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小飛機上在澳洲上空飛翔與乘大飛機在南太平洋上空飛行不太一樣，小飛機速度慢，總像停在空中不動，由於飛得不是很高，對地面的能見度清晰。乘飛機在時間上真是很划算，比火車快多了。二零零五年新年，我應墨爾本《亞太經濟導報》總編阿木等人的邀請出席拙作《生之舞》的首次發行儀式，我帶著遼尼亞，蓮娜坐的是火車，十幾個小時腿直不直地坐著夠累的，飛機一個多小時平穩地降落在墨爾本機場。

到機場接機的是著名的民運人士陳哲，阮籍，羅雲庚等朋友，當陳哲熱情地叫我：“陶大姐”時，我因為沒能及時反應過來至今讓我覺得有些對不起他。陳哲的名字我經常聽說，立勇到澳洲排泄物看倉庫的工作就是他介紹的，一些公開的集會上也能看到他，我只是人和名字未能對起來。我從書包中掏出那袋在悉尼家中炸的花生米：“這是我特地為你炸的。”
陳哲後來說那幾天晚上在燈下看書就吃著炸花生米。陳哲四方形的臉，白白淨淨的書生模樣。
到澳洲看倉庫的工作就是他介紹的，一些公開的集會上也能看到他，我只是人和名字未能對起來。我從書包中掏出那袋在悉尼家中炸的花生米：“這是我特地為你炸的。”
陳哲後來說那幾天晚上在燈下看書就吃著炸花生米。陳哲四方形的臉。白白淨淨的書生模樣。
今天（2007年1月22日）“星島日報”第九版註銷《章詒和怒吼：用生命護文字》《作家沙葉新［獅子吼］批當局禁書與民為敵》《現代文字獄彭水書記遭撤》等三四篇報導，皆是說目前的大陸沒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狀況，讓我進一步體會到“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及時與必要。

章詒和的成名作“往事並不如煙”講的是四九年毛澤東登基後一大批高級知識份子擁抱紅色政權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悲慘故事。比起幾百萬小右派小右傾來，這些大右派在六六年“文革”前過得仍是人上人的日子，有中國《古拉格辟島》之稱寫小右派悲慘遭遇的《夾邊溝紀事》一書才真實地反映了絕大多數右派們的絕望之境狀。

我的三叔陶怡也是個小右派。“解放前，”是安徽大學法學院法律系的學生，參加地下共產黨，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學潮，安慶一解放就參軍南下，“解放後”在四川擔任大尉軍官，在《新建設》雜誌發表不少文章，因為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持不同觀點，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軍籍，就地勞動教養，因為當地村幹部污辱他的未成年女兒他告狀，被人在他背石頭時推下山崖，送到醫院沒死，壞人指使醫生打毒針將他致死，臨死前眼角流著眼淚看著妻子懷中抱著未滿周歲的獅子說不出話。

一九六七年春天，“七君子”之一大右派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當時他在清華附中上初二）聽說有我這麼個人，就毛遂自薦到我家找我，當時他隨母親孫彩雲姓，叫孫立凡。他給我看過一本他爸爸的“七十自述”，是周恩來派人南下到香港找他讓他北上當官，因他爸是銀行家，讓他當財政部長，五七年“反右”時，他爸對周恩來說“你們想收回我們手中的權力，何必來這一套！”
一九七零年我在監獄（西城分局拘留所）與西藏，喀什米爾混血平妮關在一室，（平妮後來當過魏京生的女友）平妮的爸爸是共產黨高官，平妮告訴我，她媽自殺前，說他爸就是北上想當共產黨的官兒，她爸當時被關在秦城監獄。
看來共產黨的官兒也不是好當的。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就是在一個沒有正信，沒有公理，沒有正義，只有強權與暴力的中國社會背景下興起的海內外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運動。發起人是英雄人格的宣導者袁紅冰。在袁紅冰執筆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綱要》裏說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創作，自由地表達是我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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