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21日訊】2007年8月24日，我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拘捕，並於次年4月7日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從此我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度過了四年。在這四年時間裏，我受到了海內外民運、維權朋友的關心、支持和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被捕當天，杭州的朋友就奔走相告，為我呼籲。第三天，即8月27日，大陸1000多名維權活動人士、異議作家、獨立知識份子聯名上書中共17大，要求當局立即釋放我。中共當局當然不可能釋放我，但這種強大的呼籲和聲援無疑給了我極大的支持。

我雖然早就做好了坐牢的準備，但我仍放不下妻子和女兒，擔心她們承受不起因我被捕而造成的壓力。記得2005年翠苑夜市維權期間，國外媒體採訪我的時候，我妻子追著奪我的電話，不讓我接受採訪。與當年的壓力相比，這次的壓力要相差百倍，但是她挺過來了，表現得異常堅強。這一切，要歸功於海內外廣大朋友的赤誠支持和幫助。

在我服刑期間，朋友們仍然不斷地關心我，不斷地打電話慰問我家屬，有的從大老遠跑到我家裏看望我妻子、女兒。杭州維權人士朱瑛娣，這幾年簡直成了我妻子的姐妹，比親人還親。特別是在澳大利亞的孫立勇先生和在美國的一平先生，多次打電話慰問我家屬，詢問我在獄中的情況。

我還收到不少海外寄來的聖誕卡。2008年底，有個獄友告訴我有一封自海外寄來的信，我去問護監（值班的犯人），護監告訴我信被警官拿走了。2009年初我妻子來探監時，我當著妻子的面向副監區長余愛民要信，余愛民說信已經交到獄政科。這年4月我的一個老鄉出獄前，我寫了一份起訴狀，想托他帶出。訴狀以余愛民為證人，起訴西郊監獄非法扣押我的信件。老鄉出獄時，起訴狀被搜出，但獄方怕我再次起訴，在5月份我妻子探監前一天，將其非法扣押的24封信還給了我。這24封信都是海外寄來的聖誕卡（因我在起訴狀中提出的有證據的只有海外的信件，所以獄方只還給我海外的信件）。我拿到聖誕卡後，心中激動不已。這些聖誕卡全部是用英文寫的，分別寄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等8個國家，都是我素不相識的外國人。我在看守所托朋友帶出的《水調歌頭·囹岳詠懷》中有「博愛五洲四海，天涯若比鄰」一句。事實正如我詞中描繪的那樣。我非常感謝這些外國朋友。這證明只要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就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

我非常感謝莫少平律師和丁錫奎律師為我作的無罪辯護。被捕的當天，一到看守所，我就立即要求辦案人員通知我家屬聘請莫少平律師。辦案人員雖然通知了我家屬，但他們卻非常害怕莫律師，要求她們聘請由共產黨指定的律師，當我妻子和女兒要到北京去與莫律師簽合同時，國保千方百計加以阻攔。我妻子被攔住，而我女兒卻逃到了她表姐家裏。

為了阻止我女兒去北京，8月26日，國保竟破天荒地帶著我妻子到看守所來見我，要我跟女兒通電話，勸她不要去北京。我在電話裡告訴我女兒∶「國保就在我身邊，他們讓我勸你不要去北京請律師。」我女兒聽懂了我的意思，說「我到北京去玩玩」。我立即說，「玩玩你去玩吧」。後來我女兒一人來到了北京，在李建強律師和胡佳先生的幫助下找到了莫少平律師，簽署了委託合同。

後來得知，莫律師在接受委託為我辯護的過程中，費了不少周折。莫少平律師事務所於9月11日通過特快專遞向杭州市西湖公安分局寄送了有關律師聘請及會見手續。然而西湖分局卻於9月14日向我女兒出具了西公刑密聘字［2007］1號《涉密案件聘請律師決定書》，決定不准予聘請律師。莫律師於9月26日致函（《律師函》）西湖分局，據理交涉，認為西湖分局的做法是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10月10日，莫律師再次通過特快專遞向西湖分局遞交會見手續和取保候審申請。10月16日，西湖分局仍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不准予聘請律師。11月2日，與我同關一監室的的獄友郭寶良出獄（在看守所，我與已決犯關在一起，由12個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監視我）帶信給我朋友，希望儘快見到律師。在莫律師和朋友們的努力下，我終於在12月6 日下午見到了莫少平和丁錫奎兩位律師。

見到莫律師等，我就像見到親人一樣，心情異常激動。當時有個警察在旁，莫律師叫他出去。那警察說是領導叫他來的。莫律師責問他是法大還是領導大，硬是把他攆到了門外。後來在聊天中，那警察說他當過兵。莫律師說∶「啊，你當過兵，我也當過兵，那我們是戰友，進來吧。」那警察又進了門，莫律師給了他一支香煙，對他說∶「他們（指我）這批人都是我們國家的精英，你們要善待他們」。那警察說，我從心底裡是佩服他們的，但作為執法者，我們不得不執行領導的指示。莫律師說，你錯了，作為執法者，執行的是法律，而不是領導的指示。那警察說，話雖然這樣說，但不執行領導的指示我們做不到。看得出，那警察對莫律師是心服口服的。莫律師對我談了有關案件的問題，並給了我一些法律資料，還告訴我朋友們非常關心我。見過莫律師後，我鼓足了勇氣，覺得更加有信心。

此後，莫律師和丁律師又多次來杭州，對我的案子非常負責。2008年1月22 日一審開庭，莫律師和丁律師為我進行了精心辯護。莫律師在法庭上雄辯滔滔，為我作了無罪辯護。儘管公訴人理屈詞窮，但法庭還是判我有罪。平心而論，我並不指望法庭判我無罪，這在中國無異於做夢。但是通過無罪辯護，我們可以揭露共產黨專制獨裁的本質，揭露它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強盜邏輯。同時通過無罪辯護，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說實話，如果我想判得輕一點，接受共產黨為我指定的律師完全可以，沒有必要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請律師。但是如果那樣，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又有甚麽意義？如果中國沒有莫少平、李建強、高智晟、李和平、劉曉原、郭蓮暉、滕彪、李柏光、李勁松、李方平、江天勇、、黎雄兵等這樣一批優秀的維權律師，就沒有人為我們這些異議人士仗義執言，中國的民主起碼要慢三十年。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批敢於擔當的維權律師，中國的異議人士多了起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維權律師是中國民主化運動中的功臣。

我還要感謝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英國BBC、大紀元、新唐人電視台、希望之聲、台灣中央廣播電台、香港《南華早報》等國際媒體對我的案件的及時的報導、關注及聲援。

2007年8月24日早上8點左右，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心語打電話給我，採訪楊雲彪案件的有關情況。這時社區片警正在我身邊，說市局領導找我談話。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因為23日我去旁聽楊雲彪案子時，西湖區國保就坐在我後面。我當時就告訴心語說，現在片警正在我身邊，說市局領導找我談話，所以現在不便於談楊案。我還告訴心語，如果下午12點我還沒有回到家，那一定是被國保抓走了。我想心語12點一定打電話來過了，因為26日國保找我時說「外面鬧翻了天」。正是這種「鬧翻了天」，迫使中共當局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稍作收斂，給予一些最基本的人道待遇，使我的身心沒有受到多大傷害。同時，國際媒體的報導、關注和聲援也給了我的家庭以安慰，並使我在獄中繼續與當局作鬥爭增添了勇氣。為此，我對國際媒體充滿正義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國際媒體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報導和關注是中國民主事業的一部份。眾所周知，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如果沒有國際媒體的關注，中國人民不可能從中共壟斷下的官方喉舌那裏得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關於民主和民主運動的信息，中國今天可能還是像朝鮮那樣死水一團，人民將遭受更加殘酷的壓迫。

我從1986年中國第一次學潮時開始收聽美國之音，1989年開始收聽英國BBC，1990年開始收聽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996年開始收聽自由亞洲電台，從它們那裏瞭解到中國人民爭民主的真相。我從一個共產黨的「衛士」（共產黨稱警察為「黨的衛士」）變為一個民主戰士，國際媒體功不可沒。我想對國際媒體說∶是你們及時給中國傳來了民主之聲，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福音。對此，不僅我個人要感謝你們，中國的民運人士要感謝你們，全中國除了獨裁者、貪官污吏外，所有的人都要感謝你們！

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神話的破滅，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的喪失，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民主運動將由低潮轉入高潮。希望國際媒體繼續關注中國的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關注共產黨牢獄中的政治犯，為中國的民主人權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與人權是全人類的事業，因此，關注和幫助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遭受獨裁統治之害最深的國家的民主人權事業，也是國際媒體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