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清廉，這是古代做人的標準之一。當官的人，能做到清廉才算好人，才能傳家，並身後流芳。

魏文帝時有個人名叫胡質（字文德），他是淮南壽春人，官至東莞太守、荊州刺史，後封關內侯。其子胡威，字伯虎，晉武帝時官至御史、青州刺史等。父子倆皆以清廉著稱於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胡質在青年時代，就是一位品學兼優的人，在江淮一帶廣為人知。他的朋友蔣濟向曹操介紹，胡質的父親胡通達乃江淮之間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曹操大喜，問：「胡通達德高望重如此，其子孫後代如何？」蔣濟回答：「胡通達有個兒子叫胡質，也是一位深孚眾望的賢者。」

曹操就把胡質召到朝廷，任命為頓丘縣縣令。後來胡威在祖、父的影響下，少年老成，也因祖、父修身名高而聲名鵲起，受到晉武帝司馬炎賞識，當了御史。

胡質每到一處任職，就安定一方民生，政通人和，上下稱頌。他鼓勵農耕，使昔日貧窮之地出現了「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的富庶局面。他治軍有法，海防也得到鞏固，百姓安居樂業。他當一輩子官，每次因功得賞，都分發給部下，自己不留分毫。到去世時，竟然「家無餘財」，人們檢視他的遺物，只有一件皇帝賞賜的官服和一個裝書的筐篋。

一次，魏國大將張遼與護軍武周鬧了矛盾。張遼聽說胡質是位賢能之人，就想讓胡質取代武周，胡質卻予以婉辭。張遼認為胡質不識抬舉，便找到他不客氣的問：「我這樣看重你，你為甚麼這樣不給面子？」

胡質回答：「賢能之人的交往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朋友得到利益再多，也知其不貪；朋友作戰失敗，也知其不怯；聽到朋友流言蜚語，也不輕信，所以，可終生為友。武周先生是一位雅士，以往，您稱讚武先生不絕於口，如今因一點小矛盾就絕交，我胡質實不贊成。再說，我的德才遠不及武先生，恐怕也難成將軍終生朋友啊！」一席陳詞，打動了張遼，與武周言歸於好。

有一年，胡威從京城來荊州看望父親。胡質雖然當官，可家中並不富裕，以至於胡威去看望父親時沒有一車一馬，也沒有僕人隨從，獨自一人騎著毛驢上路。途中住宿客棧時，胡威自己劈柴、做飯、放驢。同住客棧的得知他是荊州刺史胡質之子後，無不驚訝，又無不欽佩。

胡威看望父親後，住了幾天就準備騎驢返程。臨行，胡質送給兒子一匹絹。就這微薄的一匹絹，父子還差一點兒鬧了誤會。胡威問父親：「父親向來清廉如水，兒子不知此絹是何故得來？」胡質解釋說：「這是我用自己俸祿買來的，用來給你作盤纏。」胡威這才放下心來。

胡威啟程回京城，沒想到從荊州出發，就遇到一位同行人。這位同行人把胡威沿途的食宿預先全包了，胡威執意不肯，經反復詢問，才知同行者是胡質手下的一個都督，請假回京探親，聽說胡威也要回京城，便與胡威同路，盡一點討好之意。

胡威聽罷，立刻把父親給的那匹絹給了同行者，辭謝後各走各的路，回到京城後，把此事寫信告訴父親。胡質查明後，將那位都督罷了官。胡質父子就是這樣不買逢迎拍馬人的帳。

胡威後來在西晉當了御史，他繼承乃父遺風，在皇帝面前也敢提不同意見。晉武帝在吏治問題上，上寬下嚴，朝廷高官有錯誤也可視而不見，對於尚書郎以下的官吏，有一點錯誤，就嚴厲處分。

胡威便上書進諫，指出如此寬嚴失當，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是錯誤的。晉武帝說：「尚書郎以下的那些小官，嚴懲也無所謂。」胡威反駁說：「微臣所陳之諫言，不是說皇上對下級官吏嚴格要求不應該，而是說對像微臣這樣的高級官吏，也要嚴格要求。只有對大、小官都高標準、嚴格要求，國家才可大治，天下才可太平！」晉武帝採納了胡威的諫言。

晉武帝非常佩服胡氏父子的為人，一次，他問胡威：「你和你父親相比，誰更清廉？」胡威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不如我父親。」晉武帝又問：「為甚麼？」胡威回答說：「我父親清廉不願意讓人知道，我是恐怕別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親差遠了！」晉武帝認為胡威的回答「直而婉，謙而順」，並對他進行了封賞。

胡質、胡威父子對上級不正確的決策，敢於直諫。他們當官，既不靠逢迎拍馬，也不靠賄賂開路，靠的是人品和才幹。只想為百姓做好事，不想謀私，所以，做起事來才堂堂正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同聲稱讚胡氏父子為官清正、家風高潔、子繼孫承。

－－轉載自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