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9日訊】文革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份，但中共連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要求都加以拒絶，總想把這段歷史抹掉，但民間的研究在繼續。本文是對文革的另類看法之一，即對文革應一分為二，有一個「人民文革」與「官方文革」並立。

「人民文革」論和它的困境

在紀念文革爆發四十周年之際，文革史研究專家劉國凱在《北京之春》二００六年第一期發表長文，修正他十年前提出的文革中存在一條「人民線索」的思路，旗幟觧明地提出「人民文革」的論斷，並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詳盡分析。

所謂「人民文革」，是從毛澤東主導的官方文革中梳理出來的，也就是當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等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批領導人，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名義，利用紅衛兵和各類造反組織搞亂全國時，也有一批在文革前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受到各級官僚歧視迫害的群體，趁亂而起，打著毛澤東的旗號爭取自己的政治經濟權益。他們的言行不僅超越官方文革的框架，還和官方文革背離甚至對立。

追溯起來，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有人提出「人民文革」的觀點，只是並未得到海內外文革研究者的重視。究其原因，在分析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時，大多數研究者都以紅衛兵為主線，圍繞著紅衛兵和工人造反隊引發的全國性或各省市的大事件展開，而「人民文革」主要出現在職員工的造反行動中。劉國凱能夠敏銳地提出這個命題，也可能與他當時是一個青年工人的經歷有關；其次，人們認證和銘記文革的迫害和災難，是從劉少奇到老舍、傅雷到普通受難者的一個個案例開始的，相比之下，至今缺乏足夠的個案和事例佐證和支撐「人民文革」論。所以要完善和充實「人民文革」論，使它更具深入人心的說服力，還需大量記錄當年懷著樸素的「反官僚、反迫害」「爭民主、爭人權」的意識起來造反的人和事。

「人民文革」的典型「紅工司」

事實上，「人民文革」的存在遠勝於理論研究者的躊躇，就拿當年上海僅次於工總司（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第二大工人群眾組織紅工司（上海紅色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最初稱上海臨時工造反總司令部）為例，他們有四十萬之眾，參加者都是臨時工、外包工、合同工。當年，臨時工不是各單位的正式職工，外包工和合同工不隸屬於任何單位，這些工人幹的是最髒最累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資，卻不能享受工人應有的醫療保障等福利。外包工和合同工還要受中間環節的剝削，他們中的有些人兜裡揣著「袋袋戶口」，屬於上海的「臨時公民」，也就是下放外地或農村的上海人被趕回來又報不進上海戶口。在各種政治歧視和經濟壓榨下，臨時工、外包工、合同工們得不到做人尊嚴，對政府產生強烈的不滿和怨恨，內心充滿了反抗的情緒。如果不是中共對老百姓的嚴密控制，他們早就發揚「解放前」上海工人的鬥爭傳統鬧罷工了。是意外出現的文革大動亂，給了他們千載難逢的一個反抗契機。

所以，「紅工司」的造反目的始終與眾不同，他們既沒有像早期的紅衛兵懷著所謂的理想和激情為毛澤東主導的官方文革打衝鋒，也沒有後期工總司之類的組織參與爭奪各省市權利的野心。他們提出的要求就是推倒一切加在臨時工、外包工、合同工身上的歧視，爭取生存權和最基本的人權，雖然他們也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並把臨時工們遭受的不平等歸咎於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

儘管「紅工司」的造反行動比較單純，也很少過激行動，卻最不見容於毛澤東主導的官方文革。因為這種純粹維權和追求經濟利益的造反，非但不是官方文革可資利用的力量，還逸出官方文革圈定的運動軌道。中央文革明白，類似的造反一旦蔓延會引起連鎖反應，使更多的組織和個人利用文革異化出爭取人權的運動，最終難免把矛頭指向整個中共政權。所以，即使在一九六七年初最混亂的時候，中央文革都不忘發出「反對經濟主義妖風」的指示。

在反「經濟主義妖風」的口號下，「紅工司」成了首當其衝的目標，再加出現了全國性的臨時工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總部」，更犯了中央文革「不准成立跨省市造反組織」的大忌，立即強令解散「紅工司」，使「紅工司」只存在一百天；而其它造反隊、紅衛兵都是在幾年中逐漸淡出消亡的，可見官方文革對「人民文革」的敏感。

基層單位廣泛的「人民文革」

較之「紅工司」這樣具有「人民文革」傾向的全市性造反組織，「人民文革」更廣泛更普遍地出現在各基層單位內部的造反運動中。

文革前夕的中國，經過中共十七年的鐵腕統治和洗腦馴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空前穩固，形成一個大金字塔，而每個單位從領導到普通幹部、黨員、團幹部、團員，也形成一個小金字塔。「入黨做官論」「馴服工具論」植入人心，像雷鋒那樣「做黨的螺絲釘」成為主流，每個人都無條件地跟著國家機器運轉。在如此頑固僵化的體制下，各單位必然官僚主義盛行，溜鬚拍馬成風，而那些獨具個性喜歡提意見的人，就難免被淘汰出局，成了體制的邊緣人和落後分子，不僅吃不上任何好果子，還得遭受各種排擠打擊。

文革給這些落後分子提供了舞台，尤其是出身成分過硬的人，他們紛紛揭竿而起，成為各單位造反派的主力。

這些文革前受壓者的造反特點是，扛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旗，把本單位本部門領導作為劉少奇的代理人拉上審判台，並以自己受歧視迫害的事實作為武器，清算官僚主義領導的錯誤。雖然難免有個人恩怨的報復色彩，卻是對中共官僚專制弊政的反擊，包含了追求平等尊嚴的人權意識。而各單位幾乎不約而同地發生「搶檔案」行為，反映了民眾對中共反人性的檔案制度的深惡痛絶，極大地衝擊了中共的管理體制，為「人民文革」添加了濃重的一筆。

兩次清算導致「人民文革」失語

既然「人民文革」普遍存在於基層單位，那麼文革後，人們讀到鋪天蓋地的各種受害者的控訴文字，甚至當年參與造反的紅衛兵作家，毫無懺悔地反復張揚文革時期的「理想主義精神」，為什麼唯獨罕見「人民文革」參與者的回憶和記錄，以致劉國凱慨歎自己的「人民文革」論是空谷足音。

形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大概有二：

首先，局限於各單位的「人民文革」，雖有同行業間的交流串聯，卻沒有統一的模式，更少跨行業或全市性的組織和聲勢。對比各種全國或全省、市性的大事件，顯得毫不起眼，事後不容易進入文革研究者的視野。而中共主導的輿論一律的文革研究，又限制了們思索挖掘探討「人民文革」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中共先後兩次清算「人民文革」參與者，扼殺他們直言真相的勇氣，導致他們事後差不多集體噤聲。第一次發生在毛澤東清洗了劉少奇的人馬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就派軍代表進駐各單位，先是促進造反派大聯合，然後成立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委會，一切擺平了，就開始對造反派實施清算。「紅工司」的頭頭和各單位的大多數造反派頭頭都難以逃脫，有些人又在接下來的「一打三反」「清隊（清理階級隊伍）」中受到重點打擊。那些參與「人民文革」的造反派被打得一蹶不振，許多人不無上當受騙的委屈，畢竟他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與造反的啊！

不料，鄧小平上台後又以打擊文革中參與「打砸搶」者為由，開展清算各單位的造反派的運動。本來除了搶檔案，「打」和「砸」多數是紅衛兵在社會上的破壞行為，但十年後除了幾個全國著名的紅衛兵頭頭，當年的紅衛兵們早已離開學校，他們當年的行為查不勝查，只能不了了之。而各單位的造反派卻依然在原處工作，那些平反回潮重新當權的老幹部，可以逮住他們報復性地大肆整肅，並再次把他們打入另冊，使他們第二次遭受政治業務雙重歧視。

一年多甚至幾個月的短暫造反，引來兩次長時間的各種清算和迫害，沉重地打擊了投身「人民文革」的造反者的身心，尤其是文革後對造反派不分皂白的妖魔化，使造反派在後輩眼中成了兇神惡煞。為了自保，他們掩蓋自己當年的「劣跡」都唯恐不及，哪裡敢引火燒身地揭示當年的真相？

誰怕第二次文革？

從毛澤東的官方文革對「人民文革」的警惕、排斥和第一次清算，到鄧小平對「人民文革」恨之入骨的第二次清算，顯示「人民文革」擊中了中共的要害。「紅工司」之類的造反，可能是中共執政後唯一一次「合法」的工人運動，各單位的造反則第一次衝擊了中共固若金湯基層組織。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高官的歷史和各種腐敗醜聞可以寫進大字報貼在街頭，更是復辟回潮的舊官僚永遠的噩夢。難怪八九民運興起時，鄧小平第一個反應就是：不允許出現第二次文革。把八九民運比作文革，本身就移花接木地栽贓，也是中共在文革後的慣用手法，把文革中受害的百姓與受難的中共高官捆綁在一起，利用文革受害者的恐懼心理，使不明真相的民眾聞「文革」喪膽。

有鑒於此，劉國凱提出「人民文革」論，不僅是對文革歷史的客觀公正的評述，也有非常實際的現實意義。時下的中國社會，各行各業的臨時工、外包工、合同工已成為受僱的主要形式，其中絶大多數的農民工比文革時加入「紅工司」造反的臨時工們的遭遇更慘；包括醫院大學研究院所等學術單位在內的國營單位的官僚主義現狀，更是比文革時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現實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切實的解決，客觀上就是在醞釀第二次「人民文革」。

中共一方面害怕人們研究文革，力圖使人們忘記文革，一方面又堅決拒絶群眾的民主訴求，並用高壓來積蓄民間的反抗力量，這不是在實際上為第二次「人民文革」作準備嗎？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３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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