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中國傳統哲學在老莊經典的浸潤下，發展出了一套「為而不爭」、「節而有度」的禮儀文化。這套禮儀文化，不管是好還是壞，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總之，它已經影響了過去兩千多年中國人的交往和行為方式，並成為中國人為人處事的基本模式。

著名作家葉廣芩2001年到陝西寧強縣的青木川，尋訪一個已故去多年的土匪頭子。鎮上安排讓她參觀這個土匪集資興辦的學校。面對幾十年前校園柱子上「夏庇群英」、「培育英才」等蒼勁有力的字，她問，這是出自何人手筆？這時，一個青布藍衫、背駝耳聾的老漢從圍觀的孩子中間走出來，拱手施禮道：在下不才。一問，這個老漢叫徐種德，民國年間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就讀，因感念土匪為他出資上學，畢業後曾任這個土匪的「少校參謀主任」，「文革」時因此備受摧殘。葉問他，為什麼回來？他答道，知恩圖報。

這使我想起《道德經》中「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的嘉言來。不管時代風雲如何變幻，人世間總有一些人和事像恆星一樣，固定在自己的軌道上，不管多強的風都吹不走他們的光芒。

相聲大師侯寶林「文革」時被紅衛兵揪上台，壓倒在地，有人高呼：「打倒反動權威侯寶林！」侯聽後連忙站起來，作了一揖，以相聲特有的腔調回答道：「反動則是，權威不敢」。這就是無數像侯寶林一樣習染了傳統士風的人對待生命的態度，甚至在人格受辱時仍然不忘「謙讓處後，不敢為先」的古老訓誡。

這就是中國人的紳士風度。這種紳士風度和西方的講究外在得體、張弛有度、尊重婦女的規範一樣，已不僅是傳統中國人出門行事、進退揖讓的外在信條，而是已內化為他們生命的一部份，成為緩解社會矛盾，提升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有效手段。

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由上海往北京省親。受邀在北大作講演，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裡碰見了胡適。此前魯迅曾狺狺地攻擊過胡適，為這位「五．四」以來的同事戰友深陷國民黨的權力圈套而扼腕，並屢有嘲諷挖苦之辭。人們想看這兩位文化大師在這樣的尷尬會面後，會發生什麼樣的衝突。沒想到事情竟出人意料地平靜。胡適笑問：「兄又捲土重來了？」魯迅笑答：「不久又將捲土重去也！」說話間，恩怨灰飛煙滅。

這就是傳統士人對待「攻擊」的辦法。他們認為彼此攻悍是出於公仇，而不是私怨。見解上的相互敵對並不影響他們人格上的相互尊重。魯迅去世後，他生前的論敵蘇雪林趁死人不能還口，大肆攻擊魯迅，稱魯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胡適則在給蘇雪林的信中批評道：「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這是傳統中國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理想的寫照。這種人格理想對傳統中國人來說，不是誇誇其談的資本，也不是做學問、評職稱的材料，而是能實實在在地指導「做人」，教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大至治國平天下，小至吃飯睡覺、與人閒談都須臾不可離開，甚至在生命懸於一線之時，人們也不應輕言放棄。即使是死，也應當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樣「結纓而死」——把帽徽領章戴好莊嚴死去。

1926年4月24日，《京報》總編邵飄萍被軍閥張作霖秘密逮捕，理由是「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26日4時30分，邵被押赴北京天橋東刑場。行刑者用馬槍朝腦後射擊，子彈從右眼穿出。這個一生給人們提供了無數消息的男人，死前給人們留下的最後一個消息是：這個報業巨擘臨刑前，長袍馬褂，向監斬官拱手施禮道：「諸位免送！」然後仰天大笑，從容就義。死時年僅40歲。

這是我所聽到的中國士人「求仁得仁」，慷慨赴死的最後絕響。

2007年8月17日草就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