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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6日讯】1999年11月,由于国奥队未获得参加悉尼奥运会的入场券;孙继海等人围攻裁判员,被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重罚,一年不得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这些引起了球迷的强烈不满。
在全国甲级队主教练员的会议上,少数人赞成、多数人反对继续聘用霍顿,但同时,几乎全部人员一致同意继续聘用外籍教练员。不同意续聘霍顿的呼声占上风,这是我早已预料到的,但这么多人同意继续聘任外籍教练员却出乎我的预料。
{一}要请欧洲拉丁派
我们下定决心,要物色一名大赛经验丰富的教练员担当国家队的主教练。
婉拒福格茨
我和选拔小组的成员基本上同意聘请“欧洲拉丁派”的教练员。当福格茨的经纪人透露这位著名的德国国家队教练员来华执教的意向时,我们谢绝了。
经纪人十分不解:“福格茨是世界著名的教练员。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国际足联都承认的世界级教练员吗?”
当听完我的解释后,他不讲话了。
中国人继续聘用外国教练员的信息传遍了世界各地。众多的外籍教练员通过足球协会、中介机构和经纪人,纷纷表明了担当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意向。经过最后的筛选,4名教练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选拔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将目光又聚焦在桑特拉奇和米卢蒂诺维奇身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桑特拉奇具备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基本条件。国内的舆论、足球界内部都建议聘请桑特拉奇为中国男足主教练。
桑特拉奇的转变
在考察桑特拉奇的同时,另外一名著名的教练员一直吸引着我和马克坚,他就是米卢蒂诺维奇。
米卢近乎神奇的经历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早在聘请霍顿担任中国队主教练时,米卢就曾进入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不巧的是,那时他已经与尼日利亚足协签约了。这次,我决心不放过聘用他的机会,马克坚的看法与我相同。
选拔小组与桑特拉奇直接交谈过两次。第一次他明确表示,能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队教练员是很高的荣誉,他愿意出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一职。而第二次与他交谈时,他却说:我本人很愿意,但我已经和俱乐部签约了,是否出任主教练由俱乐部决定,我一切听从俱乐部的安排。很明显,他的想法与第一次面谈时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和选拔小组都不得而知。由于我们比较倾向米卢蒂诺维奇,也就作罢。
{二}圈定米卢
中国足协谈判小组与米卢的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谈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维拉潘的电话
我邀请他观看北京国安俱乐部队与辽宁俱乐部队的比赛。赛后,我问他感觉如何?他兴奋地对我说:“我对中国足球很有信心。”
第二天,米卢赴韩国和日本谈关于他到韩国和日本执教的事宜。据说,韩国足球协会坚持聘用他为国家队顾问而不是主教练,日本足协对他的聘用也不是特别坚决。这时,米卢拨通了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的电话。
“我提议你到中国,因为担任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具有挑战性。”维拉潘对米卢说。
于是,米卢准备回到北京与中国足协进行第二次会谈。
“王先生,”维拉潘特意给我打来电话,“你们聘请米卢蒂诺维奇为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位国际级的教练员,有丰富的国际大赛经验。我向你们表示祝贺。”“我们还未最后确定。”我回答。
“是不是工资和待遇问题?如果是,可以按照你们的意思办理。”
“谢谢秘书长先生!”我真诚地表示了谢意。
足球皇帝力荐
放下电话,我驱车来到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参加在这里举行的贝肯鲍尔访华招待会。贝肯鲍尔此次来华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说服中国足球协会支持德国申办2006年世界杯,而且希望中国足球协会帮助说服有投票权的其他亚洲执委。
1998年3月,与贝肯鲍尔在北京见面。“王先生,又在忙什么工作?”他握住我的手亲切地问。“你应该知道,”我开玩笑地说,“帮助你2006年申办成功呀!”在我们旁边的德国大使夫妇、张吉龙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贝肯鲍尔也笑着与我拥抱。
“我有一件事情向您请教。”我一脸的严肃。
“凡是我能帮助的事情我都愿意。”他真挚地回答。
“中国足球协会想聘请米卢蒂诺维奇担任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您看他合适吗?”
他沉思了一会儿,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秘书长先生,我和博拉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1944年出生,我比他小两岁。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们经常代表各自的国家同场竞技;当教练员的时候,我们相互切磋球艺。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一个天才教练员。他曾带领4支不同类型的球队进入世界杯。”贝肯鲍尔顿了顿,用手扶一扶眼镜,接着说,“他的最大优点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发现自己带的队伍的缺点和不足,也会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给予解决。但是,你们必须对他有要求,不要让他当总教练。尤其不能让他兼管国家青年队、国家少年队的事情。只要他专心致志地管理国家队,我相信他会成功的。秘书长先生,你也会成功的。”
贝肯鲍尔是足球界的资深专家,他是惟一当运动员时得过世界冠军,当教练员时又得过世界冠军的人。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是值得信任的,这更增加了我想聘用米卢的决心。当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了这个报告后,我预感到这次冲击世界杯极有希望成功。
{三}谈判
1999年12月20日,与米卢的第二轮谈判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代表中国足球协会与米卢进行谈判的是马克坚和李晓光。他们俩与米卢的谈判十分艰苦。米卢本人谈的是足球的业务、训练、竞赛及其队伍的管理,他的经纪人谈的是工资、奖金和待遇。他和经纪人不在一起谈,凡是谈业务方面的问题由米卢出面,而谈经济问题时,由他的经纪人出面,米卢就回到房间休息去了。
谈判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主要还是围绕合同进行。我端坐在办公桌前,边翻阅文件边等待马克坚、李晓光与米卢谈判的进展情况。
合同是关键
电话铃响了起来,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10点03分,电话里传来了李晓光的声音:“王副主席,向您简单地汇报一下会谈的情况。”李晓光是足球运动员出身,在与外国教练员打交道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当聘任米卢为国家队主教练后,他是第一个与米卢配合的领队。
“关于工作范围、承担的义务,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违约的责任及其他事宜都谈得比较顺利,双方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无法达成协议:一是合同的期限问题。米卢坚持合同期限为两年,不同意今年亚洲杯赛有成绩指标任务。二是工作待遇和工资、奖金问题。”
合同规定,在合同期内,乙方(米卢蒂诺维奇)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甲方(中国足协)有权解除合同:
1.国家队未取得亚洲杯前四名;
2.国家队未能进入世界杯;
3.严重违反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章程以及中国足协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的合同;
4.在此期间负伤或患严重疾病45日内不能恢复;
5.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并足以影响合同的履行。
米卢对合同中规定的亚洲杯必须进入前四名的指标提出了疑义。他认为,“你们要求我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国家足球队带进世界杯,你们知道这仅仅是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而亚洲杯距离现在仅有10个月的时间。如果你们两个成绩都要,显然失去了重点,我认为世界杯出线是最重要的。”
陷入僵持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什么建议?”我问李晓光。“我们的意见,这个条款可以取消,但在工作范围条款中增加一款:带领、指挥球队参加由甲方安排的各项比赛并完成比赛任务。”李晓光回答。
我没有讲话,显然,加上这一款的作用并不明显。我内心十分明白:谈判到这种时刻,已不单单是在合同的条款上各持己见的问题,重要的是相互是否信任的问题。于是,我说:“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下定决心要聘用米卢。
“工作待遇、工资和奖金有什么问题?”我接着问李晓光。
李晓光回答:“工作待遇是这样的,米卢的经纪人提出很多细节。我们按照足协确定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协议。关键的问题是工资,与我方同意支付的工资差距较大,怎么办?”我预料到这个问题将是双方谈判的焦点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我们确定的原则谈判,我们只能再提高5%,否则谈判就终止。”我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好,我们再和他谈谈。”李晓光回答。
成功
我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来踱去,思索着:如果对方不同意,合同不能签字,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已经是深夜11点,电话铃声还未响,看来谈判进行得很艰苦。11点30分,李晓光终于打来了电话,称米卢终于同意我们的条件,同时又同意我方提出的如果世界杯出线,合同自动延续到国家队被淘汰为止的条件,其工资的合同条款不变。我长嘘一口气,预感到冲出亚洲的时机到来了。(成都商报 摘自王俊生回忆录《我知道的中国足球》,连载略有删节)(//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