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09月28日訊】 一
我自認為我是個頑梗的人，外在的生活、習氣很難改變我，但今年發生的一件事使我對自己懷疑起來：新年回老家過年，閒極無聊，整天陪父母兄弟玩紙牌。玩了幾天，竟上了癮，晚上做夢，盡夢見手中拿著好牌，將別人贏得哇哇叫，自己也在歡呼聲中醒來。醒來後，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懼。因為我平時是極厭惡打牌的，不僅自己從不打，看見親戚朋友打也很反感。可是回家短短幾天，竟在夢中也瘋玩起來，可見人的精神、意識是很容易改變的。只要把一個人的生活封閉起來，然後只允許他按一種程式生活，那麼用不了多久，他的思想、意識就會變得單一起來。現在我們設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一個大君王或「偉大領袖」起來，自詡為「世界各族人民的導師」，他規定全世界只能有一種娛樂方式、一種生活形態，包括吃飯、睡覺、拉屎、送尿都有統一的時間、統一的姿勢，甚至做愛都要求達到「國標」，「國標」以外的都不算，那麼，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僅會控制我們的生活，而且會控制我們的夢想。到那時，我們不僅會說著同樣的話，做著同樣的事，而且會夢著同樣的夢。這夢因為人人都在做，因而，你也可以稱它為「國有化的夢」或「全民所有制的夢」。
前兩年有人討論胡適和魯迅誰更偉大，有的說是胡適，有的說是魯迅。胡適是側重於制度建設的，魯迅是側重於國民性改造的，因而挺胡的人認為，沒有一種劣根性單屬於中國，國民性中的好多弊病其實是由制度造成的，因而是制度，而不是國民性，首先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好壞；挺魯的人則認為，制度是由人設計的，人不變，尤其是國民性不變，再好的制度都會變壞。二者似乎陷入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怪圈，誰也說服不了誰。實際上，喜歡給英雄「排座次」本身就是一種國民劣根性。單一的制度，必然產生單一的生活與夢想；單一的生活與夢想，又只能製造出單一的制度。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係。
有一個笑話是講蔣委員長的：說在古都西安的城牆根下，有兩個老漢在展望未來。一個說，我如果當上蔣委員長的話，每天油把辣子潑得紅紅的，粘在面裡，頓頓都咥飽；另一個說，你看你個沒出息的！我如果當上蔣委員長的話，全村的糞，我一個人全包了，誰也不讓拾！現在我們推想一下：假如前一個老漢上台，問題不大，頂多是個貪圖享樂的土皇上；可假如讓後一個老漢上台，那還是要搞獨裁，比蔣委員長好不到哪裡去。因為他的生活、他的環境只能產生那樣的政治想像力，而那樣的政治想像力又是由封閉的環境和單一的生活決定的，因而胡適和魯迅的工作並行不悖，不存在誰第一，誰第二的問題。
二
幸好這樣的生活不是天寶遺事，三十年前的生活狀態總還不至於忘記吧？那時，城市和農村被一項帶有明顯軍事色彩的「編戶」制度隔離開來。農民被嚴厲地限制在土地上，偶有外出，必須開出行政當局的介紹信；否則，飯店不能進食，旅店不能留宿。任何一個發現的警察都可以將其當作「盲流」遣送回原籍。每家人吃多少米，喝多少油，穿多少條褲子，都是嚴格地由計劃當局發放的「糧票」、「油票」、「布票」決定，而不是由各人的肚皮、胃口和個頭決定的。我在農村，曾有幸目睹了這些農民一天的生活：拂曉時分，這些被嚴格組織起來的農民，不，他們現在不叫「農民」，他們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叫「社員」，被一個手拿棍棒的「隊長」驅趕，來到一塊據說是「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去服無盡的勞役。勞動的間隙，這些「國家的主人」也不被允許休息，他們必須放開嗓門背誦當今聖上的語錄。直到黑夜完全降臨，他們才回到各自的屋裡，開始一天的休息。
城市人的境況相對這些掙紮在土地上的「農奴」來說，當然要好得多，但也只是「相對」而已。一個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在機關當差的公務員，有什麼自由可言呢？從表面上看，他們的一生，從出生、上學、結婚、生子、工作、退休，甚至連死後骨灰盒的大小都是事先規定好的，但在這種無微不至的「規定」背後，實際上隱藏的是公共權力對個體生命的無盡吞噬。那時，幾乎所有的廠礦企業、政府機關都流行一種說法叫「業餘活動安排」，彷彿不經過行政當局安排，人民群眾即使在「業餘」也無法「活動」。或者換一種理解，只有經過行政當局「安排」，人民群眾才敢在「業餘」「活動」，否則，就可能像太平天國一樣把老百姓自己過的年叫「私過妖年」，論罪當斬。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權力部門本著「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原則，事無鉅細，連發放避孕套這樣的瑣屑也煩勞領袖親自過問。毛澤東曾在 1973年12月的一次計劃生育工作會上，專門指示他的各級黨政機構：「避孕藥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錢還不行，還要送貨上門，不然群眾不好意思去拿」。
歷史就這樣被抽去了附在其上的個性與故事。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庭，被屏蔽在了歷史的背後。他們的幸與不幸無人問津。沒有一支筆肯記錄他們的悲歡離合，沒有一首歌肯撫慰他們的深沉黑暗。御用文人筆下的歷史成了各個週年紀念和代表大會的週而復始，成了權力和它的各級代理人自我表演的影視基地。人民，這個沒有長相和衣服的「抽象名詞」，只是作為群眾演員被抽調來舉拳頭、喊口號的，類似於電影中的「匪兵甲」和「匪兵乙」——直至一槍撂倒再沒有出現，人們都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
當然，對一個極其自負的權力系統來說，僅僅控制人們的當下生活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知道，人類除了要吃飯、會思想外，還有一個大缺點，那就是有記憶。記憶能使人們從時間的深處汲取力量。從那些推動過人類文明前行的偉人那裡，人們可以聆聽到智慧的聲音，從而對當下的生活作出判斷。因而，要想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就必須推倒以往歷史上一切能夠站得住腳的偉大學說，否則，人們就會利用記憶和當下比較。於是，他們把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侮之為「封」，把西方人數千年積累的精神財富蔑之為「資」，把俄羅斯一切賢哲明達創造的不朽經典斥之為「修」，——你數數看，自有文字以來，我們能夠學習和繼承的還剩什麼？
當生活失去記憶以後，時間就變得沒有了刻度。在這樣的地方，今天和明天一樣，明天和後天一樣，春夏秋冬除了氣溫不一樣外，其餘的每一天都可以替換。人們見了面，除了問「你吃了沒？」，再不敢傳遞別的訊息。因為任何一句有故事的個性化敘述都可以被當作罪證移交當局。愛好寫日記的人們，除了記一日三餐以及三餐後的大小便，別無可記。私人的空間被強制拆遷，時間完全被國有化了。
三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抵擋住這種歷史的虛無。他們頑強地從時間的深處汲取力量，監獄、酷刑甚至死亡都不能使他們改變。
俄羅斯文學批評家亞歷山大·康斯坦丁諾維奇·伏倫斯基，出身於神職人員家庭，對藝術有極高的鑑賞力。曾在上世紀20年代創辦了當時蘇聯最好的雜誌《紅色處女地》，左琴科都在上面發表過作品，但他深受父親的影響，不幸成為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當然知道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但出於對神父兒子的尊重，每次看歌劇總喜歡把伏倫斯基帶上，想聽聽這位傑出的批評家怎麼說。喜歡賣弄博學，借專家的嘴印證自己，是所有獨裁者都愛玩的把戲。但伏倫斯基拒絕附和，斯大林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可過了幾年，領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目的是想試探一下他對這個國家——更準確地說，是對這個國家的主人——現在的態度。
「瞧，你現在知道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經在俄國建成了社會主義了吧？」這時，只要他低低頭，就能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高級顧問，享受別墅和豪華車隊的待遇，但伏倫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說：「對，我看到你為自己在克里姆林宮建成了社會主義。」斯大林厲聲說：「把他帶回去！」這樣他就又重新返回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遠跑不了。
後來斯大林不知出於什麼心理，又試了幾次，想「挽救」他，但毫無效驗。最後一次是，伏倫斯基病危，躺在監獄的醫院裡，等著見上帝。斯大林去看他，逼他表態，以證明自己終於征服了這個人。「見鬼去吧，神父，」伏倫斯基用盡最後的力氣對他說，然後閉上了眼睛。
是什麼力量使得這個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抗當時世界上最橫的強權？我認為是信仰。信仰是一個人最頑固的記憶，它能使一個人從高處獲得權力，而這個權力勝過地上的一切，因為頒授它的是來自穹蒼之上的上帝。中國人沒這麼幸運，他們自小生活在一個宗教觀念極淡薄的國家，因而他們對抗世俗強權的主要力量還得來自地上，只是當傳統的忠孝節義解決不了問題時，仁人志士們就會把眼光投向域外。
近年來的檔案資料顯示，即使在文革那樣的黑暗歲月，仍然不乏一些抗世獨立的骨鯁之士。顧准就是他們當中傑出的一位。傳記作家告訴我們，這個紅色政權的財稅要員，曾在50年代因個性原因和拒絕執行野蠻的財稅政策兩次打入另冊，卻不思悔改，終於在60年代大清洗的前夜被逐出北京，下放河南息縣，實行勞動改造。在此期間，妻子離異，子女因怕受牽連，相繼簽寫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甚至母子至死不得相見，但這個孤獨的思想家沒有因此而屈服，他將對世界、對親人的愛雪藏起來，終日蟄居斗室，以冷饅頭果腹，寫下了日後令知識界、思想界汗顏的《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本大著，從而為一個時代的整體性墮落挽回了些許尊嚴。
當然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裡，這樣的人總是少數。大多數人不管是因為目光短淺還是貪圖享樂，總是不願意放棄眼前的安樂，去尋找一種在他們看來完全是無謂的煩惱，就像在太平盛世，人們不願意放棄優渥的工作，而選擇一項看不見收益又前途渺茫的事業一樣，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還是會屈從於自己的肉體感受。「屈從於自己的肉體感受」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但要看在什麼時代。在豐衣足食的「中興之世」，「肉體感受」當然不錯，可一旦遇上饑荒、暴亂、人民沒有任何自由的極權時代，「肉體感受」就不是什麼好滋味。這時，極權者除了開動殺人機器，實行監禁、殺戮和流放外，通常要做的就是取消人們對當下時間的正常感受，實行乾坤大轉移。
極權者取消人們對當下時間的感受有兩種辦法：一是憶苦思甜；二是展望未來。前者要把人們硬拉回過去；後者要把人們強推到未來。前者認為，通過宣教部門的有組織宣傳，人們會在今昔對比中忘記飢餓，忘記寒冷，忘記奴役之苦；後者認為，通過人為努力，歷史會按照自己的設計奔向一個叫做「共產主義」的天堂。在那裡，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甚至沒有貧窮和犯罪，人人按照自己的興趣勞動，按照自己的需要拿東西。就這樣，人悄悄完成了對時間的「挪移」，而「挪移時間」原本是上帝的事情。
據《舊約·列王紀下》記載：亞述王攻打以色列的時候，以色列的王希西家病得快要死了。先知以賽亞就來到床前安慰說：「神如此說：『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華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希西家問以賽亞：「耶和華必醫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華的殿，有什麼兆頭呢？」以賽亞說：「耶和華必成就他所說的，這是他給你的兆頭：你要日影向前進十度呢？是要往後退十度呢？」希西家回答說：「日影向前進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後退十度。」以賽亞就求告耶和華，耶和華就使亞哈斯的日晷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了十度。
這說明時間是掌握在上帝手裡的，只有他知道其中的秘密。
當然，時代不同了，權力者利用時間的手法也變了。現在，緊握權柄的人懂得了，只有毛皮長長了，才能打死熊羆的道理。因而時間主要用來安慰失意者，麻痺異議者，糊弄外國旅遊者。功能上相當於一個撫慰器，主治心浮氣躁、肝火旺盛導致的易怒、失眠和氣血上升。他們說，你看，我們僅僅用了三十年或六十年，就取得了別的國家幾十年、幾百年也不會有的成就。不信你想想，我們三十年前或六十年前過的什麼日子？潛台詞是，不要急，萬事都有定數，只要你乖乖的，肯定會有好果子吃。到時候，面包會有的，自由也會有的。
其實，時間是個客觀的容器，關鍵看你往裡邊填什麼。是用它來建設，還是用它來破壞？它本身沒有親疏，沒有善惡，無始無終地遊走在永恆的宇宙之流裡。沒有親疏是說它無所偏愛。一段時間，比如，此時此刻的「某分」、「某秒」，不管你躺著還是站著，睡著還是醉著，它總是要過的，不會因你幸福而延長，也不會因你悲傷而駐足。民諺說的「時間不等人」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善惡，就是說好人可以利用它，壞人也可以利用它。有時候壞人利用的效率比好人利用的還高。因而，馬丁·路德·金說；「人類的進步絕非在必然的車輪上滾動；這種進步的實現，要通過願意做上帝同工的人們不倦的努力，苟無這種艱苦的工作，時間只會幫了社會停滯勢力的忙」，結論是，「做正當的事情時機永遠成熟」。
2010年5月4～17日草就於飲馬窟
──轉自狄馬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