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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6日訊】1999年11月,由于國奧隊未獲得參加悉尼奧運會的入場券;孫繼海等人圍攻裁判員,被國際足聯紀律委員會重罰,一年不得代表國家隊參加比賽……這些引起了球迷的強烈不滿。
在全國甲級隊主教練員的會議上,少數人贊成、多數人反對繼續聘用霍頓,但同時,几乎全部人員一致同意繼續聘用外籍教練員。不同意續聘霍頓的呼聲占上風,這是我早已預料到的,但這么多人同意繼續聘任外籍教練員卻出乎我的預料。
{一}要請歐洲拉丁派
我們下定決心,要物色一名大賽經驗丰富的教練員擔當國家隊的主教練。
婉拒福格茨
我和選拔小組的成員基本上同意聘請“歐洲拉丁派”的教練員。當福格茨的經紀人透露這位著名的德國國家隊教練員來華執教的意向時,我們謝絕了。
經紀人十分不解:“福格茨是世界著名的教練員。你們難道不知道他是一個國際足聯都承認的世界級教練員嗎?”
當听完我的解釋后,他不講話了。
中國人繼續聘用外國教練員的信息傳遍了世界各地。眾多的外籍教練員通過足球協會、中介机构和經紀人,紛紛表明了擔當中國國家足球隊主教練的意向。經過最后的篩選,4名教練員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選拔小組經過調查研究,將目光又聚焦在桑特拉奇和米盧蒂諾維奇身上。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桑特拉奇具備擔任中國國家隊主教練的基本條件。國內的輿論、足球界內部都建議聘請桑特拉奇為中國男足主教練。
桑特拉奇的轉變
在考察桑特拉奇的同時,另外一名著名的教練員一直吸引著我和馬克堅,他就是米盧蒂諾維奇。
米盧近乎神奇的經歷深深地吸引著我們。早在聘請霍頓擔任中國隊主教練時,米盧就曾進入了我們的選擇范圍,不巧的是,那時他已經与尼日利亞足協簽約了。這次,我決心不放過聘用他的机會,馬克堅的看法与我相同。
選拔小組与桑特拉奇直接交談過兩次。第一次他明确表示,能成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國家隊教練員是很高的榮譽,他愿意出任中國國家隊主教練一職。而第二次与他交談時,他卻說:我本人很愿意,但我已經和俱樂部簽約了,是否出任主教練由俱樂部決定,我一切听從俱樂部的安排。很明顯,他的想法与第一次面談時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和選拔小組都不得而知。由于我們比較傾向米盧蒂諾維奇,也就作罷。
{二}圈定米盧
中國足協談判小組与米盧的第一輪談判已經結束,談判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維拉潘的電話
我邀請他觀看北京國安俱樂部隊与遼宁俱樂部隊的比賽。賽后,我問他感覺如何?他興奮地對我說:“我對中國足球很有信心。”
第二天,米盧赴韓國和日本談關于他到韓國和日本執教的事宜。据說,韓國足球協會堅持聘用他為國家隊顧問而不是主教練,日本足協對他的聘用也不是特別堅決。這時,米盧撥通了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的電話。
“我提議你到中國,因為擔任中國國家隊的主教練具有挑戰性。”維拉潘對米盧說。
于是,米盧准備回到北京与中國足協進行第二次會談。
“王先生,”維拉潘特意給我打來電話,“你們聘請米盧蒂諾維奇為中國國家隊的主教練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位國際級的教練員,有丰富的國際大賽經驗。我向你們表示祝賀。”“我們還未最后确定。”我回答。
“是不是工資和待遇問題?如果是,可以按照你們的意思辦理。”
“謝謝秘書長先生!”我真誠地表示了謝意。
足球皇帝力荐
放下電話,我驅車來到德國駐中國大使館,參加在這里舉行的貝肯鮑爾訪華招待會。貝肯鮑爾此次來華訪問的主要目的是說服中國足球協會支持德國申辦2006年世界杯,而且希望中國足球協會幫助說服有投票權的其他亞洲執委。
1998年3月,与貝肯鮑爾在北京見面。“王先生,又在忙什么工作?”他握住我的手親切地問。“你應該知道,”我開玩笑地說,“幫助你2006年申辦成功呀!”在我們旁邊的德國大使夫婦、張吉龍等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貝肯鮑爾也笑著与我擁抱。
“我有一件事情向您請教。”我一臉的嚴肅。
“凡是我能幫助的事情我都愿意。”他真摯地回答。
“中國足球協會想聘請米盧蒂諾維奇擔任中國國家隊的主教練,您看他合适嗎?”
他沉思了一會儿,非常認真地回答我:“秘書長先生,我和博拉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1944年出生,我比他小兩歲。當運動員的時候,我們經常代表各自的國家同場競技;當教練員的時候,我們相互切磋球藝。我對他很了解,他是一個天才教練員。他曾帶領4支不同類型的球隊進入世界杯。”貝肯鮑爾頓了頓,用手扶一扶眼鏡,接著說,“他的最大优點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發現自己帶的隊伍的缺點和不足,也會用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給予解決。但是,你們必須對他有要求,不要讓他當總教練。尤其不能讓他兼管國家青年隊、國家少年隊的事情。只要他專心致志地管理國家隊,我相信他會成功的。秘書長先生,你也會成功的。”
貝肯鮑爾是足球界的資深專家,他是惟一當運動員時得過世界冠軍,當教練員時又得過世界冠軍的人。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話是值得信任的,這更增加了我想聘用米盧的決心。當國家體育總局批准了這個報告后,我預感到這次沖擊世界杯極有希望成功。
{三}談判
1999年12月20日,与米盧的第二輪談判在北京昆侖飯店舉行。代表中國足球協會与米盧進行談判的是馬克堅和李曉光。他們倆与米盧的談判十分艱苦。米盧本人談的是足球的業務、訓練、競賽及其隊伍的管理,他的經紀人談的是工資、獎金和待遇。他和經紀人不在一起談,凡是談業務方面的問題由米盧出面,而談經濟問題時,由他的經紀人出面,米盧就回到房間休息去了。
談判的內容涉及面很廣,但主要還是圍繞合同進行。我端坐在辦公桌前,邊翻閱文件邊等待馬克堅、李曉光与米盧談判的進展情況。
合同是關鍵
電話鈴響了起來,我一看表,已經是晚上10點03分,電話里傳來了李曉光的聲音:“王副主席,向您簡單地匯報一下會談的情況。”李曉光是足球運動員出身,在与外國教練員打交道方面,有著極其丰富的經驗。當聘任米盧為國家隊主教練后,他是第一個与米盧配合的領隊。
“關于工作范圍、承擔的義務,合同的變更和解除,違約的責任及其他事宜都談得比較順利,雙方已經基本上達成協議。但是,現在有兩個問題無法達成協議:一是合同的期限問題。米盧堅持合同期限為兩年,不同意今年亞洲杯賽有成績指標任務。二是工作待遇和工資、獎金問題。”
合同規定,在合同期內,乙方(米盧蒂諾維奇)如出現下列情況之一,甲方(中國足協)有權解除合同:
1.國家隊未取得亞洲杯前四名;
2.國家隊未能進入世界杯;
3.嚴重違反國際足聯和中國足協章程以及中國足協与阿迪達斯公司簽訂的合同;
4.在此期間負傷或患嚴重疾病45日內不能恢复;
5.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或被追究其他法律責任并足以影響合同的履行。
米盧對合同中規定的亞洲杯必須進入前四名的指標提出了疑義。他認為,“你們要求我的主要任務是把中國國家足球隊帶進世界杯,你們知道這僅僅是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而亞洲杯距离現在僅有10個月的時間。如果你們兩個成績都要,顯然失去了重點,我認為世界杯出線是最重要的。”
陷入僵持
“在這個問題上,你們有什么建議?”我問李曉光。“我們的意見,這個條款可以取消,但在工作范圍條款中增加一款:帶領、指揮球隊參加由甲方安排的各項比賽并完成比賽任務。”李曉光回答。
我沒有講話,顯然,加上這一款的作用并不明顯。我內心十分明白:談判到這种時刻,已不單單是在合同的條款上各持己見的問題,重要的是相互是否信任的問題。于是,我說:“同意你們的意見。”我下定決心要聘用米盧。
“工作待遇、工資和獎金有什么問題?”我接著問李曉光。
李曉光回答:“工作待遇是這樣的,米盧的經紀人提出很多細節。我們按照足協确定的基本原則,已經達成協議。關鍵的問題是工資,与我方同意支付的工資差距較大,怎么辦?”我預料到這個問題將是雙方談判的焦點問題,也是非常敏感的問題。“一定要按照我們确定的原則談判,我們只能再提高5%,否則談判就終止。”我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好,我們再和他談談。”李曉光回答。
成功
我在房間里不停地踱來踱去,思索著:如果對方不同意,合同不能簽字,下一個目標是誰呢?
已經是深夜11點,電話鈴聲還未響,看來談判進行得很艱苦。11點30分,李曉光終于打來了電話,稱米盧終于同意我們的條件,同時又同意我方提出的如果世界杯出線,合同自動延續到國家隊被淘汰為止的條件,其工資的合同條款不變。我長噓一口气,預感到沖出亞洲的時机到來了。(成都商報 摘自王俊生回憶錄《我知道的中國足球》,連載略有刪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