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2月19日訊】2015年7月，我與內人隨團赴英倫遊覽。按行程安排，第4天造訪牛津大學城。中世記結束以來，英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出類拔萃、舉世無雙，其中牛津大學更是佔據著一個無可替代的地位。牛津（Oxford）是意譯的地名，900餘年前此地原是水邊小鎮，因牛可涉水而過得名。當年小鎮的先民做夢也沒想到，近千年來這個小鎮竟留下一大批不列顛先賢的蹤跡，諸如近代實驗科學的鼻祖法蘭西斯‧培根、著名的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深刻影響人類社會並為光榮革命作出辨護的約翰‧洛克，都曾經是牛津大學的學生；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斯密早年入讀格拉斯哥大學，後到牛津深造）在牛津求學6年，還有功利主義哲學創始人傑瑞米‧邊沁、發現哈雷彗星的科學家愛德蒙‧哈雷、詩人雪萊、王爾德、艾略特，上世記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著名的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享有盛譽的小說作家高爾斯華綏，以及當代理論物理學奇才霍金，都出自牛津。牛津大學沒有顯赫的校門與圍牆，也沒有被中國人看得很重的扁額或校牌，但牛津是舉世公認的思想中心與學術中心。
牛津是名符其實的大學城——城市與大學校園渾然一體。基督教堂學院是牛津大學最古老的學院，學院正門是頗具宗教色彩的建築，基本色調為黃色，兩側的拱頂按軸對稱法則展開，正中最下方是人們進出的圓頂大門，往上層是雕塑精美的百葉窗和一尊《聖經》中的人物塑像。再往上有一大鐘似乎還留存著都鐸王朝的氣息，鐘上時點用羅馬字母標出，看上去充滿歷史的滄桑，但絕不令人感到衰老，更無絲毫類似中國大學的奢華與張揚。我們在基督教堂學院門前的街道漫步，恍如走進中世記。
1.牛津人與書
出行前兒子曾叮囑，讓我們幫他購買兩本英文原著，故在基督教堂學院面臨的街上，我們留意書店。牛津的書店有100餘家，全以學術類書籍為主。世界上最大的學術書店布萊克維爾書店就在牛津，另有不少規模稍遜的二手書店。布萊克維爾書店僅在牛津還有9家連鎖店，在英國的連鎖店將近60家。學術書店的經營規模在牛津何以能發展到如此程度？我聯想起上海的某名牌大學，校內的昂立書店為了發財，書架上居然塞滿了壓在小學生身上的《一課一練》之類的教輔書，這實在是極妙的諷刺。牛津不僅書店多，其中39個學院都保存著基督教建築遺跡，風姿各異地散落在大學城的各個位置。有些學院前身曾是修道院，道路旁古樹參天，古撲典雅的建築物牆體上爬滿了常青藤。牛津各學院並非按專業設置，每個學院都可接納不同系或不同專業的學生聽課。如此潛在優勢，也許未必能被中國的教育官員所認同。
牛津大學擁有圖書館多少？說出來同樣令炎黃子孫們吃驚：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多達104個。不言而諭，這對牛津的教師與學生而言，實在是極重要的資源。基督教堂學院正門對面的博多利圖書館，是牛津大學最大的公共圖書館，黃色圓型拱頂建築，屬典型巴洛克風格。電影《哈利‧波特》中身穿隱形鬥蓬夜闖圖書館的鏡頭，即在此拍攝。博德利圖書館的藏書量達600餘萬冊，在全英國位列第二——僅次於大不列顛圖書館。各學院也有3—4個圖書館。牛津實行導師制，牛津的導師或教授的私人藏書，估計同樣會令我們國內教授汗顏。現今似乎人人都明白，大學之所以稱大學，是因為有大師。其實這句話僅說了一半，完整地講，大學應當是大師加藏書豐富的圖書館。
不僅如此，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大學出版社，也是牛津大學出版社。20卷的《牛津英語詞典》不僅享譽全球，也為牛津大學出版社帶來恒久殊榮。當然，牛津人離不開書，源自牛津人對學術的終生癡迷。這使官員與明星自我炒作的回憶錄、小學生《一課一練》之類的教輔書、以及東拚西湊、錯誤百出的大學教材，在牛津絕不會有出版的可能。牛津學生的讀書，也絕不同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大學生們對金庸小說、瓊瑤小說的閱讀熱情。因為牛津是思想家成長的搖籃。
現今中國的大學生們，連金庸與瓊瑤小說也懶得讀，他們手上的智慧手機已替代所有讀物。有識之士早已敲起警鐘：手機正成為炎黃子孫的另一種鴉片。令我驚歎的是，當我們在牛津的街上為兒子買書進出不少商店的時候，見到全是老款式的過時手機陳列在櫃檯內，居然從未見有智能手機出售。在上海，就連我這樣的土著，也在赴英前一年改用智慧手機，而在名震全球的堂堂牛津，居然沒人在乎這個時尚的電子產品。顯而易見，牛津的主要消費者——學生與教師們把心力全已用在學術上、用在實驗及閱讀方面。當智慧手機在中國早已普及的時候，當一些大學高呼要爭當世界一流的時候，牛津人卻心無旁騖。對學問恒久的念茲在茲，足以令他們抵禦時尚的入侵，也漠視對「世界一流」的追求。這樣的大學，怎能不令人心馳神往？
走筆至此，我想起一事：上世記末沙烏地阿拉伯一位超級富豪表示願向牛津大學提供巨額捐贈，條件是讓牛津設置工商管理專業（MBA）。知道牛津人的態度嗎？經投票表決，牛津人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大筆捐贈，原因在於：在牛津人看來，工商管理專業缺乏應有的學術含量。難怪在牛津，從未見過諸如《市場行銷學》、《廣告學》之類的課程。
2.牛津「冒煙」的地方
牛津深厚的傳統，似乎總藏在幽靜的深巷，或中世記留存的鐘塔。如果你有幸在那裡讀書，你所居住的寓所究竟是500年前還是800年前建造的，大概還得費一番功夫考證。走在牛津的道路上，見不到各種小汽車爭奇鬥豔，就像雄居上海、北京的那些大學那樣，小車堂而皇之出入校門，還有保安向你舉手敬禮。但在牛津，說不準哪一天卻能巧遇中世記或啟蒙運動時期某位思想巨人的幽靈。這裡近千年來積澱的文化氣場，令人深深敬畏。
不過我告訴你，牛津的傳統隱藏最深處，是那些會「冒煙」的地方。什麼是「牛津的冒煙」？最早發現「冒煙」這一奧秘的人，是20世記前期加拿大傑出的幽默作家里柯克（Stephen Leacock）。里柯克在題為「我所見的牛津」一文中，對「牛津的冒煙」深深入迷且津津樂道。里柯克對牛津「冒煙」的描述，又使得民國詩人徐志摩與作家林語堂為為牛津所癡迷。徐志摩將里柯克「我所見的牛津」譯成中文；之後林語堂又重譯了其中幾段，並寫成「談牛津」一文，由此又令無數民國時的學者們每談及牛津，便忍不住唾涎三尺。林語堂將Stephen Leacock譯為李格，里柯克是今人通譯。里柯克在「我所見的牛津」中，用他幽默的筆調陳說「牛津的冒煙」：
……但是（牛津）導師的教學方法，說來卻有點奇怪。一位學生說：「我們到他那裡去圍坐著，他口銜煙斗冒著煙，同時侃侃而談」。另一位學生說：「我們同他坐在一起，他手持冒煙的煙斗，喃喃有詞地評改練習」。凡此種種種的證據，我瞭悟牛津導師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數的學生，朝著他們冒煙。學生如此系統地的被導師煙熏，幾年之後必成為學者。誰不相信這句話，儘管可以到牛津去親身領教。……
又說：
牛津大學整個制度，是叫賢才盡沾便宜，而讓凡庸愚鈍者自己去胡鬧。……對於有天才的學生，牛津卻給他很好的機會——他無須踏著步等待最後的一隻跛足羊跳過籬笆。他可以隨意馳騁自己的才華，向著學問的高峰快速攀登而不受牽制。如果他有超凡的天份，他的導師對他特別注意，就會朝他一直冒煙，直冒到他的天才出火。
這就是牛津的「冒煙」。而今如果你有幸到牛津就讀，導師不見得真的口銜煙斗朝你冒煙。導師會向四、五名學生列出幾本書的標題，要求在短短八周的一學期內細讀，也許其中就有導師自己的著作在內。然後每週兩次碰面的小型研討，在討論中你對這本書的消化程度如何？是否形成個人獨有的見解？導師一目了然。當然在他的引導下，討論還會不斷向海底深入。現今導師雖未必手持煙斗，但牛津無形的「冒煙」傳統不會中斷。如果導師總是對著你無形地「冒煙」，那末你真是三生有幸，因為遲早有一天你會被冒得「出火」；如果有人想投機取巧，導師也不會顯得痛心疾首的樣子。資質平庸的學生，在牛津混足一定時間後，也能得一張學位證書。因為牛津的制度，是幫助天才起飛，對平庸之輩則是寬容。
奉行導師制的牛津大學，教授對於授課似乎並不很在意，上課少甚至不上課也照樣領乾薪。同樣學生對於聽課也多抱「不置可否」的態度，學校幾乎不會用分數或成績去衡量學生合格與否。牛津人深知，鮮活的學問只能來自心靈的自由放飛。在這裡，學生們吃的是亨利八世時代的廚房食品，住的是長青藤條蔓纏繞著的中世記建築，同時又不斷承受著導師的煙熏。牛津的教授是真正值得羡慕的學者，牛津只在乎他能否向 學生永不枯竭地「冒煙」，直冒到學生的天才「出火」。如果你無法對學生興味盎然地「冒煙」，在牛津一天也混不下去。正是靠著一代一代導師的「冒煙」，牛津有47人獲取諾貝爾獎，另有4人是菲爾茲獎得主。網上顯示，牛津還為世界培養出12位國王，53位總統與首相（其中英國首相25位），12位聖人，86位大主教，18位紅衣主教。
3.牛津的修鞋店
說來好笑，離基督教堂學院正門不遠的斜對面，居然還有一家毫不起眼的修鞋店。店面不大，店堂正中有兩台專修鞋底的機器豎立著，約有齊胸高度。這個曾引領世界工 業革命的國家，修鞋也用機器，這倒是我未曾見過的。只是一個市井的修鞋店，怎麼會設立在這個頂級學府古老的學院門前？難道牛津大學的教授或學生們在鞋底磨損後，也不捨得花錢另購新款皮鞋，轉而送來修理後再穿嗎？
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一個真正的學者，大概不會擺出一付闊綽的冒牌貴族的樣子來。我想起張五常曾經談起關於科斯老人修雨傘的趣事。R.科斯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人，也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此前早因傑出的學術貢獻，在歐美經濟學界名聲大振。1990年8月，張五常在斯德哥爾摩邂逅科斯時，見科斯手中正拿著一把已損壞的雨傘。
張五常問：你千里迢迢帶著這把雨傘來幹什麼？這樣的雨傘在香港買一把也僅2美元。語速不快而富紳士氣質的科斯，回答竟是：「這把傘我用了40年，大約10年前在倫敦時損壞過一次，一位修傘師傅修得很好。最近在美國時傘又壞了，找不到修傘的人，過兩天要回倫敦，希望還能找到那位修傘師傅。」
一位享譽全球的大經濟學家，用了40年的雨傘壞了，還要繼續修理再用。其中有一種質樸但又難以言說的高貴品質，絕非炎黃子孫們所謂「艱苦樸素」四字所能傳達。可以推測，科斯倘在牛津執教，這家修鞋店肯定也是他樂意光顧的地方。20世記歐美卓越的經濟學家多如天上的星辰，但真正令我心儀神往者，科斯至少是其中之一，當然這不是因為科斯有修雨傘或修皮鞋的偏好。當年若沒有科斯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學這一學科對我而言，也許只能淪為養家糊口的手段。由科斯聯想到牛津的教授們，他們在社會上獲得聲譽，但他們念念不忘的永遠是自已的學術與「冒煙」，皮鞋磨損後大概不會如同上海高校中靠課題費致富的那批學術混混們那樣——隨手拋入垃圾 箱，另換一雙新款名鞋專登大雅之堂。可以想像，牛津的導師將已磨損的皮鞋送入那修鞋店，換上新鞋底後可以回到小型研討班或課堂裡，繼續他們的「冒煙」。
這就是我對於修鞋店何以能在牛津大學城存在的一種純個人的解釋。
4.結語
牛津大學的校訓是：「耶和華是我的亮光」。這句話出典於《聖經‧詩篇》第27章。漢密爾頓校長對牛津校訓的詮釋是：要求學生終生尋求光明，永不滿足於現狀和對卓越的持續追求。這與「不輸起跑線上」的中國特色教育，在理念上的差異不言而諭。牛津人雖身處「世界一流」，卻絕不會把「世界一流」掛在嘴邊。難怪裡柯克談起牛津總是那麼津津樂道：「牛津是一所卓越的大學。她過去是偉大的，現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學，將來也很可能是偉大的……」。
啊！牛津，迷人的牛津，令人敬畏的牛津！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