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30日訊】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優秀知識份子不計其數，有些慘烈的事蹟已有人記錄留傳，但還有更多不知名人士的悲壯之死被埋沒了。他們的生命本來可以放射出燦爛的火花，卻被橫遭撲殺；他們的死理應重如泰山，卻成為一個統計數字。我所認識的王同竹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中共統治初期接受大學教育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先知先覺的反共鬥士，因書寫詩詞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處死。除了丁抒先生在《風雨如磐的歲月》中提及王同竹之外，其人其事鮮為人知。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個小階段，時間不長，從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規模覆蓋全國。所謂「一打」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是反對鋪張浪費、貪污盜竊和投機倒把，但實際上以「一打」為主。這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經過正式的法律程式，以言論罪和思想罪而大批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一場恐怖運動，其特點有三：

一、和文革群眾運動殺人或整人致死不同，「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以國家機器的名義，由公檢法出面，動用法律程式的大規模殺人；

二、不需要有行動，僅憑思想、言論、或文字就判槍斃；

三、為了達到在短期內大規模殺人的目的，死刑審核權由最高法院一級級下放到地方。這場運動是中共歷來殺戮思想犯規模最大的一次，被殺的當然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而受迫害者至少有二百萬人。（注：以上引用丁抒先生大作《風雨如磐的歲月》）。

「一打三反」運動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從嚴從重，從快從速。所謂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團成員」從1970年5月被捕到判刑僅花了兩個月時間。7月，南京市分兩批宣判「現行反革命分子」，筆者為其中之一。宣判那天，我們被押送到五台山體育場的萬人「公審大會」。這種公審大會在世界上大概絕無僅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算司法程式之一部分，實質是殺雞儆猴的恐怖宣傳秀。下車之後，我們一個個被公安用麻繩捆了個結結實實，背後還插了一塊打著紅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大牌子。筆者腦子裡立刻跳出京劇《竇娥冤》裡竇娥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的形象，時光彷佛一下子倒退了八百年。

筆者被兩個公安一邊一個架著押上台去。由於頭部被死勁地往下壓，眼睛只看到地面。我使勁朝左右瞄，發現兩邊「同夥」和我一樣，脖子裡都套個繩套。我當時不明白這勞什子是做什麼的，事後才知道，原來有那不怕死的「反革命」在宣判後、臨刑前高喊口號，如「打倒共產黨」或「打倒法西斯」什麼的，當局才想出這一預防高招。臨刑前喊口號本是電影裡所表現的共產黨員英雄氣概，可是，「英雄」只有共產黨能做，反對共產黨的就不讓做，萬一哪個「反革命」學英雄喊口號，兩邊的公安馬上就勒緊繩套，讓你欲喊無聲，甚至氣絕。

筆者不是不知道共產黨對異己者的殘酷無情，但宣判結果依然讓我震驚，當時真覺得後腦勺被大棒重重敲了一下似的。不但所謂「首犯」王同竹被判處死刑，而且他的好友兼妹夫以及三個故交也都被處死。此外，三個和王同竹交情不深但「出身不好」的人，一個被判死緩，另一個獲有期徒刑20年，再有就是筆者，15年徒刑。同案的三個插隊知識青年以「年輕受騙」而免於刑事處分，還有一個因是中共幹部子弟也免於刑事處分。另一個免刑的，就是那個「立功贖罪者」了，他是王同竹在南京交往最密切，也是對王了解最多的人。

宣判結束，在震天的口號聲中，我們這些被判刑者又被押上卡車，但不再是十幾個人擠在一輛車上，而是兩個人一輛，每車上押解的公安卻有十多個。接著是遊街示眾，這種古老的不文明做法，世界上別的地方即使曾經使用過，到20世紀也絕跡了吧，唯獨無產階級專政卻拿來古為今用。

載著筆者的卡車在佇列的後方，王同竹作為「首犯」應該在第一輛車上。整個遊街過程中，兩個公安的兩隻大手緊抓著我的肩膀，另兩隻大手重重地往下壓我的頭部，以示強迫低頭認罪的意思。卡車開出五台山體育場，從廣州路向中山路方向緩緩行駛。由於我在卡車上居高臨下，雖然被壓低著頭，依然可以部分看到一路上被組織來觀看的民眾密密麻麻地擠滿了街道。前引的丁抒先生文章中說，沿途安排的觀眾竟有百萬之眾，而且卡車前方兩側還各配備一挺機槍。如此煞有介事地如臨大敵，而「大敵」不過是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不啻在恐怖劇中增加了諷刺鬧劇的成份。

遊街車隊一路向南，最後到江東門刑場繞了一圈，判死刑的被立即執行了，免於刑事處分的被釋放了，發監勞改的只有三個「出身不好」的人，包括筆者在內。

王同竹是個才高八斗的詩人，他被害時應不超過四十歲。1950年代初，他就讀於武漢大學俄語系，畢業後任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俄文翻譯，據他說，曾和毛澤東那個腦殘的兒子毛岸青同事。1957年，王同竹因書寫和發表初試啼聲的詩作和短篇小說而被打成右派，由於不認罪，被定為極右分子，發往河北省茶澱農場改造，後來又去了新疆，曾和著名詩人艾青在一個農場。文革時，他趁亂逃離新疆，流落南京。他是那種越受迫害越反叛的硬骨頭，他對共產集權有透徹的認識，所以他的反共是徹底的，毫不妥協的。

儘管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王同竹的詩作仍源源不絕。他的格律詩展現寫景抒懷的愛國之忱和嚮往山水田園的雅意逸趣（包括很多描述新疆風光的生動作品），更有杜甫式飽含滄桑的濃郁和深沉；他的新詩有徐志摩的清新自然，也有匕首般直刺中共專制要害的疾言厲色。他追求形式美的創新，絕對超越大多數中共允許的當代詩人水準，令對白話詩不甚感興趣的筆者刮目相看。只可惜他的作品早早就被剝奪了發表的權利和機會，僅在熟人小圈子裡流傳，筆者即因讀過並幫他抄寫過詩作而獲十五年有期徒刑。令人跌足的是在他被捕之時，當局搜走了他隨身帶在皮箱裡的全部詩作手稿，不管反共不反共，銷毀殆盡，片紙不留。筆者常想，如果他的作品留存至今，定能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但由於當時的環境，沒人敢保存他的作品，即使是閱讀欣賞，也只能偷偷而匆匆，年長日久，早已於記憶中消逝。他的妻子是藏人，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藏語播音員，早在他被打成右派時就離他而去，想來不會保存他反右前的作品；聽說過他有個妹妹，好像是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農村婦女，也不知道她那裡是否可能存有兄長的作品；他的女友雖然是三個免於刑事處分的下鄉知識青年之一，但在平反前仍一直戴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可能留有他的遺作。總之，王同竹的詩作，似雁過不留聲，船過水無痕，彷佛從來沒有存在過，令人傷痛！

1979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捱過9年半鐵窗生涯的筆者得以出獄。令我吃驚的是，此案不但判刑勞改的都獲得平反，連死去的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故友等也都獲得平反。我當時想：難道共產黨已經進步到放棄以言定罪，甚至允許言論自由了嗎？還是真如平反書上所說，王同竹詩作中雖有部分反共言論，但那都是反右後所寫，而當初定其為右派分子根本是錯誤的？或許只是因為文革中的反革命案多如牛毛，統統一風吹，不予細細追究了？事實上，文革後中共對異見分子的鎮壓政策從未放鬆，王同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共產黨也一樣容不得的。

王同竹只因寫詩而被殺，人亡詩毀兩不存。我們失去的既是一位反共鬥士，也是一位文學天才，不論從反抗共產專制的意義看，還是從文學價值的意義看，都是無可彌補的損失。文革已屆50年，王同竹被害也已46年。多年來，筆者一直想寫點什麼來紀念他，但每每提筆，竟有千金之重，因為我不能提供任何東西，哪怕是他寫的一首短詩，向世人展示這位詩人和他詩作的真實性和價值，真正是悲莫大於此！筆者已年屆耆耄，來日無多，再不留幾個字，只怕這段焚書坑儒的殘酷事實將永埋歷史灰燼之中，筆者亦將永遠愧對王同竹在天之靈，故有此文。（摘自《紀念王同竹先生：人亡詩毀兩不存》#

——原載自由亞洲

責任編輯：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