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20日訊】我們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可以堅信，王若望精神深入中國人心之時，就是中國茉莉花盛開之日。

可以用「國寶」兩個字表達王若望在中國的地位。從中國人民爭自由，爭解放，改變和改善自己命運的意義上說，王若望所做的貢獻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

——劉賓雁

早就想為王若望寫一本傳記了，只是遲遲沒有下筆，貯存在意識的構思，就像釀酒的原料，在那裏悄悄地發酵。

此間，遠去的王若望並未隨著時間消失，經過歲月的沉澱，他的精神在日漸頹靡的時代愈益凸顯。

王若望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特質是甚麼？就是對共產黨——這個他曾經參與構建的營壘——的反叛。儘管，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投身這個營壘的革命，並為它奪取政權不惜獻身。然而，掌權後的共產黨背誓亂常，建立了一個毫無民主可言的專制制度，實行一套與民為敵的獨裁統治，與王若望早年追求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馳。深具人道主義情懷的天性，使王若望痛切反思自己的過去，勇敢地站出來批判自己的營壘，並義無反顧地走上反叛的不歸路。

*王若望的可貴在於反叛的徹底性*

王若望的最可貴處，還不在於對共產黨的反叛，而在於反叛的徹底性，這種徹底性在他同儕的反叛者中，是獨一無二的。

王若望從一九五0年代開始，就以雜文形式批判社會弊害，揭示共產黨政策造成的一系列錯誤。到一九六0年代紅色恐怖橫暴的文革，他就認清毛澤東是一切災難的禍首。一九七八年文革終場後，他受邀去各處演講，反思文革斥責毛澤東的恣睢肆虐，是全國公開批毛的第一人。進入胡耀邦推進改革的日子，他在各種場合奔走呼號，強調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鼓吹推進新聞言論自由、推動多黨民主政治，由此被鄧小平欽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

在感天動地的八九．六四民運期間，王若望不顧自己「戴罪在身」，不懼被控為「運動的黑手」，於上海多次領頭參加遊行並在廣場演講。

早在一九七九年，一批青年人在上海成立「人權研究協會」，王若望欣然接受邀請出任顧問，積極參與民間反對組織的活動。一九九一年，他還在取保候審，就籌劃恢復 「人權研究協會」，並出版地下刊物，直到被公安破獲。

在思想認識上，王若望也是無所忌諱，共產黨死守的圭臬法寶典章教條——諸如馬克思主義教義，社會主義宗旨之類——通通被他摒棄；共產黨設置的清規戒律禁域防線 ——不容違背四項基本原則，不許挑戰現行體制等等——悉數被他衝破；共產黨自鑄的不准觸碰的瓷器陶皿罈罈罐罐——舉凡台獨、藏獨、疆獨種種——全部被他砸碎。

從共產黨營壘中走出來的高級幹部，徹底反叛如此的捨王若望其誰？

詩人黃翔在《野獸》中寫過這樣的詩句：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嚨*

王若望就是這樣一根哽在共產黨喉嚨裡的骨頭。

*經受中共整治異議份子全部花樣*

這樣的硬骨頭儘管扎痛了中共，但在專制暴政的機器裡，骨頭畢竟是弱小的，是難免遭受蹂躪碾軋的。早在跟共產黨鬧革命時，王若望就因批評領導被打成「山東王實味 」，險些喪命。一九四九年後，政治運動接二連三，王若望難逃「被運動」的厄運，連番中箭。在毛澤東時代，他被戴上「右派」、「現行反革命」帽子，為此下鄉勞動改造，蹲牛棚，坐牢，進「五七干校」；在鄧小平時代，他被按上「資產階級自由化 」「六四運動黑手」的罪名，為此受監視居住，再度坐牢，取保候審；在江澤民時代，他是「異見分子」「敵對勢力」，為此被流放海外，不准回國，最後客死異鄉。

王若望經受了中共整治異議份子的全部卑劣花樣，嚐遍了中共鎮壓反對派的十八般武藝，他身上刻滿了中共在各個時期各種罪惡的烙印。他一生的遭際，是見證中共暴政的一個標本，是顯示中共黑暗歷史的一卷縮影。

這又是空前也許是絕後的「獨一無二」。

*十年後中國形勢佐證了他的預見*

一九九二年，王若望開始了在美國的流亡生涯。

在海外的民運和異議人士之間，就如何推進中國民主等重大問題，也有不少分歧和爭論。面對各種紛亂的思想和策略，王若望堅持原則一以貫之。

王若望不同意「六四時學生沒『見好就收』」「學生也應部份承擔失敗的責任」的論調，明確指出：恰恰相反，六四的最大教訓，是組織者沒認清中共的專制本質，運動的主流仍「寄希望於共產黨的改良」，缺少「更換政權乃天賦人權」的思想指導，錯過了推翻中共政權的良機。

王若望對胡、趙之後的中共不再抱希望，譏稱民運中「應當與中共當局談判」的鯫論是「自作多情」，是「熱面孔去貼冷屁股」。他清醒地主張：民運應踏踏實實做實事蓄積力量，只有當民運有了威脅共產黨政權的實力，共產黨才可能考慮談判。

為此，王若望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經過積極籌備在美國成立了民主黨，以此宣示和共產黨勢不兩立，也為推翻中共建立民主政體做好組織準備。

一九九二年後，中共開始加快經濟建設的步子，一時間，經濟發展必然促進政治民主的論說甚囂塵上。王若望卻不以為然，他敏銳地指出：套用中共保守派的話，這種推斷叫「唯生產力論」，政治民主只能通過鬥爭爭取，而不可能隨經濟發展水到渠成。十年後的中國形勢佐證了他的預見。

在流亡海外的老一輩中共反叛者中，王若望的上述言行又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需要千百個王若望*

中共黨內出了一個王若望，這是中國人的幸運。中共黨內只出了一個王若望，又是中國人的不幸，如果出十個，百個、千萬個王若望，中國早就不是現在這樣了。

一九一八年，蘇聯的普列漢諾夫寫了一封《政治遺囑》，他在文中揭露列寧的罪惡，批判列寧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不合時宜。

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的副總統吉拉斯寫了一本《新階級》，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否定性梳理，對列寧和斯大林創立的獨裁統治進行了清算。書中指出：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國家存在著一個新興的、享有所有權的、壟斷性的極權階級，……」「雖然這個新階級完成了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勝利，但其統治方式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

從吉拉斯徹底否定共產黨至今又過了五十多年，六四屠城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垮臺也過了二十多年，王若望去世也有十年了，中國仍然沒出第二個王若望。

非但如此，在中共挾持所謂的「經濟奇蹟」，比文革後的任何時期更蠻橫、更狂妄、更反動、更殘暴、更無賴、更齷齪時，中共黨內僅有的異議份子，還殭化地抱持「救黨」的菩薩心腸，眼睛死盯著那幾個寡頭，與虎謀皮地乞求他們推動政改，他們的視野不克超越體制的藩籬，就只能在改良的框架內徒勞無益地打轉。

更可悲的是，在體制外甚至海外的反對派中，期待共產黨自我革新、幻想共產黨逐步放權等輿論也成了主流。為此，各種無原則的犬儒騎牆，無的放矢的妥協媾和言論紛紛出籠。諸如：「和共產黨良性互動」；「與共產黨和解共存」；即使被共產黨打得趴在地上，依然宣稱「我沒有敵人」，不一而足。

如果王若望的在天之靈得知反對派潰敗至此，除了氣結，夫復何言？

幸好「東邊不亮西邊亮」，就在中國陷入風雨如晦的時候，中東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興起了，由突尼斯和埃及草根發動的革命和王若望堅守的精神不謀而合。我們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王若望留下的精神資源必將成為中國茉莉花革命的瑰寶。

可以堅信，王若望精神深入中國人心之時，就是中國茉莉花盛開之日。

王若望去世十年了，王若望的光輝還在閃耀，還需進一步宣講推崇繼承發揚。
是為序。

（註：小標題為《動向》雜誌所加。12月19日將是王若望逝世10週年的紀念日，《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傳》由香港溯源書社出版、田園書屋發行。）

*――*《動向》雜誌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