份。另一方面，本土技術簡單、生產率低下的製造業，由於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所導致的激烈競爭被跨國資本成功地納入全球生產體系，為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提供簡單的組裝、加工、零部件生產等。於是，中國的底層勞動者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底層。

草庵：很清楚，中國的階層分化已經與世界性的階層分化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藉助於本國政治體制和國際資本的雙重力量，中國龐大勞動者的底層地位也將更加穩固。這樣，單一民族國家的經濟體系由於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對應的是國際資本的供給，而本土製造業卻由於無法掌握最終的銷售渠道被變成了跨國資本的組裝車間。對跨國資本來說，這樣的組裝車間世界各地到處都可以找到，他們隨時可以挑選他們認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這就是說，中國的製造業面臨的不僅是本國同行的競爭，而且也面臨世界範圍內的激烈競爭。這種競爭為跨國資本最大限度壓縮這些組裝車間的利潤提供了借口和現實的可能。當本土最大的消費需求無法轉變為本土產業的合理利潤的時候，產業的競爭力的升級是根本無法想像的。換言之，他們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並被固定在世界經濟體系價值鏈的低端而無法向上游移動半步。

伍凡：然而，這並不是這種格局最為嚴重的後果。更加嚴重的後果在於，這些為中國提供了最多就業機會的本土製造業(也包括其他產業)，由於生存艱難、利潤微薄而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陷阱。這是中國宏觀經濟經常表現為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內需不足就必須擴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須和其他窮國競爭，這種競爭又導致不斷壓低工資以及其他成本，而這反過來會進一步導致內需的萎靡。這顯然是一個難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草庵：除了抑制本土經濟之外，中國對外資卻給予了稅收超國民待遇，這也使得本土企業長期處於極其不利的競爭位置。中國對本土草根企業的歧視之深與對外資企業的優待之多，形成了非常顯明的反差。一個最廣為人知的例證是，外資的稅收優惠在延續了20多年之後，仍然無法取消。對此，中國的財政部長金人慶深感無奈。在一次會議上，他明確表示了他的不滿：目前外資企業所得稅率不到15%，而中資企業為33%，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說給中資企業優惠，至少要一視同仁，這才是國民待遇。我覺得，現在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而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但金人慶可能不明白，在這種獨厚於外資企業的怪現象背後，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國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國際慣例，具有全球化視野，在意識上與跨國公司有著深刻認同的民族國家的官僚。如果範圍更加寬泛一些，全球化官僚還應該包括那些對中國官僚系統有著深刻影響的學術團體。這些官僚未必與跨國公司有著直接的利益牽涉，但是與跨國資本家階層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正是由於這種文化和意識上的認同，全球化官僚會不知不覺地偏袒國際資本，而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伍凡：這又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中國經濟真實狀況是非常殘酷的，只有揭開這些表面的面紗我們才能真正瞭解實際情況，今天時間到了，我們下次再繼續談。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