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社會正義債」將美國企業國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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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2月24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ames R. Gorrie撰文/原泉編譯)美國政府和銀行通過ESG政策決定公司如何經營以及人們如何思考,這一新興現實更像中共的政策,而不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註:ESG是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縮寫。]

關於生活的意義,有句老話說得好:「重要的是旅程,而不是終點。」

也許是這樣。但當涉及到美國金融和經濟體系的命運時,終點是最終唯一重要的事情。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處的旅程實際上是終點的預演,而且毫無疑問,將是一個醜陋的終點。

在美國,推動「社會正義」的動力更像是所有公司和企業欠某些社會群體的包羅萬象的「社會債務」(social debt)。聯邦政府以其自上而下的控制,確保「債務」得以償還。這只不過是把美國公司變成本質上的「國有企業」的一道暗門,類似於中共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

讓我們看看中共是如何利用債務的,並與美國的情況進行比較。

巨額債務壓垮中國經濟

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在習近平和中共領導下,中國國內債務呈爆炸式增長,債務激增的原因包括政府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過度反應,當時中共推出了近6,000億美元(4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而美國和日本分別向其規模更大的國內市場注入了1,520億美元和1,00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2020年中共又故技重演。

自那時起,中國債務水平不斷攀升,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由中共控制的地方銀行進行融資。這筆債務是一筆龐大但數額未知的表外債務。其中大部分由周期性債務積累組成,即發放新的更大的貸款來彌補未償還的舊貸款。如今,中國的債務增長速度是其經濟增長速度的四倍,年增長率約為20%。

因此,中國企業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約為160%,遠高於全球約100%的平均水平。其中約四分之三是附屬於國有企業的非金融企業債務。換句話說,中共要對壓垮經濟的債務水平負責。

是的,這些債務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正在崩潰的房地產投資領域,但肯定不是全部。事實上,由於黨控制著貨幣和借貸政策,大量債務在中國經濟中普遍存在。

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過去,中國的GDP年增長率曾經達到7%,甚至高達10%〜12%,而如今,中國的GDP年增長率只有3%〜5%,這其中包括GDP核算中的債務清償。

中國人民銀行於2022年4月6日發布了《金融穩定法(徵求意見稿)》,稱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中共沒有為強加給企業的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承擔責任,而是將責任歸咎於地方政府。然後,中共以此為藉口沒收更多的私營企業,剝奪有影響力的商業巨頭的資產和他們的社會地位。

「社會正義」:人人都欠的新債

現在,將這種債務動態與美國企業所處的「社會正義」的深層「債務」、公共福利和聯邦政策來進行比較。在糾正過去社會不公的名義下——無論是歷史上的還是想像中的——公司被迫採用「覺醒」的文化和商業模式。

「社會正義」或「覺醒」的信息非常明確:公司必須採取更多措施「打擊種族主義和社會不公」。不幸的是,其中隱含的信息似乎是,一家公司的成功是由於社會不公,這構成了所有公司對整個社會、特別是對某些社會群體和小群體的債務。

這項新的「覺醒」政策是一項巨大的負擔,美國政府推動企業改變他們的經營方式。這涉及到在廣泛而深入的範圍內,堅持「覺醒」的ESG商業慣例。對於許多公司來說,不遵守規定可能會導致法律訴訟、媒體曝光和聲譽受損的威脅。

容易實現的目標是這些根據聯邦雇員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作為招聘要求的政策,這些政策規定了所有群體的代表,特別是種族和性別。類似的群體代表要求適用於公司及其董事會。對於製造商和其它大大小小的公司來說,「綠色」商業慣例是通過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採用太陽能和風能,以及其它可能的能源來實施的。

但「社會正義」的討債過程也走得更遠。

思想警察在聚集——在你的腦海裡

「社會正義」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要求人們有表達自由,這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在任何時候人們有權利認為自己是什麼性別,但包容性也要求批准(性別)「認同」為女性的男性使用女性洗手間和其它設施。

但它不包括自由言論,如果人們不同意當前關於性別演變、新身分認同代詞和其虛構的進步、反傳統的結構的社會敘事,自由言論通常被定義為仇恨言論。

這樣的言論在美國企業和社交媒體中經常被審查。政府機構和監督團體強迫人們遵守新的「覺醒」規則當然是可以接受的,就如迫害那些自由表達傳統宗教價值觀的人,尤其是基督教《聖經》戒律和信仰的人,也是可以接受的。

「覺醒」與破產

也許不那麼諷刺的是,許多屈服於「覺醒」新議程的公司正面臨收入下降,被迫裁員的狀況。這是因為進步的社會和政治議程往往服務於並不植根於現實的理想。

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對個人創造力、主動性和創造利潤的控制都違背了人性。他們更看重群體認同而非個人價值,在企業文化中引入分歧,強制推行降低盈利能力、增加官僚主義的方案。

在共產中國,過度負債的藉口是沒收私營企業的最新藉口。在我們看到的美國新興的共產主義中,由進步人士主導的拜登政府、華爾街銀行和其它組織正在利用「社會正義」的虛無債務來獲得對公共和私營公司的控制。

因此,中國的歷程與美國的歷程不同,但殊途同歸。

作者簡介:

詹姆斯‧R‧格利(James R. Gorrie)是《中國危機》(The China Crisis)(Wiley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作者,他在博客TheBananaRepublican.com上發表文章,常駐南加州。

原文: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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