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9日訊】九十一.兩種民族主義

民主主義（基礎）之上的民族主義有利於世界主義的實現。離開民主主義作為基礎﹐民族主義必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不能為人造福的﹐只能被用以維持特權群體﹑寡頭集團的利益。甚麼樣的主義能成為普遍的世界主義呢﹖只有符合全人類人性內在需要的和符合全人類共同準則的主義才能成為世界主義的精髓。根據歷史與現實的人類內在需求看﹐只有民主主義才符合全人類的共同需要與共同的本性。因此遵守民主主義規則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沒有原則性衝突的﹐反之極權專制政府提倡的民族主義都是反人類的反民主的﹐因而是有巨大危害的。

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必然是世界主義者﹐而世界主義者也必然是民主主義者。因為二者都以愛人類為目標為歸宿﹐不同的是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愛人類﹐往往自愛本國國民的民權民生始﹐而世界主義者則一開始便報定愛整個人類。二者的核心精神皆是人類主義﹔即尊人﹑愛人﹑渴望人類的整體幸福﹐唯一的小差異是前者由部份走向整個﹐而後者一開始從理論上就以人類整體為指南。事實上世界主義儘管理論上起點是整個人類的幸福﹐而實踐步驟仍必須自人類的某個部份的幸福入手。這樣看二者本旨上程序上都沒有甚麼根本的不同。但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就與它們有本旨上的矛盾了﹐中共所鼓動的民族主義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它打的是民族的旗號﹐而其目的是要維護中共權貴的利益。

二000年二月

九十二.民主制度的仁慈和專制制度的殘暴

晚讀西非國家利比里亞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首年的政局與社會情況變動的簡介﹐感慨萬分。

八0年以前﹐前總統執政﹐國泰民安﹐人均年收入達二千美元﹐這是因為那時期的政府親美而廉潔﹐就是說那時期的政府與民主陣營和民主政治同一陣營﹐其政治行為多受民主機製制約。

八0年四月十二日夜晚﹐多伊中士帶十六個士兵夜襲總統府﹐慘殺當政總統托爾伯特﹐取得政權。此人腐政暴政互為表裡﹐直鬧得利比利亞民窮財盡﹐動蕩混亂﹐人民飽受痛苦。九0年被推翻﹐罪有應得﹗

多伊靠慘暴的暗殺手段﹐奪取民選政府手中的權力﹐這本身便是強盜行為﹐執政後又實行匪盜式流氓政治。理應一開始就遭到國內進步力量的全力反對。然而國際社會的進步陣營沒有全力攻擊之﹐以致多伊這樣的流氓無賴竟統治國家十年﹐不能不說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世界的一大失責和一大失誤﹗這十年間利比里亞的人民是何等的飽受壓迫﹑敲榨和虐殺﹗

根據全人類的理性﹐根據全人類歷史的事實證明﹐以和平的民選的方式取得政權的政府必全力以赴為民服務﹐以謀求全社會的公共利益為已任﹐如果它無能如此而稍有腐敗行為﹐人民便會行使重新更換政府的權利。

相反以恐怖﹑政變﹑暗殺等手段奪取政權的政府﹐如果它在穩定局勢之後﹐不願實行公開的符合正義法則的民選﹐繼續把持政權﹐那麼它必然走向徹底的獨裁專制制度﹐進而走向徹底的恐怖統治和政治腐敗。最終落到人民頭上的苦果﹐則必然是生而固有的民權遭受剝奪﹐勞動及其產品遭受搶劫並遭受隨心所欲的揮霍﹐稍為舉行一些爭取自由民權的活動或稍表現一點民主自由的願望﹐便會遭到慘酷的鎮壓。

這兩種不同的轉移政府權力的方式自然造成兩種不同類型的結果﹕民選制生產自由﹑民主﹑平等﹑國家強盛﹑人民幸福﹔極權制生產特權﹑奴役﹑貧窮﹑落後﹑不平等﹑不公正和整個社會的民貧國弱。現代世界﹐稍為有點知識基礎的人﹐只要他沒有放棄良知﹐都會承認這個涇渭分明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既然人類的實踐已證明且人類的理性已認清了這樣的事實﹐那麼全人類就應同心協力﹐推廣和擴展民選制度﹐限制和消滅非民選制度。這就要求民主陣營對多伊式的政權以及形形色色的匪盜流氓型的無賴政權實施積極的大膽的果斷的有力地扼制和圍攻。

全人類能否儘快進入永久性的普遍和平以及永久性的世界大同﹐完全取決于自今而後的一二百年裡﹐符合宇宙正義法則﹐符合人間理性的﹐符合全人類所有成員利益的自由民主文明制度﹐是否能夠真正實現。

二000年二月

九十三.偉大的艾森豪威爾

此次﹐讀《艾豪威爾傳》﹐實屬平生首次。這是可悲的。從前一直想找此類書﹐皆未獲﹐固然與客觀因素有關﹐但自己學之無方當難避其責。此次所讀的雖非權威本﹐這本書最大的弱點是原則性問題上總是站在落後的立場上。但可以通過此書了解艾氏生平的大概。艾氏的童年是平民子弟的童年﹐儘管也遇到貧困﹐但本世紀初阿比倫的兒童的生活比我少年時中國的農民子弟以及中國城市工人階級子弟的生活水準要好得多﹐最起碼他們有充足的糧食﹑蔬菜﹑有適量的玩具﹐並上得起中學﹑大學。

艾克將軍的父母是偉大的父母。他的父親誠實﹑勤勞﹐他的母親忠實﹑儉朴﹐都有文化而且篤信宗教﹐他們給後輩的教育是言傳身教。有這樣的雙親值得引以為驕傲。阿比倫普通的居民養育了一個為保衛人類的自由民主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兒子﹐這是何等的偉大﹗

艾森豪爾先生畢業于西點軍校﹐有幾點值得注意﹕他體格強健﹐富有強烈的正義感﹐具備相當的組織能力。西點軍校是一所偉大的軍校﹐它所確立的高尚的理想﹐它所實行的嚴格的軍事訓練﹐它們設置的課程不斷的科學化﹐為人類的正義事業和文明進步培育了數以萬計的德才體智兼具的優秀軍官。這些些軍官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戰場﹐為維護人類的自由民主的權利﹐為維護人類的尊嚴與正義而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艾將軍就是其突出的一位。

艾將軍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比如菲律賓危險時﹐向美國決策階層建設建立太平戰略反攻基地－－澳大利亞的重要性﹐在北非“火炬”戰役中堅持快速攻擊突尼斯﹐“霸王”計劃實施以後﹐堅持“鐵砧”行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等等﹐都表明他對局勢的判斷異常準確﹐他的戰略性進攻非常務實而有效。另外他的自制力﹐尤其是他的容人力﹑協調的能力﹐都是驚人的。

他手下有兩個人值得注意﹐一個是蒙哥馬利﹐這是一位傲慢十足但反應遲鈍﹐根本不懂得戰機為何物的軍官﹐他確實應該對“霸王”登陸後的諸多失誤負責﹐此人遠不如亞歷山大可親可愛。另一人是巴頓將軍﹐此人雖修養上稍差﹐但勇敢善戰﹐能根據戰場上瞬間萬變的情況﹐調整軍事行動﹐捕捉任何有利的戰機。蒙哥馬利似乎是個埋頭按教科書理論指揮作戰的軍官﹔而巴頓是甩掉書本﹐抬頭隨時根據戰場敵我態勢而調整攻防的人。蒙氏呆板異常﹐巴氏靈活異常。巴頓若遇到孫子必成好友。孫子曰﹕“水無常勢﹐兵無常形”﹐就是要求軍事指揮官指揮作戰時不要死守教條﹐而要靈活機動。

突尼斯戰役中﹐ 隆美爾在法伊德山口自東向西發動突襲戰﹐進攻艾氏麾下的A戰鬥群﹐只用十天左右的時間﹐完成了進攻與撤退﹐造成盟軍傷五千余﹐坦克損失百余輛。艾氏原批示部下自側翼攻佔山口﹐切斷德軍退路﹐以包抄式的圍攻﹐完成反突擊殲敵任務﹐無奈部下不從﹐遂使隆美爾成為漏網之魚﹐從容撤退。在北非﹑突尼斯﹐盟軍是佔優勢的。在法伊德山口的西面﹐本應當布一個口袋陣﹐以陣地兵力與機動兵力相結合﹐誘使隆美爾鑽進包圍伏擊圈﹐然後以優勢的空地砲火殲滅之。既沒有這樣的準備﹐後來隆美爾突入山口﹐攻擊山口以西的盟軍﹐戰線已長之時﹐盟軍若能迅速截斷山口﹐合圍德軍﹐也能反敗為勝﹐無奈思想與行動不能統一﹐坐失良機﹐白流五千美國官兵的鮮血。輕易使美國五千余對父母﹐永遠失去了自己的兒子。戰爭是這樣的殘酷﹐指揮官的一個小小的痲痺大意或判斷失誤﹐就會使後方千萬父母永遠喪失自己的兒子。

希特勒的阿登反擊戰的戰略戰術上部份的成功﹐原因仍是盟軍在偵察上﹑情報上﹑防守上﹑判斷上的失誤造成的。如果不是蘇軍在東方發動猛攻迫使希特勒將主力抽調東線﹐阿登反擊戰將繼續保持猛烈的勢頭﹐盟軍將繼續損失更多的防線﹑戰鬥人員﹑武器和物資。

儘管我們不能忽視艾森豪威爾將軍這樣的歷史英雄在反法西斯極權主義戰爭中的偉大作用﹐但是我們更應當記住是數以千百萬計的普通的官兵的鮮血摧毀了敵人的防線﹐贏得了保衛民主﹑自由的勝利。

民眾永遠是歷史的推動者。

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是在六0年上半年以疾病為由辭去總統職務﹐由副總統尼克松代理總統職務﹐就可能在當年秋季的總統大選中給尼克松以競選的優勢﹐要是尼克松當選總統﹐整個六十年代﹐美國內政外交會更為出色。尼克松賦有遠大的戰略眼光與堅決的價值觀念。

艾森豪威爾先生的歷史貢獻不僅在於他是二戰中反法西斯的反極權主義的偉大的戰區指揮官之一﹐也在於二戰後他們仍然高舉反法西斯極權主義的旗幟﹐並在歐洲﹑在中東﹑在亞洲完成了許多實際上的防務。他們重新武裝德國就是英明之舉。有人反對此舉﹐殊不知武裝戰後的德國就是武裝民主的德國﹐這只會有利於人類的自由民主文明的發展﹐只會對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極權主義生產更強有力的遏制與抗衡。可惜的是他在東北亞問題上未能大刀闊斧。

在東北亞問題上﹐當時美國政府未能接受李承晚的方案﹐可以說是歷史一大失誤。西方當時害怕大刀闊斧解決東北亞問題會引起蘇聯直接捲入﹐其實是個不全面的預測﹐當時應將斯大林在世日子考慮進去﹐應該看到大陸中共力量的有限性﹐應該看到幫助中華民國的力量反攻大陸對重建遠東秩序的有益性。結果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採取的是過於現實的因而也等於遷就對手﹐姑息養奸的辦法。西方國家決策階層的哪怕是小小的失誤﹐也會使第三世界困境中的億萬人民蒙受長久的苦難。

二戰以後遠東局勢的不盡人意﹐當時美國決策當局是有責任的。二戰時﹐美國人民為甚麼要鼓勵自己的子弟到太平洋戰區﹐到歐洲戰區﹐到中國戰區的流血犧牲呢﹖為了是保衛人類的自由民主﹐也為了保護美國人民自身的利益。因此美國人民及其政府協助遠東人民選擇好的社會類型﹐安排好內外事務﹐是與美國人民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的。這方面﹐杜勒斯﹑麥克阿瑟都表現了超凡的遠見與謀略。

今日黃昏時分﹐雨住而天微晴﹐清爽之氣﹐彌滿六合﹐大好野景﹐引人常觀。最近南北韓﹑日韓﹑美韓謀求和談﹐我以為最終的效果不會理想﹐因為金正日的政權性質決定了西方陣營的任何和平努力最終都不能產生預期效果。

二000年四月

九十四.辜鴻銘的民主觀

關於為學為道之問題。我以為至四十歲為學為主的日暫告一個段落﹐為道為主的生活方式當成為我自己生命的主流。

為學就是增加知識﹐為道就是領悟真知並實踐真知。

為學只是人生的準備﹑手段﹐為道才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歸宿。

辜鴻銘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先秦）教育的目的“側重于人的進步﹐人的靈魂的理智的進步。《大學》中尤其強調創造一個新的更美好的社會是高級教育的最終目的”（《辜鴻銘文集》下P329）。

很顯然辜先生看到了先秦儒家原旨派（亦即大同派﹐大同派亦即民權民生派）的教育思想包含了為學與為道的統一。“明明德”是為學﹐“在新民”是為道。“在止于至善”是“為學”與“為道”都應求達最佳的境界。“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是提倡為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為道。

《大學》將建設文明的自我和美好的社會規定為學子的人生全部課題﹐或者說在儒家民權派看來﹐求知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每個人類成員的文明化和人類社會的文明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只是文明人的準備階段﹐其目的是建設文明的自我（“修身”）和建設美好文明的人類社會（“齊家治國平天下”）。

晚上坐于窗外納涼﹐山野寂靜無聲﹐淡霧橫浮山上。百米那片曾無數次慰藉我心的綠林﹐于夜幕中悄悄輸來馨香。聊天無不涉及到人類的命運﹐戰爭與和平﹐開發與生態﹐水旱與水利建設﹐社會改新與國民命運。

之後復沉思增加知識﹐實踐真理﹐同建設文明自我建設美好社會的休慼與共的關係。至八﹑九點﹐清風猛來﹐瞬時悶熱散盡。上床後閱讀《辜鴻銘文集》。

再次感受到辜先生的博大與赤子之心。他是熱愛民主的﹐不過對不成熟的民主激烈地怒其不足而已。他引用了孟子的“得之丘民而為天子”為證﹐說“兩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有了民主思想。它同古希臘的民主思想是何等相似﹗由是觀之。在真正的民主狀況下計票投票﹐其人民必須是農夫﹑耕者等庶民階級﹐而不是居住在大都會中的奢侈腐化的商人﹑銀行家﹑財主等資本階級。”（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下P314）“丘民”就是居住在窮鄉僻野的普通勞動者。孟子的意思很明顯﹕得到普通勞動者同意或擁護的人才算作是真元首。孟子此話以現代慣用語表達則為﹕由普選而產生的最高領導才稱得上國家真元首。

由此可知。孟子辜子都對所有非經普選制產生的即所有未經人民普遍認可的國家領導﹐根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大量歷史事實表明﹕大多數未經民選產生的國家領導都是偽劣產品﹐因而都是人民與文明的公害。

二000年五月

九十五.儒家全面的進步觀

復讀辜先生文集後感到他對西方部份漢學家否認儒家有“進步”觀念是完全有理的。

不過我覺得儒家的進步觀是一種全面進步觀﹐即強調個人﹑社會﹑歷史都應求取進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是提倡個人進步﹔以大同社會為目標是提倡社會進步﹔指出歷史必經“據亂世”至“昇平世”至“太平世”﹐說明儒家堅持歷史是進步的。

儒家的進步觀在中國曆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多少仁人志士終生孜孜不倦棄舊圖新﹐為中華之進步作出了貢獻﹔多少次人民革命以“大同”精神為旗幟﹐掀起了震撼社會的正義波瀾﹔多少個思想家強調歷史是不斷進步的﹐因而給人們以偉大的希望﹐鼓舞了許多人為歷史的進步而不惜流血犧牲。

二000年五月

九十六.愛是人類早期的社會和國家起源的驅力

再讀《憲政主義與中國》﹐深感辜先生對人類初期社會組織的形成的人道原因的簡述﹐合情合理。

他說﹕“如同人們穿衣最初並非出於物質的和功利目的﹑而是出於道德需要一樣﹐被稱之為國家的人類社會﹐也同樣有其道德根源。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在原始社會早期﹐一個男子遇到一個女子。……激于天然的愛的,從而結為夫妻。……這樣婚姻的莊嚴與神聖就成為道德準則﹐即孔子所說的君子之道。一旦男女關係置于道德準則的統治之下﹐那麼家庭就產生了。由家庭繼而形成封建國家﹐那種封建時代早期的宗族國（Family state）。因此﹐我們看到所有人類社會﹐無論是家族還是國家﹐它的起源﹑存在的理由和根據﹐不是利益﹐而是愛﹐即人類的親情。由這種愛與人類的親情﹐生出一種道德原則﹐一種君子之道。”

我想人類早期結成家庭與社會的根因中﹐必定有友愛互助的成份。需要友愛是人的天性﹐因為人類不能孤立地存在﹔需要互助也是源出於人性深處的天然趨勢﹐因為互助是給予愛的一種最佳的行為。既然友愛與互助是人性天然的需要﹐單個的人又無從得到它們﹐那麼人類便必然在群體中尋找它們﹐因而也就創造了家庭與社會﹐來滿足每個人友愛與互助的需要。

由此觀之﹐人類初期發展群體與社會的生活方式﹐主要的推動力來源于人性深處對友愛與互助的渴望。當然我們不否認人類早期結成社會的動因中包含有物利的驅力﹐但是友愛與互助是保障人類物質利益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或者說友愛與互助不但能滿足人類本性中生而固有的感情需要﹐也同樣有助于滿足人類普遍的物質需要。這樣看人類親情在早期人類構建原始社會文明中的確是原驅力﹐是基石﹐只是社會的逐步發展﹐到了階級社會時﹐這種親情原則遭到了邪惡的統治階級的背棄與踐踏。

然而因為整個人類的良知不可滅絕性﹐因為大多人的天性中生而固有的友愛和互助的需要﹐必然廣泛存在﹔因為沒有普遍的友愛與互助社會便易陷入持久的混亂和解體﹐所以中世紀末期﹐以提倡友愛互助為主旨的啟蒙運動勃然興起﹐最終人類在更高的水平上復興友愛與互助的行為﹐並建立了一種根源于友愛與互助﹑保護友愛與互助的社會體制－－現代民主文明。

當社會的體制與運行能循着並滿足人性需要時﹐它就能興旺繁榮﹑健康富足。這是歷史已證實了的。或者說最初人類社會循着人性的內在需要﹐建立滿足友愛與互助需要的家庭制度和社會制度﹐所以原始社會人類雖然遇着簡陋的物質生活（然而由於上古時候人少地多自然資源豐富﹐這種簡陋的生活並不是匱乏的生活﹐一般情況下﹐很少有飢寒交迫的日月）﹐但人之間親情濃厚﹐互愛互助﹐互尊互敬﹐整個社會充滿祥和和安康的氣氛。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早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亞細亞式的東方極權主義社會﹐由於當道者拋棄了互愛與互助這個符合人性需要的道德原則代之互害與互斗的原則﹐於是社會時常陷入大規模的長時期的混體﹐多數人的天賦需要遭到封殺﹐普遍的相互坑害大大地破壞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分裂﹑解體﹑民生凋弊﹑生民塗炭或停滯不前﹐成為違背了友愛與互助法則的社會的常態。

到了現代民主文明時期的社會﹐諸多人道的社會在更高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水準上建立了滿足人類友愛與互助需要的並能使之普遍地高質現實化的民權體制。在這樣的社會裡﹐每個人的人格﹑自由﹑權利﹑合理的願望都受到高度的尊重﹐人們普遍地相互愛護相互幫助﹐因而普遍地安居樂業﹑富足文明。這種建立在普遍善的意願之上的社會又鼓勵了並庇護了善的普遍發展。

可見社會遵循友愛與互助的原則是多麼重要。在當今沒有做到這樣社會﹐首先要推行和解與合作的做法﹐以此化解由來以久的因體製造的社會不同階級不同階層間的隔閡與仇恨﹐然後在此基礎是﹐各階級各階層合作﹐共建民主社會﹐以便來自人性深處的需要能得到最好的滿足。

二000年五月

九十七.偉大的精神文明是本源性動力

尼採說﹕生命的全部意義在於讓我的人格的全部力量化為光和烈焰﹗這在我看來是仁人志士的唯一責任。

對一個民族而言﹐物質的相對貧乏並不可怕﹐因為這可以迅速改變﹔環境的骯髒並不可怕﹐因為這可以在清掃之下化為烏有﹔但是若它的眾多的成員精神遭到污染以致于麻木不仁﹑喪失了仁慈與理性的品質﹐那才是最可怕的瘟疫。但是光和烈焰的火種不會滅絕﹐那些願充當光和烈焰角色的人不會停止奮鬥﹐他們將帶領大眾走出精神困境。

一個民族欲達復興偉業﹐有一個前提昌不可迴避的﹐那就是這個民族的多數民眾首先要獲得精神上的復興﹐即擺脫自己麻木不仁的精神狀態﹐重新回歸到崇尚並信奉仁慈與理性的軌道上來。有了仁慈﹑相互間就會產生更多的關心與互助﹐並共同憎恨危害多數人幸福的邪惡勢力﹔有了理性﹐人們便能普遍地認識到是非的區別﹐認識邪惡勢力的非理性行為是民眾廣受不幸的根因﹐最後必然普遍地認識到為了自身的幸福﹐必須挺身而起﹐與貪污腐敗的勢力作殊死的鬥爭。

如果沒有全民族的精神復興﹐一個民族即使依靠刮民聚斂而來的財富製造出虛假繁榮﹐其結果必是該民族的資源愈加耗竭﹐物質財富將以陷入危機為終局。或者說物質文明只是手段﹑材料﹐如果沒有精神文明作為後盾﹑作為歸宿﹐那麼表面性的物質泡沫繁榮最終必陷於子虛烏有。

具備偉大精神文明的民族才堪稱偉大的民族﹐才能創造出偉大的物質文明﹗@

二000年五月十七日

注﹕就在此後的半個月﹐經歷了十年牢獄之後﹐我回到了社會。

楊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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