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西南聯大歷史的敘述，我們大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大學承擔重要責任，而大學要以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為其主要氣質，也就是說，國家不能隨意對大學事務進行干預。

從創意本身來說，這個點火儀式的人文意義也非常有限，想像力並不高，因為依靠現代技術才能完成的藝術，它在感染力上就一定會有明顯局限。

大學獨立是現代大學的主要特徵。「獨立」二字，不意謂國家不管大學，而是國家不對大學的內部事務，特別是與思想和學術有關的事務進行干涉。

這十幾年來，學術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與民國知識界的關係，相關研究論文也時有發表，不過完全的新材料還不多見。

假如胡適真得留下來，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其實，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為胡適是不可能留下來的，如果他留下來，那就不是胡適了。

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理解，與他後來的變化有密切的關係，對一種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評價，常常會導致對存在那種文化的國度的特殊感覺，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體現，其中的複雜性不是一個簡單的判斷可以說清的。

許多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錢鍾書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極少提到魯迅，應當說，這個判斷大體是可以成立的。

中國知識分子是有五四情結的。因為我們的歷史常常讓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識分子能夠在心理上擺脫對五四的牽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期望，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夢想。五四是青年節，但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日。五四是一個讓人產生很多聯想的節日，是一個讓人欲說還休的節日。科學和民主是那時的口號，但又何嘗不是我們今天的嚮往呢？

一般來說，網絡的閱讀是由個人的閱讀決定的，先有讀書，後才上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讀書遠較上網高級，在未來的日子裡，讀書是一種高品質的閱讀行為，而上網是一種流行的大眾行為。閱讀的趣味還是要由傳統的讀書方式創造出來，然後網絡來認同和普及化。傳統的讀書方式可能暫時會受到一些衝擊，但她的魅力恰恰在於它的感性形式和與人在閱讀間建立的溫情關係，書籍不僅保存了知識和文化，她還保留了讀書人的氣息，凡經讀過的書其實已獲得了生命，它與讀書人之間的聯繫是具體的，獨特的，所以有藏書家存在，而藏「網」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相信張元濟的話：天下第一好事，還是讀書。

民主有沒有壞處，那是一望而知的問題。它有壞處，但它的壞處和沒有民主的壞處不是一回事。沒有享受過民主好處的人，最好別說民主的壞處，因為那些壞處都是和好處相伴而來的，我們不說民主的好處，也就沒有資格說它的壞處。

一種古老文化的命運，在一百年中被她的子孫承認和否定，可能都是這種文化的宿命，今天對國學的重視又何嘗不是這命運的當代命運？台灣《國學基本教材》的出版，恰似這種歷史機遇中的恰當選擇，它打開了大陸中學語文教學的思路，它讓我們重新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敬意，這種努力的價值，將會越來越為人們普遍認同，中國文化的新生將在新一代人的成長中完成，為他們的成長提供合適的食糧是引進台灣《國學基本教材》者的苦心所在，但願這種努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結果。

前幾年，因爲寫了一篇與王芸生有關的文章，我得以認識他的兒子王芝琛先生。我們見面時，曾談起過當年大公報和王芸生的一些情況。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過很深入的談話，幾乎涉及一切問題。王芝琛告訴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後是一本小說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過一本蘇聯小說，就是上下兩本的《旅順口》，看完以後氣得臉都白了，很長時間一言不發。我對王芸生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但看過他一些文章和他當年爲大公報所寫的社評，總得感覺是，他是一個非常有遠見和歷史感的人，他當年對中國發生的許多大事的看法和評價，是很高明的，雖然他是一個報人，但他比我們許多歷史學家要高明，比如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基本判斷上，郭沫若的目光與王芸生比起來，就顯得非常短，非常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