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題為“悉尼舉辦‘九評’專題研討會的報道裡這樣提到費博士”費良勇先生在發言中分析歸納了黨文化的八個典型特征，並提出通過‘自由民主運動樹立公民世界觀’的理念，來消除黨文化對幾代人的影響。他分析了黨文化的八個特征即：1.專制性，只允許一種聲音，一不允許反對聲音；2.階級性：把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都強行賦於階級性，3.斗爭性；4.暴力性；5.恐怖性；6.謊言性；7.奴才性；8.封閉性。”

像我在墨爾本聽到他的兩次演講一樣(一次在自由文化運動會議上，一次在“關心中國苦難”公開演講會上)針針見血。

“我現在回到德國鈕綸堡，中途經過日本。”他說：“你寫的書我看了，寫得很好。”

我頓時熱血沸騰，演員最大的心願是站在舞台上，作家最大的心願是寫的書有人看。

“你能把你的經歷寫下來，這很好。”費博士稱讚道。能得到科學家型的政治家獎的確給我鼓舞不小。我是個敘事型的作家，講故事是我的拿手戲，在理論家的面前，我感到虛空，底氣不足，理論是我應當補的一課，現在我拼命看書，感覺良好些。

“我水平很低。”我最怕自己欺世盜名，所以我經常在報章上揭露自己的糗事，在尊敬的人面前揭露自己的不足。

“水平高低沒有關係，關鍵是要有民主理念，水平再高，欺壓老百姓絕對不行。”科學家的思想就是清晰，我深感被理解的欣慰。

我之以意識流的方法時空倒錯地寫，買杯咖啡恨不得管你要五塊錢，我的背包裡有自蒸的白面饅頭，桃子與李子嫁結的水果，一大包炸花生豆及一瓶礦泉水。

我想起立勇，為他與用林不能同來有些可惜，不過耳聞他倆剛剛去了趟墨爾本。
立勇是老袁介紹我認識的，他打電話告訴我來了個新人，原來是警察“六四”開槍後辦地下刊物被判七年徒刑，是國際大赦名單上著名的良心犯。

那天在鷹溝本易秦女士寬敞的住宅中舉辦的派對上，見到一米八幾的大高個兒身著退色黃軍裝的孫立勇先生。他魁梧的身材散發著令人肅然起敬的威嚴，陶大姐，你好。”他握著我的手用誠懇的男低音說。立勇四立大臉，一雙機警的小眼睛，盯著人看時專注陰沉。
那天他做了個冗長但引人入勝的發言，後來我發現他的那個發言大部分都寫入小說《越過冰山》，他的獄中自傳體小說《越過冰山》
至今仍無機會成書，他給我的是一個光盤。我回贈給他的是我有關獄中的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
一個昔日的囚犯，一個昔日的警察，皆因良心不能忍受共產黨的暴政，走上叛逆之旅，殊路同歸。
孫立勇先生是“六四”慘案的親身經歷者與見證人，他抱著出世不久的小女兒在長安街，機槍子彈噠噠噠地射來，他躲進一幢樓房，看見民眾推倒一堵牆，用磚頭與軍隊對抗。
在共產黨大舉抓捕民運領袖與民眾的恐怖中，孫立勇與他的伙伴畫家金橙等人辦起地下刊物“鐘聲”。他本人當過警察，所以知道如何對付警察的追捕，他們的“鐘聲”雜志一共堅持了兩年之久，和他一起的伙伴都被捕了，他還未暴露，他覺得對不起哥們兒，如果只有他一個人不受苦，他毅然走進公安局的大門，(如當年劉青)投案自首但不認罪，被上酷刑，被關進直不起腰的小鐵籠，被判七年徒刑。
等出獄時，老婆離婚了，女兒長大了，父母衰老了。只可憐的是女兒孫毅，天天坐在小板凳上等爸爸回家，爸爸回來後，天真地問：“爸爸，你還走嗎？”
非常幸運的是孫立勇先生很快獲得澳洲給政治犯的居留權，孫毅也得以到澳洲，二零零六年，孫立勇還與心愛的姑娘組成美滿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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