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0月20日訊】最近幾個夜晚，龍和道給「爆」了兩次。和平佔中原本的概念是不主動進擊，但既然事已至此，我心裏想的再不是該不該爆的問題，而是爆了以後，如何守得住？知道有巿民要爆龍和道後，工作人員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我們理解佔領運動已持續3個星期，但政府一步不讓，這對抗爭者而言是個悶局，自然很想衝；但另一方面，我們非常憂慮，因為每一個晚上，由凌晨至破曉，「雨傘廣場」裡的人本已很少，若他們出去「爆」，取得龍和道，廣場又如何守得住？

眾所周知，政府的策略是消耗戰，要把我們拖死。如果他藉著堵塞龍和道來製造民怨，佔領者可會是中了他的圈套？我們有 很多討論，很多焦慮，但每當我們這邊廂仍未決定是進是退時，那邊廂的警方就使用暴力了！這時正義再一次回歸抗爭者中間，站在我們這一邊。

對於每一位被警察暴力對待卻沒有以牙還牙的抗爭者，請容我向你們致謝。你們展現了公民抗命最高貴的非暴力精神。另一個我們要致敬的，是堅持披露真相的新聞工作者。這兩天全世界眾多傳媒都在轉播無線電視新聞部拍攝到的警察向佔領者拳打腳踢的片段，這句「拳打腳踢」的旁白一度被刪，引來電視台100多名記者、編輯及主播聯署反對；另外，一些前線記者和攝影師即使「中椒」被打被「凶」，仍然沒有停機停手，繼續拍攝和報導，讓真相呈現大眾眼前，他們確是社會的良心，我不得不說一句：「香港，好彩仲有這些新聞工作者」。

干擾可因時制宜

公民抗命力量之大，在於它一方面帶有干擾性，卻同時能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同情。試想，如果我們選在添馬公園進行公民抗命，那大概抗命一年，也沒人理睬，因此，公民抗命必須帶有一定的干擾性。惟亦不能只為干擾而干擾，否則我們應該去革命，開一輛車子胡亂衝撞建築物，那對社會造成的干擾更大，但這不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必須在干擾與爭取社會同情之間取得平衡，而後者須靠非暴力和自我犧牲精神來求取。

歷史上確曾出現不帶干擾性的公民抗命行動，第一個進行公民抗命的亨利．梭羅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在1848年以拒絕向美國政府交稅來抗議奴隸制度及美國跟墨西哥的不義之戰，他提出面對政府行事不公時，不一定要以暴易暴，反而可採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方法，而他選擇了不交投票稅，最後鋃鐺入獄。一個良好公民因為對抗不義而入獄，引起社會巨大關注， 這種抗命方法屬於不帶干擾性的一種。

但馬丁．路德．金採取的是另一種公民抗命。1960年代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規定，黑人在巴士上必須讓位給白人，他反對的手法之一，是呼籲市民杯葛巴士公司，為時超過一年，弄得巴士公司幾乎倒閉，馬丁路德金被批評拖垮經濟，害得基層司機沒工開，造成莫大民怨。其後，他更佔領餐廳和圖書館，行動被視為嚴重干擾社會。但他主動承受刑責，以非暴力方法 面對強權，贏取了社會同情。

回頭看看我們的雨傘廣場，最近幾天，我不斷收到支持者的查詢，他們當面問我：「你們甚麼時候自首？請預我一份。」陳日君樞機前日離港前，更特意給我傳來WhatsApp，他寫道：「今次最捨不得離開香港，等我回來自首。」此外，李柱銘和好些泛民議員也請我一旦自首，切記預早通知，好讓他們預留時間。

自首之路不孤

佔領行動一旦到了最後時刻，我們會坐在這裡，接受被捕。如果警方不拘捕，我們會安靜地排隊去警署自首，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不是要挑戰法治，相反，我們是擁抱法治的人。而只要控罪合理，佔中三子和一部份人在法庭上不會進行抗辯，不會聘請律師，我們只會在庭上作出政治宣言，向社會解釋這場佔領行動的來龍去脈。

但願香港人能夠明白，真正的佔領推動者，其實是特首梁振英和小圈子特權階級。他們是阻礙社會走向公平、公義、仁愛的最大路障。

法庭外，大學和其他專業團體可能要辯論是否開除或取消抗爭者的專業資格。得悉李偲嫣昨日到港大和中大去通緝戴耀廷和陳健民，相信他們的團體中會有聲音問，為何不炒了我們，為何還讓我們當教授。我在此邀請她來到「兩傘廣場」，因為在這裡的佔領者，每一個都是戴耀廷、是陳健民、是黃之鋒、是岑敖暉，也是周永康。

留與爆的思量

我知道，這幾個夜晚，尚有很多人想去「爆」更多地方，佔領更多據點。我只希望大家思考一下，在進和退之間該如何選擇，我們究竟能呼籲幾多人去留守這些位置？思考一下，我們會不會中了別人利用民怨打擊運動的圈套？也思考一下，當面對激烈的進擊時，我們會否一時失控，以暴力回應暴力？若然如此，整個佔領運動的道德基礎將會崩潰。

我明白佔領者每天都很焦慮，但其實政府也十分焦慮，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的權威如當下的梁振英政府一樣受到如此大的挑戰。

沒有人知道怎樣才是最好的策略，但只要堅持非暴力的精神，願意自我犧牲，我們才能佔領人心，運動才有希望。

（作者是和平佔中的三位發起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原載《明報》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