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

安排恰當的著名人士，包括卸任與現任政府官員，對獨裁國家訪問也是行之有效的促進民主方式。二○○一年，兩位著名捷克民運人士到古巴會見古巴民運人士。雖然這兩位捷克人被關進了監牢，但這個事件提高了古巴人民的士氣，引起全世界對古巴持續不斷壓迫的關注，而且消除了一些歐洲和美國之間就如何對待卡斯楚問題的分歧。但是，必須保證這種訪問不能反而起到助紂為虐的作用，即訪問不是對獨裁者和其獨裁的承認，而是對人民和真正代表人民組織的承認。這些訪問者或代表團應該堅持去會見反對派成員和普通民眾，並且表明他們對人權、新聞自由和其他國際社會公認基本權利的嚴肅立場。

二○○二年二月三日至四日，墨西哥總統文生．福克斯（Vicente Fox）對古巴的訪問及聲明，同時說明了什麼是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福克斯是第一位會見不同政見的古巴領袖的墨西哥總統。在會見後發表的聲明中，他說：「我衷心希望古巴能朝向民主和人權的國際標準邁進，這樣日復一日，就會促進拉丁美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全……我隨時樂意傾聽古巴社會的多種呼聲……卡斯楚總統也認同這是我們的權利，並認同我對人權和民主的重大承諾和義務。」古巴人權委員會和全國協調委員會主席伊裏查多．桑切斯（Elizardo Sanchez）評論說：「政府盡一切努力使人們忽視我們，福克斯總統的來訪顯示了我們的存在，同時也給了我們發表意見的機會。」

而此行不應該的一點是——福克斯在哈瓦納街頭與卡斯楚公開友好的散步，而他的民主聲明卻是在他離開古巴後發出的。福克斯的外交部長還聲稱墨西哥將不擔任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批評卡斯楚獨裁專制決議案的發起人之一（最終墨西哥還是支持了該決議案）。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二○○二年訪問了古巴，他帶去的民主資訊對古巴人民來說更直接更強烈，但遺憾的是，他對卡斯楚也相當溫和。

雖然福克斯和卡特的訪問有其正面意義，但其他人的一些訪問活動，卻給勇敢且正努力推翻獨裁專制的民運人士，帶去了非常不好且影響深遠的負面資訊。令人遺憾的是，美國使節霍布魯克在按慣例連續去貝爾格勒與米洛塞維奇會晤時，卻沒有與反對派會談。霍布魯克讓人覺得只有米洛塞維奇才是重要的，而他對急於想與他合作的不同政見反對派卻只是傲慢地象徵性揮了揮手。當然現在無法確定：假如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美國對非常活躍的塞爾維亞反對力量提供更多支援的話，會產生什麼結果？但美國顯然在狄托下臺後，對米洛塞維奇太過信任了，以致到後來才不得不艱難地制訂堅實的民主發展政策，而這些政策早該制訂好了。

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應該有計畫地讓最高層的政府官員，輪流訪問最後僅存的這些獨裁國家，給那裏帶去民主變化的資訊。當然，訪問的主要目地不是去看那個獨裁者，而是讓那裏長期遭受苦難的人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並鼓勵他們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會議

獨裁者們常常靠舉辦由外國人參加的國際會議而鞏固其獨裁統治，而且常常能成功地利用國外的參與來加強他們統治的合法性。但是，在獨裁國家，國際會議也可作為給獨裁者施加壓力和與當地民運人士合作的一種方式。例如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美蘇在蘇聯佔領區拉脫維亞的亞爾馬拉（Jurmala）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二千位拉脫維亞人和俄羅斯人以及二百二十位以私人身分參加的美國人，其中包括一些拉脫維亞裔美國人，還有一些美國政府官員。當地的拉脫維亞電視臺，在三天會議期間大幅報導了會議討論的內容，整個蘇聯都在不同程度上轉播了此次會議。菲力普．特勃曼（Philip Taubman）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的《紐約日報》上報導，「激烈的爭論，包括長達數小時的美國人對蘇聯內外政策的批評，都是一種跡象，表明蘇聯人民有更多的機會聽到對他們政府的強烈批評。」特勃曼還寫道，「那些沒有票而不能參加會議的人群，聚集在會議廳外面。美國駐匈牙利大使，不久前才離任的國務院高級蘇聯問題專家馬克．帕瑪（Mark Palmer）像電影明星一樣為幾十個俄羅斯人和拉脫維亞人簽名，並回答許多關於美國的問題。」

在這些會議上，人們常常不大願意去得罪「主辦者」。但真正的主辦者是這個國家被奴役的人民，站起來為他們的權利說話是不可能冒犯到他們。

當然，在一些封閉的國家召開某些專題的會議不一定可行。一種替代辦法是在國外召開這種會議，但要把會議進程和會議結果等資訊傳遞到這些國家去。例如，一九八二年，雷根總統在倫敦的議會發表推行民主與和平的演講後，我們組織了一系列的會議做為後續措施。其中一次會議把世界多國的領導人召集到一起，討論推行自由選舉。另一次會議商議了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化。還有一次會議由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為外國同行舉辦，討論推行法治的議題。

我們可以繼續使用這種方式。在今後的十二個月中，白宮可以針對三個議題召開國際會議：為推展中國的民主化、大中東地區的民主化和非洲的民主化做努力。此類會議也可以適當地緊接在總統民主演講之後，並可以把內容轉播到這些關鍵地區。

自由出版、海報、徽章及製造方法

在這個資訊時代，有時人們容易忘記，最主要的自由媒體仍然是指印刷媒體，它力求報導世界的真相，尤其是關於政府的真相。對那些身處獨裁國家民主人士來說，沒有任何事能比獨立報導未被歪曲的新聞和客觀反映民眾意見更具自由意義或更具威力。在上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一個地下出版物的報導，往往就會成為席捲全球的民主旋風。在許多國家，政府控制著商業出版社及其出版物，而這種單一宣傳的媒體控制，卻可以用地下出版物的方式來打破。

民主政府和機構可以用相對低廉的費用，提供關鍵性的財政和技術資助，以幫助獨裁國家的人民建立自由出版社。如能從國外直接運入可攜式的印刷設備，這對民主事業和民主精神的幫助更大。現在和從前一樣，自行印刷出版仍然是走向民主關鍵的第一步，獨裁者們也知道這一點。

在封閉的獨裁國家，書面文字常常帶有特殊的神奇力量。人們不但渴望得到國外關於每一領域的書籍，而且還渴望得到國內的有關資料。提供地下出版的工具，對民主事業的幫助，就如同在獨裁體制下允許一個出版機構獨自運作一樣，對獨裁者將產生巨大的壓力。美國大使館努力促使當局放棄禁止成立獨立出版社的禁令，在這種政治援助下，「自由之家」在吉爾吉斯成立了第一家非國營的出版機構。正如我們二○○○年在南斯拉夫所見，一條簡單的標語——「Gotov Je！」（他完了！）——在全國張貼，對結束米洛塞維奇的統治和使塞爾維亞人民以一個民主現代化國家重回歐洲的懷抱，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地人設計的海報和標語是由當地民運人士所主導的策略性專案，這些都是外界支援的具體例子。大量的資金和推動民主的建議可來自國外，而勇氣和人才則來自本土。

語言和其他專案

外語培訓是打開封閉國家的方法之一。沒有英文或另一種世界通用的語言，就無法讓該國人民做出對兩種不同社會的比較，並瞭解現代社會的實質。

在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時，我先說服了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然後，在「和平組織」（Peace Corps）主任柯弗德爾（Paul Coverdell）第一天上任時我告訴他，和平組織為匈牙利提供英語教師是一個很好的方案。在共產國家提供這種方案還是第一次。柯弗德爾當天就見了布希總統，並得到了首肯。這是我所見過的官僚機構運作動作最快的行動之一。

民主國家必須檢查所有語言和食品援助專案，並將這些項目集中在最後四十五個獨裁國家。和平組織如把半數以上的專案和資源投入到這些國家，那將會產生戲劇性的影響。例如在古巴，這樣做就能戳穿古巴獨裁者的所謂「美國反對的是古巴人民而不是古巴政權」的謊言。我們給北韓提供食品援助，但是要怎樣利用這種援助，來打開這個世界上最封閉的獨裁國家呢？我們必須創造性地重新思考許多這些方案的缺陷。比如，為什麼和平組織除了教英文以外，不能教一些公民課程呢？在和平組織提供服務的國家，瞭解民主政體已成為解決其他發展問題的前提之一。在這種時候，為什麼我們還必須一直遵循不參與「政治」項目的原則呢？瑪麗．馬革若利（Mary McGrory）提醒我們：「甘迺迪（總統）最初的設想是：所有的志工都成為和平的使者。」（注5）現在民主與和平之間的內在聯繫已經是很牢固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