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莊嚴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從這一天開始至上世紀50年代末誕生下的嬰兒，被中國共產黨宣稱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革命事業接班人，或稱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60年代後誕生的嬰兒，雖也可以稱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由於他們在步入學齡時，文革之亂使得學校沒有正常的教學秩序。故而，革命事業接班人也好，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也罷，沒有文革前喊得那麼響亮。
這些被稱為「解放牌」的一代人，迄今已經逐步從中年步入老年。除了已經正常或不正常地離開人世的外，那些仍然活著的人，回首往事，恐怕無不感慨萬千。如果他們具備一點寫作水平或文學素養，每個人的經歷，都可以寫出一部波瀾壯闊的小說。
就是這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在大救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紅太陽毛澤東的照耀下，究竟獲得的是一種什麼命運呢？筆者可以想像，處於不同經歷的人，都會有著情感差異的感慨。或許，有一部分幸運兒，現在正處在中共政權的官僚階層上，嘲笑著他們的同齡人是何等地無能，不能像他們那樣，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這些吸著人民血，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官僚集團，或許在「和諧社會」的旗號下，虛情假意地粉飾著滿目瘡痍的中共腐朽統治；或許正揮舞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棒，無情地打擊那些因下崗而無生活著落、因蒙冤而上訪、以及因各種不幸經歷而表示對中共統治抗議的同齡人。
上面提到的幸運人，在整體的這一代人中，畢竟只是少數。而絕大多數人在他們幾十年的生涯中，受到的是共產黨統治社會下所產生命運的無情捉弄。有多少人，當他們回首已消逝的人生歷程時，只能悲哀地仰天長歎！
一、朦朧的50年代
伴隨著「皇恩浩蕩」的開國大典56響禮炮聲，進入了「解放後」的「新社會」。人類的繼續繁衍，產生了以此為界的新的一代人，權且稱為分界線後的一代人。
躺在母親懷裡吃奶的襁褓嬰兒，就在哭涕和歡笑聲中，經歷了中國共產黨為鞏固其新生政權所開展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人民」的陣營；「敵人」的陣營，「革命的階級」；「反革命的階級」，他們都有著分界線後所產生的一代人。或許，屬於敵人陣營的嬰兒，他們的父輩、祖輩，有為數不少的人，被插上斬標，斃命於中共各級人民政府所設的刑場上，母親將喪失親人的憤恨發洩在懷抱的嬰兒身上，使得孩兒看到母親那可怕的面孔嚇得放聲大哭。屬於人民陣營的嬰兒，他們的父輩或祖輩，或許是手執硃筆進行判決的「審判官」，或許是手握槍桿的「行刑者」，或者是對敵人恨之入骨的普通民眾。誅滅敵人的欣喜，也使母親感染了懷抱的嬰兒，使得孩兒在母親愉快的面孔下，發出「咯、咯」的歡笑。
「鎮壓反革命運動」使中共當局從肉體上消滅了被他們聲稱的階級敵人，那些尚未從肉體消滅的被認為不夠「非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也留下了屬於階級敵人的印記，他們的這些印記，無情的影響著「分界線」後誕生的嬰兒。共產黨的鬥爭哲學，使得他們在消滅了舊的敵人、並且對尚未從肉體上消滅而貼上印記的舊的敵人後，以不斷的「運動」形式產生新的敵人。這樣嘛，共產黨就越鬥越有勁。他們這種鬥爭，同樣無情地影響著「紅旗」下誕生的嬰兒。
中共建政前，出生於不同家庭背景的人，或親身投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或同情、支持革命。在這種革命鬥爭中，共同的革命志向使青年男女產生愛情，建立家庭。然而，中共建政後，奇特的政治運動又迫使這些已經建立的家庭部分解體，從而，使誕生在這種家庭中的分界線後的一代，從小就蒙上父母離異的陰影。更有甚者，有些在腹中形成的胎兒，在他們還沒有降臨於世時，因為父母是不同的階級陣營而走向分離的道路。在他們來到這個世界時，要麼失去了親生父親的關心，要麼失去了親生母親的愛護。要麼最終喪失了親生父母的關心愛護，去過那種近似孤兒的生活。1952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所產生的不同家庭成分，1957年「反右」鬥爭所產生的「右派分子」，就使得這種在革命生活中建立的家庭以各種不同情感和方式走向分離的道路。
50年代，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中共開展的對敵鬥爭，火藥味是非常濃厚的。在農村，有些家庭婦女對嚎哭狀態的幼兒有一種最有效的鎮「哭」之策，就是兩個字：鬥霸。處於嚎哭的幼童，只要聽到「鬥霸」，立即止住哭聲，用驚恐的目光望著母親。可以想像，在農村，凡是有對「階級敵人」進行鬥爭時，往往會有婦女懷抱幼童去觀看這種鬥爭場面。那種殘酷的鬥爭鏡頭，給幼小的孩子心靈上產生一種恐懼感，所以，一旦聽到「鬥霸」二字，連哭都不敢哭了。在城市，各部門貼滿牆的大字報；各種會場那揮臂高呼的陣陣口號；手持三角小紙彩旗的遊行隊伍；公私合營的敲鑼打鼓聲；熱火朝天的大煉鋼鐵；種種奇景，無不對這時的紅旗下誕生的一代人腦海中留下難忘的印象。
49年「國慶」後和50年代初誕生的嬰兒，從50年代後半頁開始，逐步進入學齡兒童期。處於對中共宣稱的新中國的朦朧狀況，進入學校的兒童，開始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正統教育。
進入學校後，從政治上，老師給學生經常灌輸的內容是：我們這一代孩子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紅色少年。我們的前輩在舊社會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過的是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是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鬧革命，經過長期艱苦鬥爭，犧牲了無數的革命先烈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新中國。我們是革命的後代，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我們必須熱愛毛主席，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人民，並且要愛護公共財物。我們必須刻苦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要掌握牢固的本領。只有這樣，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作出貢獻。
正是由於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正統教育，進入小學的孩童，不論出生於什麼家庭背景，都從小就立志做一個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並且會自覺立下「入隊、入團、入黨」的志願。這就是：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些第一天進入學校的孩童，看到教室正面黑板上方的牆上，貼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畫像。因此，他們獲得的最初印象是，新中國是由這樣一些革命家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鬥爭而開創出來的。他們會肅然起敬地愛戴這些無產階級革命領袖。
這些誕生在「新中國」的一代人，在各種不同感情色彩中，渡過了朦朦朧朧的50年代。
二、多災的60年代
就在「新中國」誕生的孩童朦朦朧朧地渡過50年代時，一場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特大災難正在向他們襲來。
毛澤東1958年的狂熱和1959的專制，帶來了連續三年的全國範圍內的大饑荒。無數生在「新社會」的孩童，因缺乏維持生命的食品，沒有能夠在「紅旗」下成長，而在飢餓中夭亡。
進入60年代後，在分界線後誕生的嬰兒，最大的不足11歲。他們需要吃，需要營養，以能維持他們成長。可是，家裡，揭不開鍋啊！如此有著遼闊土地的國家，居然沒有糧食去維持人的生命。此時，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有多少孩童因飢餓面向他們的父母嚎哭？而作為孩子的父輩、祖輩，望著孩兒因飢餓所產生的痛苦，無可奈何！
就在這令人難以忍受的飢餓遍及華夏之地的三年，竟然有狠心之人將生在「新社會」的孩童烹而食之。多麼殘忍啊！
60年代初，在江城武漢市，民眾中有這麼一個傳說。說是有一類人，叫做：麻鬍子。這種人，專門騙那些無知的孩童。他們用少量食品誘騙處於飢餓狀態的小孩，將他們騙至秘密之處殺害，然後，將他們的肉烹後出售，這種肉叫做「伢肉」。這種情況出現後，做父母的膽寒地告誡他們的子女對不認識的人所獻慇勤保持警覺。
是否真正有這種事情，需要考證。不過，這種傳說，絕非無中生有。在筆者的記憶中，仍然清晰地有這麼一幕。
大約那時我有七歲左右吧！一天，獨自一人在漢口的造紙街行走。走到一個地方，忽然在一家門口，有個陌生人熱情地向我打招呼，要我到他那裡去。而我，已經獲得母親的警示。為避免成為鍋中的烹肉，對任何不認識者的言辭，不予理之。所以我對此人的招呼，不作反應，扭頭繼續前行。
被中共當局宣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的特大饑荒的年月裡，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種數目是不可能從官方得到的，民間的估計有4,000萬人。而在這種龐大的數目中，有多少是生在新社會的一代孩童，只能永遠成為歷史的懸案了。
經濟上的重大失誤所導致前所未有的非正常人口死亡，使得毛澤東無顏繼續在前台指手畫腳了，他將收拾亂攤子的重任交給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也算不負眾望，與一些具有經濟建設才幹的中央領導人將國家建設得有所起色。中國人逐漸擺脫了飢餓之苦，肚子也算可以糊弄住了。
按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本來是由中共整個領導層的集體智慧、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以及無數先烈用鮮血作為代價換來的，可偏偏中共當局甘心情願地將這一業績記在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簿上，狂熱地宣傳「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同樣，按道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導致數千萬人不正常死亡，是由於毛澤東1958年的狂熱所致。中國人民好一點的日子，是在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努力後才獲得。致人不正常死亡的是毛澤東，給人帶來幸福的並不是他。然而，在全中國人民所唱的讚歌中，提到名字的，恐怕只有毛澤東。毛澤東在世時，筆者記得唯一有過的對毛澤東之外的中共領導人的讚歌出現在電影《洪湖赤衛隊》中這麼一段唱：「洪湖水呀長又長，人心向著共產黨。賀龍領導鬧革命，紅旗飄飄打勝仗。」結果如何？《洪湖赤衛隊》成為大毒草，賀龍日後被迫害致死。
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進入60年代後，由朦朧期轉入較牢固的接受知識的階段。這些孩童，在肚子剛剛有飽的感覺後，受到的最濃的教育，就是對毛澤東的熱愛。這種教育，充實在課堂、書籍、電影、報刊、雜誌、歌曲等等一切屬於意識形態領域。
「快樂的小鳥最愛歌唱，勇敢的魚兒最愛海洋。我們紅色的少年，最愛共產黨，最愛毛主席……」
有多少讚美毛澤東的歌曲至今仍然可以在這個年代成長的少年腦海中浮現出來？
就是這種在全民中，特別是在少年兒童中灌輸的對毛澤東的狂熱熱愛，才出現了文革初期天安門廣場那一次次被毛澤東接見的分界線後出生的學生那種熱淚盈眶的場面。
出生在「新中國」的一代人，首先接受的是對領袖，也就是對毛澤東那種瘋狂的感情教育。
這代人所受的另一種教育，就是激烈的階級鬥爭觀念。
十歲左右的少年兒童，腦海中充滿了地主對農民、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以及農民和工人向他們對立面所進行的反抗鬥爭。這種情景，不僅對中共建政前進行大肆渲染，而且對建政後極力編造種種故事去鞏固少年兒童的階級鬥爭觀念。宣傳機器鼓吹什麼壓迫階級是如何不甘心失去的天堂，如何進行各種破壞活動。並且樹立與敵人進行鬥爭的少年兒童榜樣。什麼劉文學與偷辣椒的地主搏鬥，被地主殺害；又是什麼張高謙與偷羊的地主搏鬥，被地主殺害。號召少年兒童向這些英雄學習。在共產黨教育下的兒童，大概只會對地主殺害這些英雄感到憤慨。可能他們不會反思，為什麼解放前有著財產的地主，會淪落到偷地裡的辣椒？會窮得偷公社的羊呢？
就是因為對少年兒童灌輸這種強烈的階級鬥爭教育，才會出現文革初期紅衛兵對那些貼有不同標記的屬於階級敵人範圍的人批鬥、毒打，甚至殺害。
「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幕幕憶苦思甜的報告；一首首抨擊「舊社會」、讚頌新社會的歌曲；一部部渲染階級鬥爭的文學作品。至今回想起來，彷彿歷歷在目。
應該說在大饑荒後的60年代初的幾年，分界線後的一代人從肚子能糊弄飽基礎上，看到了國家有一點氣色。毛澤東在1963年3月5日發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儘管這位領袖所樹立的這位典型的事跡是將毛氏著作比喻成開汽車的方向盤，儘管發號召的本意是吹捧毛澤東自己，這個時期的社會風氣應該是健康的。這時的少年，也確實受到了正常的社會公德道德水平的教育。這個時期，分界線後出生的少年，最大的只不過14歲。那時，「助人為樂、拾金不昧；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等等助人上進的觀念影響著這一代人。絕大多數的少年兒童正常地在學校受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教育。
然而，好景不長！
1966年5月16日，骨子裡包藏著為鞏固其獨特皇權統治地位野心的毛澤東，瘋狂地發動了稱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以後，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全部陷入了無法擺脫的滅頂之災之中。
這一年，在紅旗下誕生的一代人，最大的只不過17歲，按大陸的標准，尚未進入成年。以正常的學齡教育，他們要麼應該在1966年進入高中繼續學習，要麼在結束初中的學習後，獲得一份工作。可是，「文革」的爆發，使得他們由初中的三年增至四年。而第四年，並不是在校學習的第四年，而是在既不能升學就讀，也不能離校就業的情況下被迫所稱的「四年級」。這批最早的「解放牌」，在校滯留兩年後，被迫響應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走上「上山下鄉」的道路。這就是「文革」中被稱為「老三屆」的「66屆」。
管它的！這批「解放牌」的學生，在文革尚未爆發之前，還算至少受到兩年半以上的正常教育，多多少少也能學習到一點自然科學和必要的社會科學知識。就是後面的67屆和68屆，也還算沾上兩年或者一年的教育秩序沒有打亂的學習的邊。最慘的生在紅旗下的一代人，應該從1966年離開小學進入中學的那一屆學生開始，也就是從69屆開始。這樣的一代人，恐怕涉及到1953年以及以後整個5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在中學的學習生涯中，完全是知識的空白。他們，也像「老三屆」一樣，被迫走上「上山下鄉」之路。
文化大革命使得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根本就不能夠正常地學到文化。
這是從受教育的角度，分界線後一代人所受的磨難。
可憐這麼一代人，在僥倖地從饑荒中活過來後，卻有相當一部分人，亡命於文革產生的各種瘋狂之中。
由於在文革前所受到的熱愛領袖的教育，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就成為分界線後誕生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獨一無二必須忠於的領袖。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還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些青少年明白，造反，不能造毛澤東的反；能夠將所有有權的「皇帝」拉下馬，就是不能將毛澤東這個真正實質性的皇帝拉下馬。
文革開始後，在以前大肆渲染毛澤東的基礎上，各種吹捧毛澤東的活動進一步推向高峰。廟宇遭砸、教堂被封、清真寺遇毀。釋迦牟尼、耶穌基督、穆罕默德等等，不論是中國的神，還是外國的神，統統在中國大地上一掃而光。中國，只有唯一的真神，那就是毛澤東。
不論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放一個什麼屁，全中國人民都得奉為聖靈。而最狂熱按毛澤東的言辭辦事的人，就是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
摧殘世界文明、毀滅傳統中國文化的「破四舊」、滅絕人性的瘋狂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成天高喊的狂熱「造反奪權」、殘酷的無怨無仇人群中的「派性武鬥」，等等等等。一切瘋狂的行為，無不是以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為最強的生力軍。
這些在新社會誕生、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有多少人在那些瘋狂的文革鬥爭中糊里糊塗地喪失了生命？永遠都不可能獲得準確數字！
毛澤東揮著巨手、帶著笑容，利用了這一代人後，即刻改換手法，讓這些在學校中沒有受到正規教育的一代人，以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方式，統統從他們生活的城市攆到鄉村去走上插隊落戶的道路。
令人歎息的這一代人，當他們響應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時，確實有那麼一部分青少年，被毛澤東所煽動起的政治狂熱沒有降溫，甘心情願地以「金訓華」為榜樣，興高采烈地打起背包，奔赴農村。可是，絕大部分青少年，他們不得不違心地被迫告別他們的親人，去品嚐一下中國最廣大、處在最底層的農民的生活滋味。
從1968年底開始的全國大範圍內的「上山下鄉」，分界線後出生的青少年，最大的有19歲。
或許，「知識青年」這個概念，站在不同角度，會產生不同的評論。而作為文革的特殊產物，這場經歷不能不對新社會誕生的一代人的心靈深處產生難以癒合的負面影響。特別是那些青春期情感欲動的青年，自覺或不自覺發生的性行為，形成的下一代，最終產生了一筆社會難以償還的「孽債」。
60年代對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所產生的災難是深重的。「大饑荒」使他們忍受了飢餓的熬煎；「文革」使他們失去受正常教育；「上山下鄉」使他們歷經日復一日「勞改」式的磨難。
三、彷徨的70年代
進入70年代後，自1968年底走上「上山下鄉」道路的「老三屆」初中畢業生，陸續從農村抽往城市，返回自己的家，與親人團聚。這對於吃足「面朝黃土背朝天」苦頭的生長在城市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值得慶幸的大好事。而這種「離鄉返城」卻不同於「離城下鄉」，後者是戴著「大紅花」，享受的是「敲鑼打鼓」迎接的待遇，一窩蜂地從城市奔向農村；而前者卻是分期分批地由各城市用人單位在「插隊知青」中挑選。這種挑選，又使得多少望眼欲穿的知青，特別是女知青流下了多少辛酸、屈辱的眼淚。想必，這些人都可以有那麼一段情感複雜的回憶。
一方面城市用人單位每年到農村從插隊知青中招收新工人，一方面城市學生每年繼續走著上山下鄉之路。這種輪迴轉倒也給這麼一代人冠上了令人感到有點寬慰的具有那個時代風貌的名詞：下鄉鍍金。1971年出現的林彪事件，給分界線之後誕生的一代產生了強烈的思想震撼。是否這一代人在當時能夠整體做到對毛澤東的反思？恐怕作為當時的背景和實際情況，對此問題只能作否定回答。毛澤東的招術高！高就高得由他操縱的一切輿論工具能夠巧妙地自圓其說。所以，這麼一代人很快地繼續讚頌毛澤東，而強烈地譴責林彪。不過，這時的這麼一代人，已經是青年了。他們有一定的邏輯思維能力，毛澤東的神化地位已經在他們心中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從70年代初開始，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逐步進入婚齡，奇特的命運又無情地捉弄著他們。
中共建政後，農民出生的領袖毛澤東對人口觀念非常淡薄。或許是在戰爭年代看到了成千上萬中國民眾為協助他推翻國民黨統治而犧牲在戰場上吧！毛澤東以為在鞏固政權方面依然需要大量的老百姓為他而喪失生命。所以，他覺得人多力量大，眾人拾柴火焰高。當具有遠見卓識的馬寅初教授意識到人口膨脹而需要控制人口增長時，毛澤東對此嗤之以鼻。其結果，使得中國的人口呈幾何地猛烈增長。當分界線後的一代人進入婚齡時，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控制人口增長的重擔壓在他們的肩上。
如今，仍然有人認為馬寅初的人口論是錯誤的。不管這位教授的人口論究竟是正確還是錯誤，分界線之後誕生進入婚齡的人，他們在成家立後，所面臨的是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在他們之前的人，尚且允許一對夫婦可以有兩個孩子。可是對他們，就只能是一對夫婦只准生一個孩子。當然，有著千百年來傳統觀念影響的農村人並沒有被這種政策所嚇倒。他們中有絕大多數人不生兒子不罷休。不過，農村中仍然強行推行著計劃生育政策。為此，這麼一代人在生兒育女的權利上受到極其殘酷的待遇。有多少育齡婦女被強行結紮？被強行引產？又有多少人被農村的「計劃生育」幹部罰得家裡無米下炊？而在城市，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幾乎成為僵死的政策，如果有人膽敢生第二胎，就有可能受到諸如開除一類的嚴重處罰。強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帶來了日後令人無法解決的隱形社會問題。由於在農村出現大量的扼殺女嬰現象，產生嚴重的男女比率失調。使得他們的後代在成年後，難以尋求配偶。加上獨生子女這種特殊群體出現的難以兼顧婚後的夫婦兩邊的父母，使得這些日後逐步步入老年的分界線後一代人籠罩著孤獨的陰影。
70年代上半頁，這一代人在文革中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渡過。當進入下半頁的1976年時，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奇特災景。
這一年，伴隨著中共三巨頭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相繼去世，河北唐山發生強烈地震，30餘萬人與這座工業城市毀於一旦。在一代梟雄毛澤東離世之前，遼寧省發生了隕石雨。或許是因為毛澤東一手製造了他自統治中國大陸後的長達27年的人災吧，惹得蒼天震怒！這位「共和國的締造者」，終於在天地大災之後，徹底地閉上了他的雙眼。深受中共正統宣傳影響的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那時，對中國的前途感到茫然。「沒有了毛澤東，中國將走向何方？」
他們感到彷徨。
值得欣慰的是，沒有毛澤東，地球照樣在轉動。中國在沒有毛澤東之後，人民的生活反而比有毛澤東好得多。
這一代人，目睹了曇花一現的華國鋒當政，看到了鄧小平操縱了國家的命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推動下，逐漸結束了70年代。
四、分化的80年代
進入80年代後，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最大的有31歲。他們已經成為青壯年，在共和國成立後的歲月中，經歷了各種含有政治色彩的風
霜。
這麼一代人在整個群體中，逐漸形成不同的層次。當然，絕大多數人，在城市充當著普通工人，在農村則充當著普通農民。如果在軍隊，除了復員回原地的繼續充當普通工人和農民外，轉業軍人進入了幹部行列，繼續服役的軍人，一般應該成為軍官了。
鄧小平再次復出，華國鋒仍在台上時的1977年下半年，高等院校改革了招生制度，使得有志學習的青年獲得通過考試跨入大學門檻的機會。這批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進入80年代後，這些畢業的大學生，加入了幹部的行列。
在當普通工人和農民的這麼一代人中，也有一部分人通過「入黨」的方式，以在執政黨中撈取「黨票」的方式逐步進入幹部的行列。
「幹部」這個名稱，在大陸是普通老百姓垂涎欲得的追求。而幹部，又分為一般幹部和帶有一定職務的幹部。這種帶有官職的幹部，逐漸在大陸形成官僚階層。
「改革開放」初期，這麼一代人中有一些無職業的的青年，其中包括某些刑滿釋放的無業人員，投身於商海之中。進入80年代後，這些人有相當一部分成為「萬元戶」。他們是最早掌握大量鈔票的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中的「金錢」上的暴發戶。
而那些擁有國家企業固定職工的普通工人，他們沒有勇氣扔下鐵飯碗去加入個體工商戶的行列的。因為他們長期受到「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教育，瞧不起那些人在改革開放政策下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轉變成大腕。可是，他們哪裡會想到，昔日在毛澤東統治時期吹得天花亂墜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呢！
80年代初從整體上來說，在表面拋棄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後，中國人將主要的精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實，當人們把力量用在實實在在地做一樁樁、一件件實事時，經濟效益明顯提高，人們所得到的實惠顯而易見。在緊抱毛澤東陳規陋習以堅持「兩個凡是」聞名的過渡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下台，中共當局形成「鄧胡趙」體系後，人們的思想大解放，經濟建設取得令人振奮的局面，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這時候，分界線之後誕生的一代人臉上總算露出了笑容。
不過，很可惜。鄧小平所能給予中國普通人民的恩惠是非常有限的。雖然他能比毛澤東強那麼一點，可以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然而，在政治上，他是沒有雅量允許人們對他說三道四的。鄧小平這種狹小心腸的最明顯體現，就是打擊敢於對他發出警示的身處中國底層的小人物魏京生。
鄧小平一方面對敢於走在民主道路前列的人士揮舞鎮壓之權，一方面以號召全民「下海經商」的方式，從鄧氏家族開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與「商」相聯結的官僚集團。
就在這種龐大的官僚集團利用擁有的權力介入商海之後，中國人中間的貧富差距明顯地日益擴大。改革開放政策初期逐步給工人以及農民生活帶來的轉機開始向相反方向轉化。由此而來，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整個社會發生大分化。在這種大分化的特殊環境中，分界線以後出生的一代人也發生大的分化。
這批年齡從30到40歲的誕生於中共建政後的一代人，整體上來說，絕大部分充當著普通工人和農民。作為農民，由於農村各級政府機構賦予各種不同形式的「稅收」，使得在改革開放初期從毛澤東當政時的貧窮狀況中稍微緩解過來的農民，重蹈覆轍。農民們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下所分的田中，生產的糧食，賣不出去；生產的棉花，換來的是白條。農民在生產的產品換不到現錢的情況下，卻承受著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即使在收不付支的狀況下，還得承擔強加給農民的各種稅收。毛澤東統治時期的貧窮落後局面，再次由農民被迫承受。有的農村地區，其貧窮落後狀況甚至不如毛澤東統治時期。農民的日子越來越難熬，這已經成為中國有目共睹的現狀。
工人呢？
1962年，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根據劉少奇和李立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歷史史實拍攝了一部叫《燎原》的電影。裡面有幾個情節，一個是雷煥覺對幾個愣頭愣腦的不知「工人俱樂部」是何物的工人解釋道：「工人兩個字，上頂天，下立地，工人兩個字，加起來就是一個『天』字。」雷煥覺的生動解釋，使得那些無知的工人明白自己在社會上的重要地位。另一個情節是，雷煥覺在黑板上，形象地在工人採出的煤上劃分出若干比例，表明工人的辛勤勞動後的成果，受到何種程度的盤剝，最後到自己所獲時，已經寥寥無幾。還有一個鏡頭，就是當雷煥覺為躲避資方瞭解「工人俱樂部」的活動時，在黑板上寫著「一人兩手，兩手十指」。他正教著工人念這最簡單的字。
60年代，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正受著中國共產黨狂熱的階級鬥爭教育。他們的腦瓜中，成天充實的是地主如何殘酷地剝削農民，資本家如何搾取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然而，進入80年代後的中國工人，他們的景象如何呢？他們能像雷煥覺所生動解釋的可以頂天立地嗎？不！中國的普通工人，正在逐漸被打入18層地獄！
中共在統治大陸後，人與人之間的等級觀念森嚴。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期間，這種森嚴的等級觀念尚未在人們之間形成強大的貧富懸殊的效應。因為50年代是毛澤東領導的窮折騰，60年代是毛澤東揮手而產生的大災難，70年代前半頁仍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中。直到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才開始出現經濟上的騰飛。所以，在中共建政後的前30年間，「窮」是整個國民的共同特徵。
然而，進入80年代中期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森嚴的等級觀念逐漸在人與人之間形成明顯的貧富懸殊的效應。
在城市，工人和幹部是兩大享受著不同待遇的群體。雖然工人和幹部從性質上不能與昔日的工人和資本家相提並論，但是，在瓜分經濟利益這種形式上，卻有著十分明顯的相似之處。就各方面的待遇而言，幹部明顯比工人優越。
正因為工人和幹部存在著一道明顯的鴻溝，做工人的，就希望有那麼一天，通過某種方式，擠身進入幹部的行列。這樣，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叫做「以工代幹」的名詞。工人的身份是實的，幹部的身份是虛的。這種代「幹」幹得好，可以轉入幹部的行列，幹得不好，還是回去當工人。
在中共領導的大陸，幹部的產生渠道一般有下列幾種：
１、受過中等專業學校和大專院校教育的學生，畢業之後，成為國家幹部。
２、在部隊中擔任過排級以上的軍官，轉業到地方後，即刻成為地方幹部。
３、在工人或者農民中發展「中共黨員」，這些有著黨員稱號的基層工作人員，經過一定時期「鍛煉」後，可以培養進入幹部的行列。由此而來，「入黨」就成為當官的跳板。
４、部分有著實權的人物，憑著自己的感覺，「慧眼」識「伯樂」，僅憑其一句話，就可以讓某某原本不是幹部行列的人，進入幹部行列。
幹部分為一般幹部和在職幹部，一般幹部在整個幹部隊伍中，處於最底層，他們必須從科員、科長、處長、局長、廳長、省長一級一級地攀登。所以，在幹部隊伍中，職務的角逐就成為具有各種不同心態人的奮鬥目標。
在職務角逐的過程中，爾虞吾詐、吹噓拍馬、拉幫結派、封官許願、買官賣官佈滿在整個官場中。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象雷煥覺這樣的角色，能夠在工人中就他們創造的財富進行利益獲得的比例分析。如今，在中國森嚴的等級觀念下，所有不同職務的官員，分別享受著不同的待遇。這種待遇分別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體現出來，其中最明顯體現在住房、工資待遇、醫療享受待遇、電話的配備、汽車的配備等等。而所有的待遇都與金錢緊緊相連。「金錢」是什麼？金錢是身處一線工人所直接創造的財富。在各級官員的待遇享受所消耗的金錢上，剩下給直接創造財富的工人，能夠獲得多少呢？
在中國，有沒有哪個企業敢於將工人創造財富的實際價值公佈出來？有沒有哪個官員敢於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是如何消耗的金錢數目公佈出來？沒有！中共統治的當局，絕對不會允許雷煥覺這樣的人物在工人中出現，他們絕對不會讓昔日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是如何被資本家侵吞來形象地表明現在的工人創造的財富是如何被龐大的官僚集團所侵吞。「雷煥覺」，這個名字就意味著中國的有識之士象春雷一樣，喚起所有被奴役被壓迫人們的覺醒。
在中國，有沒有雷煥覺呢？有！
80年代下半頁，憂國憂民的學生，就中國出現的現狀，開展了不同規模的遊行示威。而出現在1986年的學潮，卻以中共開明的領袖胡耀邦下台而告終。
自此，已經形成的「官」與「商」相結的趨勢更加嚴重，「官倒」與「腐敗」之風瀰漫於整個華夏大地。由此，終於在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之後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6．4」屠城的槍聲，無情地鎮壓了1989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所有在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目睹了由中共統治的數十萬軍隊在數百輛坦克車、裝甲車配合下，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憂國憂民，代表著全民的根本利益的學生，就是千千萬萬個「雷煥覺」。然而，《燎原》中的雷煥覺，最終以「我們不是牛馬，我們是人」為基本口號喚起的安源路礦工人的罷工而取得與軍閥和資本家爭的勝利。
1989年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以「反對官倒、懲治腐敗」為鮮明的旗幟，千千萬萬個喚起民眾覺醒的「雷煥覺」，卻遭到中共統治當局的血腥鎮壓。
五、惆悵的90年代
伴隨著「6．4」屠城槍聲，中共統治當局大肆搜捕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屠殺同情並採取行動阻止軍人進城的民眾。目睹80年代最後一年發生的人民與中共當局的慘烈鬥爭，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進入了90年代。隨著中共政權的建立，這麼一代人陪同著這個國家，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30到40年。他們思索著所經歷的人生歷程，回顧著孩童時期所受的教育。「人民」！「人民」！在這個國家的一切政權機構中，幾乎全部都使用了「人民」這個詞。「人民共和國」、「人民軍隊」、「人民警察」……，就連商品交換的媒介「錢」，都用「人民幣」作為貨幣名稱。然而，當人民為了自己的利益起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政府進行交涉時，卻由門面上閃耀著「為人民服務」的新華門中的「人民政府」的「人民公僕」去調動「人民軍隊」殘酷地鎮壓了人民。
這一代在中共進行的一切愛國主義的教育活動中，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學習過1919年發生在北京的影響中共建黨的「5．4」運動，了解過1935年發生在北平的「12．9」運動。雖然前一個運動遭到北洋政府的鎮壓，後一個運動被國民政府鎮壓，可是，他們的鎮壓採取的是什麼手段？有沒有數十萬軍隊？有沒有數百輛坦克？有沒有向民眾開槍？中國共產黨強烈地譴責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如何採取暴力手段鎮壓發生在天安門的學生運動。然而，該黨本身呢？他們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做的是什麼？
簡直沒有人敢想像！
純樸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府血腥鎮壓下，麻木了！
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回顧著走過的歷程，對比著所見所聞，凡是有一點思維能力的人，都會看穿中共統治的反動本質。他們，不比昔日所抨擊的國民黨統治強多少！
然而，對於如此殘忍凶暴的腐敗政府，在「6．4」屠城之後，還得強迫人們為此暴行唱讚歌。在全國性的與中央保持一致口徑的表態會上，這麼一代人還得違心地表示「堅決支持中共中央的英明舉措平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亂」。恐怕這時從他們口中講出的話，絕對不是他們心中的言辭。怎麼辦？誰能在高壓統治下，說出他們真正心中的肺腑之言！
高舉「反官倒、懲腐敗」大旗的89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中共當局血腥地鎮壓了。進入90年代後，官倒更凶，腐敗更獗。在民主運動血泊中登上中共最高統治寶座的江澤民，在排除異己、掃除對立面並對不妨礙自己統治地位的貪污腐敗分子進行著裝模作樣的打擊。然而，對自己的黨羽卻百般庇護。由此而來，在中國境內，無處不見貪官當道，遍地可見污吏橫行。人民創造的財富，被中共培育的蛀蟲侵乾吞淨。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出現民眾對貪官污吏的反抗，都會招致血腥鎮壓。這，就是「6．4」屠城慘案的直接政治效應。
昔日被人們稱為東亞睡獅的中國人，現在仍然是一頭沉睡的雄獅。從1990年6月4日開始，天安門廣場每年在這個敏感的時節部署了強大的警力。人們再也看不到天安門廣場有聚集的人群了。即使在廣場出現什麼人被中共當局認為有可能構成對「安定」的威脅時，警察會毫不留情地予以逮捕，中國政府採用高壓統治著「順民」。然而，中國人就真地永遠甘心忍受一切壓迫嗎？
從中共建政到進入90年代，幾乎每一波由中共統治所帶來的人為災難，受到最嚴重衝擊的，就是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
中國在趙紫陽擔任總理期間，大膽地開展經濟改革，從而在80年代上半頁，不論作為農民，還是作為工人，都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實惠。不幸的事是，在胡耀邦被迫辭職，由趙紫陽繼任總書記、李鵬繼任總理後，處在最底層的農民和工人的生活逐漸走向反面。在趙紫陽被扣上「分裂黨、支持動亂」的帽子而撤消黨的總書記職務並且由江澤民繼任後，最底層的農民和工人的生活就更是一天不如一天。農民的慘狀倒也不必多述，李昌平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陳桂棣與春桃合著《中國農民調查》就是中國農民狀況的真實寫照。
工人呢？
進入90年代後，受到最嚴重衝擊的就是昔日端著鐵飯碗，工作在國營工礦企業的工人。而這一大批工人，比例最大的就是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
中共將其「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開放的分水嶺，嶺之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嶺之後，中國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這是中共當局死報「社會主義」這一僵硬的招牌而為賣狗肉所掛的羊頭。實際上，在分水嶺之後，中共統治當局帶領全國人民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就經濟效益來看，按照資本主義的模式走，遠遠優於按照社會主義的模式走。而資本主義最大的特徵，就是競爭。
50年代中頁，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種改造的最後結果，就是全國的私營企業銷聲匿跡。年紀稍大的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仍然可以回憶出進行這種改造的敲鑼打鼓聲，看到一個又一個的私營企業主佯裝笑臉，將私有成分的生產資料交公。誰也不會想到，昔日進行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後造成私營經濟消失，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會重新回到中國大地。這，不能不是對中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極大諷刺。
事實證明，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公有制，嚴重地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各公有制企業的中共官員領導下，工人的生產情緒低落。特別在反覆批判「唯生產力論」、「物資刺激」、「獎金掛帥」後，拿著國家固定工資的工人，根本沒有為自身企業利益主動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因為在生產中，幹好幹壞一個樣，多幹少幹一個樣。由此而來，工人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惰性。而由中共組織部門任命的企業領導人，缺乏搞好企業的主人翁精神。再加上企業中的行政領導人和黨的領導人互相扯皮，使得國營企業的生產根本就難以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全國的所有制形式分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由於國家制定的政策，全民所有制所享受的待遇明顯優於集體所有制。甚至兩種所有制下的企業職工都有一種不同等級的國家公民之感。沉醉於長期形成的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捧慣了「鐵飯碗」的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的職工，怎麼樣也沒有想到改革開放的潮流會摧毀「社會主義優越性」，會打破他們長期端在手上的「鐵飯碗」。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種資本主義的經營和生產方式逐步進入中國的經濟體制內。個體工商戶、個體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等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生產實體一個又一個地在中國大地上成立。這些實體的管理方式嚴格，工作人員精悍，經濟待遇良好，全員勞動生產率高。由此而來，具有強大的市場競爭能力。隨著時間繼續向前推移，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逐步取代了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的經營和生產方式日益顯示出其難以扭轉的弊端。從80年代末開始就出現在市場競爭中失利而倒閉的企業。進入90年代後，瀕臨破產的國營企業越來越多。為解決國企危機，各個工礦企業開始進行調整。因此出現了這個時期產生的新名詞，如：「優化組合」、「待崗」、「勸退」等等。而這種局面，首當其衝的就是影響著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
這麼一代人，絕大部分經歷過「上山下鄉」，一般在70年代開始逐步從農村進入工礦企業，到90年代，他們的工齡分別在20年左右，而年齡在40歲到50歲這種跨度中。他們在國營企業中，長期過著「撐不死，餓不倒」的顧著這一頭，顧不著那一頭的經濟拮据的生活。由於他們長期受到社會主義的教育，即使在改革開放初期有衝擊社會主義模式的傾向，他們也不可能對昔日受到的根深蒂固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觀念產生動搖。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從國營企業投身於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個體工商戶」行列的職工就微乎其微。當然，也有少數不甘貧窮的人毅然扔掉「鐵飯碗」，加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行列。
如果說「一國兩制」的話，中國大陸，自從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在經濟上就開始實行「一國兩制」了。這並不是鄧小平為解決香港的回歸、台灣的統一發明的模式。然而，這種在大陸從經濟上實行的一國兩制就有力的表明：資本主義必勝、社會主義必敗。
處在國營企業的職工，絕大部分依然端的是社會主義的「鐵飯碗」，而這種端「鐵飯碗」的工人群體，依然是絕大部分的「雙職工」處在國營企業。同樣，處於國營企業雙職工的夫婦雙方，很少有一方扔掉「鐵飯碗」去試行資本主義的風險路。當然，也還是有。這種在一家人中的夫婦雙方的一方加入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家庭，就構成了「一家兩制」的結構。而有著聰明和才智行「資本主義」道的一方，明顯比端「鐵飯碗」的社會主義一方的經濟效益好得多。
在「優化組合」中，這一代經歷過文革年齡處於40開外的工人，普遍文化素養不高，在長期形成的惰性中，缺乏勞動積極性並且缺乏開創精神。這種狀況，使得他們在組合中被「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原理而甩往一邊。甩開之後，就從原來的崗位上下來，眼巴巴地希望重新登上能適應自己做的工作。這，就是「待崗」。有多少人在優化組合中被淘汰出來？又有多少工作崗位能夠讓被淘汰的工人重新登上？如此一來，等候他們的命運就是「勸退」。
這種情況，只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的初期，社會主義敗於資本主義的景象。然而，中共從49年建政到79年改革，長達30年的時間，國營工礦企業的黨政領導人全都受著中共政治體制的庇護。當官的，可上不可下。今天可以在這一家企業當官，將整個企業搞得一團糟，明天可以更換位置，在另一家企業任職，同樣把整個企業搞得一團糟。所以，國營企業長期在中共黨政庸官的治理下，已經病於膏肓。最後導致絕大部分的國營企業倒閉。從而，在中國大陸出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營工礦企業竟然被外國資本家出資購買的現象。共產黨明白，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資本家」是最講經濟效益的。他們可沒有義務去養那些曾經端著鐵飯碗的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工人。這樣一來，「下崗」就成為90年代後半頁風靡於大陸的名詞。而從工作崗位上被迫走下來的人，最多的就是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
昔日，中共的宣傳中，抨擊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失業現象。如今，對社會主義中國出現的失業，卻發明了一個新名詞：下崗。
這些下崗的工人，生活失去了保障。貧窮如同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著這麼一大批工人惆悵的心。
六、新世紀的觀望
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目睹著中國整個社會存在的各種危機，跨入了21世紀。
這些在60年代曾經受到中共正統教育的一代人，體會了昔日由中共抨擊的所有陰暗面重新在中國大陸出現。
人們不會忘記，60年代上半頁，由羅廣斌和楊益言合著的長篇小說《紅巖》，那些被中共讚揚的革命先烈為爭自由、爭民主與所謂國民黨反動統治鬥爭的情景。人們會輕而易舉地回想到江雪琴、許雲峰、成崗等英雄人物開展同當時的統治當局作英勇不屈鬥爭的情景。回想起統治當局如何鎮壓學生運動的情景。如今呢？有多少象江雪琴、許雲峰、成崗這樣的敢於向統治當局進行鬥爭的英雄被投入監獄？昔日革命鬥爭常常使用的「爭自由、爭民主」中的「自由、民主」竟然是中共統治當局所感到忌諱的詞彙。昔日毛澤東表示過：鎮壓學生運動的人絕沒有好下場。然而在1989年6月4日，中共統治當局居然命令數十萬荷槍實彈的軍人在數百輛坦克車、裝甲車的配合下，鎮壓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人們不會忘記，「天上佈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申，……」那悲涼淒憤的歌聲。人們不會忘記，地主的鬥，劉文彩的水牢，從幼兒開始所受的教育中，深知農民是如何受著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搾。如今呢？農民受著各級官員的盤剝，他們的生活會比昔日地主剝削壓搾時好一點嗎？征地、拆遷，有多少農民被逼得生活沒有著落？
人們不會忘記在60年代上半頁出現的宣傳品中諸如「包身工」、「拿摩溫」以及某些描述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故事。不會忘記電影《燎原》序幕鏡頭中礦工揮動橛頭挖煤的情景；不會忘記電影《風暴》中，林祥謙給窮哥們講的一番話，不會忘記施洋如何將警察對準工人的槍口調轉過來瞄準警察局長的鏡頭，不會忘記這位律師對警察講的震撼人心之言。如今呢？工人賴以生存的工廠，倒閉了。如今，又有多少煤礦出現瓦斯爆炸，礦井坍塌？有多少礦工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又有多少創造社會財富的窮哥們養肥了那些貪官污吏，而自己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有多少象施洋那樣有正義感的律師為了維護人民的基本人權而遭到當局的迫害？
人們不會忘記，中國共產黨曾豪邁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政府封閉了妓院，根除了賣淫嫖娼這種千年遺留下來的罪惡。而現在呢？在全中國的哪個大、中、小城市見不到妓女？有多少打擊賣淫嫖娼的執法部門的官員，暗地裡幹著嫖娼的勾當？
人們不會忘記，50年代出現的貪污犯張子善、劉青山，在毛澤東的親自批准下，飲彈命喪九泉。而現在，有多少遠遠超過張劉二犯貪污金額的罪犯仍然逍遙法外？有多少國家資財被侵吞？有多少民脂民膏被搜刮？有多少帶有天文數字的金錢被中共豢養的吸血鬼所貪婪地占有？
人們不會忘記，中共在描述所謂舊中國的景象，使用過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看看現在，又有多少官府沒有再現「朱門酒肉臭」這種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有多少人因貧窮而重現「身無御寒衣、家無隔夜糧」的悲慘景況呢？
人們不會忘記，毛澤東曾經有這麼一段話：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方面得到全面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而現在，教育是一種什麼局面？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有多少人孩童因繳不起昂貴的學費而被拒之學校的門外？
回憶！對比！分界線後誕生的一代人，不得不發出強烈的震撼之情：共產黨究竟為人民做了什麼？
「水能栽舟，也能覆舟！」昔日中國共產黨用千百萬人民的生命為代價，換取了由中共統治的政權。57年來，這個政權究竟為人民帶來的是什麼？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好好回顧「人民共和國」所走過來的歷程，好好地正視國家的現狀。
毛澤東雖然是中國最原始的罪魁禍首，可他也不乏說過有那麼一點振奮人心的話語。昔日，毛澤東說：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是的，世界是毛澤東曾經表示過的年青人的。毛澤東當時所指的年青人，現在已經不是8、9點鐘的太陽。然而，現在逐步從中年步入老年的一代人，看到的是一種什麼世界呢？
覺醒吧！已經西墜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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