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7日訊】自中共建政以來，以所擔任的職務而論，最大的家庭悲劇就應該算劉少奇和王光美了。
出生名門的大家閨秀王光美，起初本準備效仿居里夫人去做一名科學家。可是她偶然充當了昔日由美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三方為制止內戰而設的軍調部的英文翻譯。之後，她投身於共產黨，參加革命，並且結識了當時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於1948年在河北省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以處女之身嫁給了有過五次婚姻經歷的劉副主席。
劉少奇在結識王光美之前，五次婚姻，除第一任夫人何葆貞被國民黨殺害外，其她幾任夫人或因特殊原因而不能廝守終身，或因感情不合而分道揚鑣。自與王光美結合後，劉少奇可謂家庭和睦，夫唱婦隨。劉王夫婦二人可以說是相敬如賓地共同生活了近20年。
然而，眾所周知的原因導致夫死婦囚。這就是在中共治下的社會背景對家庭的影響最明顯的事例。
本來，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安定，可以對社會的穩定提供一定的保障。反過來，不同的社會背景又可以對家庭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正所謂「悲歡離合世間情，全是社會總縮影」。好的社會背景可以帶來「和家團圓、快樂無比」；壞的社會背景則可以造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後所產生的社會背景是給家庭帶來「和家團圓、快樂無比」景觀？還是讓人們充分見識到「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景象呢？
筆者願從幾個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
１、肉體消滅所造成的家庭悲劇
中共拍攝的電影《停戰以後》中有一個情節，就是軍調部的國民黨方代表李國卿對美方代表費丁說，對付共產黨唯一的辦法就是肉體消滅。大概這樣的情節所表示的是國民黨統治當局對共產黨的殘暴。然而，共產黨對他們的政敵所採取的又是什麼態度呢？中共建政後的歷史證明，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恰恰是李國卿向費丁所表示的對付共產黨的方式，那就是：肉體消滅。
中共建政後的第二年，即1950年，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血腥恐怖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壓」是以五花大綁、背插斬標、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為根本特徵。那一年，在中共各級政府所設的刑場上，不知道有多少被中共聲稱為敵人的人被槍殺。就被殺害的人的範圍而言，有曾經在國民黨政權中國家機器任職的工作人員，含軍人、員警、憲兵；有對共產黨政權表示不滿的所謂反革命分子；有所謂的特務；有被聲稱的惡霸地主、反動資本家；有所謂的土匪；有被稱為反動道、會、門的宗教界或幫派體系人士。而在這些被殺害的人中間，究竟有多少人會對共產黨的政權構成威脅？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算是「非殺不足，以平民憤」？恐怕被冤殺之人占了很大的比例。這就是毛澤東當政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初期的所作所為。中國共產黨實實在在地使用著李國卿之言，對他們的政敵進行肉體消滅。
這是中共治下最初的社會背景帶來的對家庭的影響。在這場全國性的被鎮壓的「反革命」中，多少家庭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幼年之孩童失去了父親？在整個由中共統治的華夏大地上，有多少家庭妻離子散？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共產黨在這一年的作為，與他們在宣傳中譴責蔣介石的「4．12」反革命政變中屠殺共產黨人的行為有什麼兩樣？
中共建政後，最大規模的對其政敵實行肉體消滅的就是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自那以後，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仍然以屠殺的方式任意地對他們不滿的人實行肉體消滅。如此所帶來的就是在全中國出現一幕幕的家庭悲劇。
２、階級陣營所促成的家庭破裂
參加中共領導革命的成員中，其原始成分是複雜的。有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知識份子，有背叛富有家庭出生于地主、資本家的子女，有社會各階層的普通人民，而比例最大的是在中共建政前處於貧窮狀況的城市的工人以及農村的農民。這些複雜成分的投身革命者，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實現共產主義聚集在中國共產黨旗下。幾十年來，也算出生入死、歷經艱辛，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
這些投身革命的人，有男有女。既然是人，就少不了有七情六欲。為了繁衍後代，就必須建立家庭。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那些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男女在共同的共產主義理想中通過接觸產生友誼，發生愛情，最終組成家庭。
除中共所統領的革命隊伍內的成員之間建立家庭外，革命隊伍之外的人也有同情、支持革命之舉的人。這樣的人，也有那麼一批與革命者產生友誼與愛情，並且最終建立家庭。
在中共建政前，革命的主要事業是要推翻所謂的「三座大山」，具體而言，就是要推翻被中共所聲稱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從而建立以人民當家作主人的新的共和國（建政後的實際情況並非人民當家作主）。所以，在那年頭，不論以什麼背景組成的家庭，所奔的是相同的目標。故而，或許不會有什麼政治原因去導致嚴重的家庭破裂。
然而，自從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局面就不一樣了。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中共所鎮壓的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昔日投身于革命之人的親屬。有許多身在革命隊伍中的共產黨官員，獲悉甚至眼見其家人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卻無可奈何。共產黨的階級性抹殺了人類的天性──人性。這種中共建政初出現的階級陣營，就已經暴露出導致家庭破裂的危機。
而中共治下產生的階級陣營導致家庭破裂的最嚴重隱患是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
1952年在農村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將身處農村的人，根據其財產的多少，分別劃分成地主、富農、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以及雇農。人，並不是天生下來就擁有財產的。就獲得財產而言，所有的家庭都可以說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勤勞持家可以致富，懶惰者可以終身一貧如洗。可是，共產黨當政，卻偏偏將人類正常存在的競爭機制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給勾畫出來。硬是要將那些有著一定財產的人定成地主富農而劃入階級敵人的範圍。
如今想起來，假若要按照財產多少來區分何為人民，何為敵人的話，那麼，整個共產黨的官僚階層，都應該成為人民的敵人。然而，最為不同的事是，昔日不論是地主富農還是資本家，他們的財產，是經過最初的持家勤儉，然後經過多年的辛勤經營而積累起來的。如今共產黨官僚階層的暴發戶，有昔日被稱為「有產者」那種獲得財產的特徵嗎？
可是，共產黨就在那個時期，硬是在農村人口中劃出了那麼一批被稱為敵人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他們的這些標籤，直到1979年由胡耀邦當中共黨魁時才被揭去。在他們被戴上階級敵人帽子後的27年間，遭受了多少淩辱？歷經了多少苦難？有誰能夠想像得到？
在人為地製造一大批戴上帽子的敵人後，又有多少已經組合家庭在激烈的階級鬥爭觀念下走向分離的道路？
1957年，在毛澤東虛偽地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為共產黨執政廣開言路的「引蛇出洞」戰術下，成千上萬愛國憂民的志士，只是坦誠進言，就被戴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劃入階級敵人的範圍。這樣的一大批人，在1979年才獲得平反。可是，在長長的22年間，他們遭受了多少屈辱？
本來處於一個風平浪靜的和睦家庭，在產生了右派分子後，不論是這個家庭的哪個成員，其整個家庭都會背上政治黑鍋。他們能夠有安寧的日子可過嗎？又有多少家庭在這種狀況下，不得不走向分離的道路？
３、政治鬥爭所導致的家庭爭鬥
這種由政治鬥爭所導致的家庭爭鬥，在中共建政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中都有表現，而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就是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如今想起來，會使人感到哭笑不得。可是，在當時，卻就真是那麼回事。在「大義滅親」之旗下，夫妻反目、子女反叛，為的就是與一切不符合共產黨、毛主席理念的任何思想行為劃清界限。
不算其他原因，僅從政治鬥爭這一角度來看，又有多少家庭在文革中走向破裂的道路。
至於在文革中遭受各種迫害而導致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追思起來，那就更令人髮指了。
４、城鄉差異所引起的婚戀畸形
在中國，曾經對走出農村進入城市的人有這麼一個評語，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
此番評論，雖言過其實，畢竟從農村出來的人不至於在三年之後就不認爹和娘，可是，確實有那麼一點形象化。
農村的人，在中國可以說是生活在最底層。可就有那麼些從農村出來的人，他們自己本身就曾經領略過農民的苦難，在環境發生變化後，忘記了自己曾經也是農民，他們從思想上開始輕視農民，並且在以後的行動上，坑害農民。其中之一就表現在對婚戀觀念上。
往往有一些曾經在農村中已經有戀愛對象的人，主要表現在男性上，當他們或以參軍、或以入學、或以其他方式從家鄉走出後，一旦發生身分或地位的變化，就將原來的戀愛物件拋棄。
這種忘本負義之人固然可惡，然而，更可惡的是中共統治大陸後所施行的嚴格將城市人和鄉下人隔離的政策。正是由於這種令人詛咒的政策，才造就了那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走出農村的負義之輩。
中共建政不久，實行嚴格的戶籍政策，從開始登記戶口的那一天起，身在城市人就成了城市人，他們的子女可以以城市人的身分延續下去。身在農村的人就是農村人，他們的後代從生下來的那天起，就具備著農村人的身分。
中共當局也曾經嚷嚷過要縮小城鄉差別，可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城市就是城市，農村就是農村，城鄉的差異真可謂天壤之別。城市人吃的糧食、蔬菜，全是農村人生產出來的。沒有農村人給城市人提供食品，城市人就得餓死。可就是因為共產黨的戶籍政策，才造成了一種概念上的城市人「狗眼看人低」（筆者不是指所有的城市人都如此）的局面。歧視鄉里人，污辱鄉里人，瞧不起鄉里人，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可以叫做比比皆是。
最令人不平之事是，農村的人，成年累月付出艱辛的勞動，他們的勞動報酬卻低得令人寒心。昔日在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每天的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田勞動，只是在年終的時候，才可以將那工分換取少得可憐的鈔票。生產糧食的人，沒有足夠的食品充饑；提供生產布匹原料的，卻一個個穿得破衣爛衫。看病，看不起；上學，上不起。貧窮落後與愚昧無知是中國整個農村的根本特徵。以中國共產黨自己劃分的代來看農村，毛澤東作為第一代，糟！鄧小平作為第二代，好了幾天接著糟！江澤民作為第三代，糟上加糟。如今作為胡錦濤的第四代，是好？是糟？恐怕是佈滿的乾柴會最終得以燃燒！
就是這種由共產黨體制所造成的嚴重的城鄉差別，所以才會出現身在農村之人竭力擺脫農民身分的現象存在。
一般來說，農村人若要改變農民身分主要採取下面幾種途徑。
☆第一種：讀書
就整個教育局面來看，農村普遍落後。國家根本就沒有在教育問題上對農村有什麼投資。因此，農村的師資質量低劣，教學設備簡陋。農戶沒有錢供其子女讀書。就算是花了錢進入學校，也難以學到真實知識。
但是，在這種根本落後的教育狀況下，農村中，也還會出現一些勤奮好學之輩。也會產生如同鳳毛麟角的人物。這些深悟「萬類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理的人，為擺脫泥裹之腿，勤奮學習。從而，能夠獲得機會以考試的方式進入中等專業學校或大專院校學習。一旦獲得成功，他們就丟掉了農村戶口，從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下等公民」轉變成具有城市戶口或者叫做吃商品糧戶口的「上等公民」（此論雖似荒唐，實際情況卻有目共睹）。
☆第二種：參軍
以參軍的方式擺脫農民身分的最明顯時期是文革期間。那年月，軍人最吃香。參軍後，如果提幹，那就是穩端國家的鐵飯碗了（不珍視已獲地位而被人抓住辮子進行處理人的除外）。即使沒有提幹，當了幾年兵，復員時也會獲得一份工作。
不過，以參軍的方式去擺脫農民身分多少有那麼一點冒風險。不打仗則罷，打起仗來去充當戰爭炮灰的人，恰恰是那些穿上軍裝的農民。如今當兵，有沒有文革期間的那種實惠，筆者不得而知。可有一點使人感到不安，就是國家政局稍有動盪之時，軍人就又難以避免去當政府當局的犧牲品。特別是人民政府調動人民軍隊去鎮壓因人民對當局的不滿而出現的騷亂時，那些穿上軍裝的農民更有可能因人民對政府的憤慨而成為來自民眾暴力的犧牲品。「6．4」事件所產生的「共和國衛士」就是這種社會背景所造成的痛失親子的家庭悲劇。
讀書和參軍曾經是或者現在仍然是農村人擺脫農民身分的主要途徑。
☆第三種：嫁人
這種方式主要是就身在農村的黃花閨女而言。如果她們想擺脫農民的身分的話，可以嫁給城裏的人做妻子。這就是所謂的城鄉婚姻。在這種城鄉婚姻中，由城市嫁往農村的女性，可以說微乎其微。由農村嫁往城市的女性，倒也可以有那麼一定的數量。
可是，這種城鄉締結的婚姻，卻因中共當局實行的戶籍政策給身為「城裏人」和「鄉里人」組成的家庭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特別令人憤慨的事是子女的戶口隨母親，母親是城裏人，子女就是城市戶口；母親是鄉里人，子女就是農村戶口。而城鄉締結的婚姻，絕大部分是農村的女子嫁給城市的男子。那麼婚後所產生的子女，他們就只能隨母親屬於農村戶口，儘管這種城鄉婚姻締結後的子女出生在城市，他們卻是實實在在的鄉里人。他們不能與城市戶口的小孩享受同等待遇，即使他們在城市成長，他們也受有著城市戶口的小孩的歧視。
人，本應是平等的。可是在共產黨的各種奇特政策之下，人，就這麼變得如此地不平等。
因戶籍制度所導致的更荒唐的事情，是對進入城市的農村人的暫住管理辦法。夫妻之間，一方是農村人，進入屬於自己的家庭後，還得前往派出所報告，得以獲得暫住之批准。有的地方，對暫住管理申請者還得收取居住費。確實，在中共治下，人，還不如發情的動物。
對於這種城鄉締結的婚姻，如何解決問題，中共當局有一種恩賜性的政策，叫做「農轉非」，也就是將原來的農村戶口改變成城市戶口。而對於那些希望有可能享受這種政策者，有的叫做望眼欲穿，有的叫做僅悲無歡，有的只得家財外搬。當這種政策享受者最終獲得城市戶口而變成真正的城市人時，還得對政府這種恩賜深表感激。
而那些城鄉婚姻中因常年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人所經歷的辛酸是永遠無法逐一向整個社會傾訴的！
５、家庭出生所發生的莎劇重演
英國著名戲劇家莎士比亞有個有名的悲劇，叫《羅密歐和茱麗葉》，只因這一對男女戀人之長輩家族昔日是刀兵相見的仇敵，他們就不能因戀而成婚，結果這對癡情的男女雙雙殉情自殺。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華夏大地上出現過多少類似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悲劇呢？
中共當局最殘忍的手段就是用「階級性」去抹殺人的「人性」。為體現階級性，對一個人的家庭出生，簡直要查祖宗八代。就連男女之情發展到一定階段而要準備成婚時，共產黨的組織，還得去查男女雙方的家庭出生。工人出生的，不能和資本家出生的人締結姻緣；貧農雇農出生的，不能和地主富農出生的組成家庭；無產階級出生的就是不能和資產階級出生的人攪和在一塊。有多少有情之人，最後因為家庭出生問題而最終不能成為眷屬？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有情人終成眷屬」等等一切出自人性的美好願望，只能在激烈的階級鬥爭觀念下，永遠望洋興嘆。
在筆者的作品中，出現過這麼一對男女，男的叫戴天清，女的叫張玲。戴天清是一個通過參軍途徑擺脫掉農民身分的人，進城當了公安人員後，就渴望找一個城市女子為妻。這也是由於那種為避免因中共實行的戶籍政策所會產生城鄉婚姻的煩惱而為。
戴天清進入城市後，作過幾年努力，然而在尋偶方面進展不理想。作為戴天清的領導，他所工作的派出所所長主動關心他，將一名在當地送信的郵遞員張玲介紹成他的女朋友。兩人經接觸，可謂情投意和。可當戴天清向領導表示要與張玲結婚時，共產黨的組織就對張玲的家庭背景進行調查。悉：張玲之父在中共建政前曾在國民黨中任職。
這下子好了，本來做月下老人的所長，在「階級鬥爭」觀念下，揮起棍棒要打散已經產生愛情的鴛鴦。「人性」，「人性」，有人就有性。當人的感情發展到那一步時，棍棒哪能那麼輕易地可以將鴛鴦打散？膽大妄為的戴天清，居然敢於做共產黨政策的叛逆，以人性取代階級性，將人性而產生的性行為用到了派出所的值班室。
在共產黨的高壓統治下，敢於頑固以「人性」對抗「階級性」的行為，無異等於以卵擊石。可憐戴天清，擺脫了農民身分，結果以他對共產黨政策的叛逆行為受到了嚴重的處分，從而又恢復了農民身分。
在中國，象這樣的以家庭出生而影響到婚姻家庭的事例有多少？恐怕是一幕幕莎翁之劇在神州大地的再現吧！
６、境況變遷所欠下的難償孽債
「美麗的西雙版納留不住我的爸爸，爸爸一個家，媽媽一個家，剩下我自己好象是多餘的。」這是大陸以知青故事為背景的電視劇《孽債》的主題歌歌詞。
1968年，毛澤東一聲「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令，成千上萬的生長在城市的大學、中學「畢業生」打起了背包，走上了上山下鄉的道路。而這些被迫從城市走向農村的青年，基本上都處於青春期，人性使他們產生感情，並且在墜入愛河後偷吃人生禁果。結果，就產生了象《孽債》中出現的一代特殊的後代。
「知識青年」這個由毛澤東發明的實質上將被這位暴君利用的一代人從城市驅趕到農村的特殊名詞，浸透了多少人的人生辛酸苦澀。
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在進行兩年後，全國性的大亂使得城市的學生既無繼續就讀機會，也無就業的場所。使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去安置無法有下一步著落的青年學生只是毛澤東的「權宜之計」。沒有知識青年真正願意紮根農村。因此，「知青」的身分有著潛在的變數，他們不具備穩定建立家庭的因素。然而，青春的活力又使得男女之間控制不住那種特殊的感情。於是，就出現了性行為，出現了沒有結婚手續的後代。等到這種不具備法律關係的「夫妻」各奔前程時，他們產生的後代，就成了一種多餘的負擔。這是一筆孽債，是一筆共產黨統治下特殊年代產生的永遠難以償還的孽債。
知識青年境況的變遷，使得他們不可避免地會重新組合家庭。然而，他們因那段時期特殊感情所產生的私生子，一輩子都難以彌補其心靈深處的創傷。
文革將全國的整個教育體系打亂，做學生的，不能按照正常的渠道依真才實學通過考試的方式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攀登。1966年文革開始後，大學停止招生，使得有志學習者被排斥于大學門外。70年代初期，大學雖恢復招收學生，卻不是通過嚴格的考試程式，而是以推薦的方式在工人、農民、軍人中產生工農兵學員。這種形式產生的大學生也使處於戀愛甚至有著婚姻關係的男女出現境況變遷，從而出現因地位變化而出現戀愛以至婚姻破裂的局面。這也是社會背景所造成的對戀愛和婚姻的影響。
鄧小平再次復出後，1977年夏開始改革高等院校的招生制度，恢復了高考。這種本來給有志學習的青年帶來福音的政策，卻反過來對當時處於婚戀狀況的曾經失去在大學讀書機會的男女青年帶來的感情變化。這種境況變遷的社會背景又不知產生了多少婚戀之一幕幕人間悲劇。
出現這種悲劇後，或許，悲劇中的當事人甚至對悲劇的旁觀者會發出一系列假設性的感歎。假若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不打亂，做學生的能夠通過一個又一個臺階的正常考試跨入大學的校園……；假若鄧小平不改革高等院校的招生制度……；假若……
按照筆者的觀點，假若整個社會背景給予人正常的影響；假若做人的遵守做人的道德準則，有些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７、劣質居境所潛在的淪喪道德
中共建政後，一個接一個的狂熱政治鬥爭使得政府當局根本無暇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居住環境。不知有多少城市居民常年來由幾代人共同居住在一個狹小的房間。
人，不同於動物。在發情期間，動物可以在同類，或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交配。而人，在進行性交媾時，總得要顧忌著「前後左右」。在劣質的居住環境下，即使幾代同室，要做那種事情，也無法顧忌家庭成員所存在的閉目而耳聞之窘境。
在這種劣質居住環境下，更有甚者是那些道德敗壞之人，不顧天理人倫，做出法律與社會公德所不容的事情。
尾言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應該保持安定，使之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良性細胞。而社會，則應該由統治者以民為本，創造一切條件去保持社會的安定，從而使人民安居樂業，如此，才會有真正的「和諧社會」。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