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1月0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David Thunder撰文／信宇編譯）據我所知，媒體機構領導階層在公共場合進行尖銳自我批評的次數，我用一隻手就能數過來。

其中一次就是元宇宙（Meta，前身為Facebook/臉書）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致共和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信（日期為2024年8月26 日）中公開表示，他「後悔」屈服於拜登政府的壓力，審查「某些COVID-19內容」。另一個例子是在2022年1月，一家丹麥報紙幾乎史無前例地公開道歉（這裡有一篇英文報導），稱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間過於不加批判地遵循了「官方」路線。詳情請見總部位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經濟教育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簡稱FEE）網站發表的題為「《我們栽跟頭了》：丹麥報紙為其對COVID的報導道歉」。（『We Failed』: Danish Newspaper Apologizes For Its COVID Coverage，1/24/2022）的文章。

日前，我們見證了媒體所有者的第三次批判性反思，《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所有者、亞馬遜（Amazon）的最大股東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在自己擁有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鐵一般的事實：美國民眾不信任新聞媒體》（The hard truth: Americans don’t trust the news media，10/28/2024）的社論對頁版（op-ed）文章，指出公眾對媒體失去信任，傳統媒體可能至少需要承擔部分責任。

在此背景下，他認為，他決定不授權《華盛頓郵報》為任何一方的總統候選人背書，可以說是朝著恢復公眾對媒體的信任邁出了「有意義的一步」，解決了人們普遍認為媒體機構「有偏見」或不客觀的看法。

我們不需要成為傑夫‧貝索斯的粉絲，也不需要是馬克‧扎克伯格的粉絲，就能認識到現代社會金融和政治精英中的傑出代表，不管他們的個人缺點和矛盾如何，至少開始對媒體機構的行為和價值觀表示懷疑，這是一件好事。有些真理，無論多麼顯而易見，只有被視為「安全」或「成熟」的知名意見領袖大聲說出，才能在全社會引起共鳴。

貝索斯在《華盛頓郵報》的這篇社論對頁版文章開篇指出，近幾代人對美國媒體的公眾信任度已經崩潰，目前處於歷史最低點。如果將英國路透社（Reuters）2015年的《數字新聞報告》與2023年的《數字新聞報告》進行比較，可以看到許多歐洲國家對媒體的信任度也在大幅下降，例如，德國的信任度從60%下降到42%，英國從51%下降到33%。

「在有關信任度和聲譽的年度公眾調查中，記者和媒體的信任度經常是墊底的，往往僅高於國會。然而在今年的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中，我們成功地跌落到了國會之下。我們的職業現在是最不被信任的職業。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顯然沒有奏效 ……大多數人認為媒體存在偏見。任何看不到這一點的人都是對現實的漠視，而那些與現實作對的人都是輸家。」

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顯然沒有奏效。我們需要在記者和媒體所有者身上看到更多這種坦率的反省。如果有人不再信任你，你就很容易將矛頭指向別人，或將其歸咎於「虛假信息」或公民的無知。然而，要讓自己變得脆弱，對著鏡子認真審視自己，找出自己是如何失去讀者信任的，就不那麼容易了。

作為《華盛頓郵報》的老闆，傑夫‧貝索斯並沒有對這個問題做出特別深刻的診斷。不過，他確實指出了一些相關事實，如果我們要更深入地理解私人媒體「喬‧羅根播客」（Joe Rogan podcast）擁有約1100萬受眾，這個受眾人數幾乎是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簡稱CNN）黃金時段受眾人數的20倍，那麼這些事實可能值得我們深思。貝索斯寫道：

「《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贏得了諸多獎項，然而這些主流媒體越來越多地只與某些社會精英對話。他們越來越多地在自說自話。以前可不是這樣的，在20世紀90年代，主流媒體在華盛頓都會區的家庭滲透率達到了80%。」

我們越來越多地自說自話。正如我幾年前在《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愛爾蘭媒體已成為懶惰的回音室」（Irish media has become a lazy echo chamber，8/22/2018）的社論對頁版文章中所指出的，許多傳統媒體已經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的回音室。記者們就自己關心的事情來回對話，而相當多的普通市民則在忙著其它事情，比如還房貸、看病，或者擔心街道的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雖然有一些明顯的例外，然而媒體回聲室效應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可能是越來越多的民眾投入另類媒體懷抱的部分原因。

歐洲和北美的許多記者對所謂的「民粹主義」嗤之以鼻，而在當地卻大受民眾歡迎，這就證明了自視甚高的傳統媒體記者與街頭巷尾的普通民眾之間的聯繫已經日益脫節。

歐洲許多主流媒體對諸如強制封控的危害和非法移民問題等嚴肅問題的辯論基本上置若罔聞，而意大利兄弟黨（the Brothers of Italy）、法國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德國的德國選擇黨（Alternativ für Deutschland）和奧地利的自由黨（the Freedom Party）等民粹主義政黨的成功成為了這些運動的催化劑，也證明了這一點。

也許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那些在老牌媒體機構工作的精英分子往往站在道德和知識的制高點上，嚴重低估了普通公民自己思考問題的能力，認為他們無法明智地分辨相互競爭的各種信息來源。

事實上，就連傑夫‧貝索斯在試圖對傳統媒體進行批評的同時，也忍不住用負面的語言來描述另類媒體。「許多人都轉向了隨口說出的播客、不準確的社交媒體帖子和其它未經核實的新聞來源，這可能會迅速傳播錯誤信息，並加深各界分歧。」他感嘆道。

毫無疑問，社交媒體上存在大量混淆視聽、虛假錯誤和誤導片面的信息，然而傳統媒體也絕非沒有這種情況，它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也出現了嚴重錯誤。例如，許多主流記者和脫口秀主持人不加批判地讚美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疫苗能阻斷病毒傳播的觀點，而這種觀點缺乏任何可靠的科學證據。同樣，許多記者對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理論嗤之以鼻，直到人們發現它實際上是一個在科學上值得尊敬的假說。

我們應該感謝傑夫‧貝索斯勇於發聲，揭示了媒體早已存在的信任危機。然而他對傳統新聞來源誠信的沾沾自喜，以及對「另類」新聞和信息來源的輕蔑態度，本身就是許多人對傳統媒體失去尊重的部分原因。

原文刊自作者大衛‧桑德在發表在Substack平台網站的「自由博客」（The Freedom Blog）專欄，轉自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網站。

作者簡介：

大衛·桑德（David Thunder）是西班牙潘普洛納（Pamplona）納瓦拉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avarra）文化與社會研究所的研究員和講師，也是著名的拉蒙-卡哈爾（Ramón y Cajal）研究基金（2017-2021年，延期至2023年）的獲得者，該基金由西班牙政府頒發，用於支持傑出的研究活動。在納瓦拉大學任職之前，他在美國擔任過多個研究和教學職位，包括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和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的客座助理教授，以及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詹姆斯-麥迪遜項目（James Madison Program）的博士後研究員。他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獲得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並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聖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

原文：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