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國學熱」中，引進台灣中學生國學必修教材《國學基本教材》（新華出版社，2008年）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這套教材在台灣流行多年，現在引進來，主要意義可能不體現在技術層面，而體現在觀念層面。

中國傳統文化在科舉廢除前，主要依賴傳統的讀經制度保存，因為科舉本身不光是教學體制，更是選官制度，所以與這種制度相合，客觀上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是依賴這種制度保存的，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可能只有依賴這種制度，才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新學校制度出現後，動搖了中國傳統文化承傳的基本方式，伴隨白話文成為中國學校制度中的基本語言形式，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危機，其實並不是今天才發生的，只不過在1949後的中國，由於意識形態原因，使這種與傳統文化的斷裂成為基本事實。

台灣《國學基本教材》，就內容而言並不新鮮，不過我們常說的四書而已，但創新處在於試圖把經典與當下社會經驗溝通的努力。中國大陸中學語文教學的一個明顯失誤是只把中國傳統文化停留在技術層面理解，在流行的中國大陸語文教材中，到現在也不過是把文言文的簡單識讀，看成是最重要的教學任務，而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卻極少注意，特別是對儒家經典的正面評價，也是近幾年才取得共識。現在引進台灣《國學基本教材》，我以為正當其時，它的一個最大優點不光是讓學生識讀文言，而是理解和體會儒家文化的精神，特別是這種精神的現代意義。與中國大陸流行的語文教材不同，台灣《國學基本教材》在這方面的努力，對我們極有啟發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真是一種困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多是從傳統文化中來的，但他們對中國傳統的情感卻非常特殊，從魯迅到胡適、傅斯年他們，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身上的影響非常厚重，但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感卻在一種困境中，他們受益於這種文化極深，但對這種文化的侷限也體察的極深，在二者間他們基本選擇批判中國文化。魯迅發過不要讀中國書的言論，胡適、傅斯年都明確表達過反對在中小學生中提倡讀經，這是中國歷史留給每代人不同的命運，其中孰是孰非，恐怕一言難盡。

一種古老文化的命運，在一百年中被她的子孫承認和否定，可能都是這種文化的宿命，今天對國學的重視又何嘗不是這命運的當代命運？台灣《國學基本教材》的出版，恰似這種歷史機遇中的恰當選擇，它打開了大陸中學語文教學的思路，它讓我們重新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敬意，這種努力的價值，將會越來越為人們普遍認同，中國文化的新生將在新一代人的成長中完成，為他們的成長提供合適的食糧是引進台灣《國學基本教材》者的苦心所在，但願這種努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結果。

胡適說過，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引進《國學基本教材》，正是這句話的最好體現。

──轉自《謝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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