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7日讯】因喜好收藏旧物，几年前回沪探亲，在逛南京西路一旧货摊时，无意发现一册纸页黄旧的厚厚装订本，其封面赫然铅印着“中共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委员会”红色字样，随手翻阅，才知此本为包括上海市委，上海城建局党委，上海市政工程局党委以及下属党总支，党支部等的机密文件档案集，时间跨度为1954年到1959年，涉及肃反，“大跃进”,“总路线”，“反右倾”等共产党发动的重大事件。我没想到，中共自诩的“市场经济”已混乱到连本党机密文件也成了市场商品的地步（前苏联和东欧是在共产党垮台后共党档案才散落民间的），而和摊位上琳琅满目的一般古董杂品相比，这本档案册确是独特商品，大可用于研究中共建国初期所作所为，机不可失，我和摊主稍稍讨价还价，便欣然买下。回美后，我曾仔细研读这本由打字，手抄等多种字体组成，大约500页的档案册，其形式五花八门，为上级文件，工作报告，任免通知，发展党员计划等，按共产党文件保密性质分类计有“秘密”，“机密”，“绝密”等。俗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尽管此册是中共管辖的一个城市某局党组织内部的档案集，但也足以暴露中共真实的“五脏六肺”，并间接地透露出五十多年前在共党统治下的民心民意。
*共产党“肃反”屠刀殃及工人
历史背景：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4年12月20日，毛泽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加“编者按语”。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又发布《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至此全国展开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简称“肃反”）的群众运动。中共导演的这场血腥运动究竟杀害，迫害了多少中国人？其官方资料一直讳莫如深，毛泽东1954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反革命5年抓150万人，全国在22万人中查出11万反革命分子，还有5万多重大嫌疑分子”。1956年12月8日毛又在全国工商联会议上说：“去年潘汉年胡风事件以来，审查400多万人，搞出了26万嫌疑分子，查处确实隐藏的3800人，其余的宣布无罪搞错了。今年又剩下400万要继续清理”。由此可见共产党整肃”反革命”的范围之广，手段之凶！
档案史实：据中共上海市城建局水泥成品厂支部1956年9月4日写成的一份标明“绝密”的《水泥成品厂情况概要》透露，该厂原为工部局遗留专门制造水泥管供应上海市政工程的，1949年10月解放前，厂内共有70多人员；解放后因生产扩大之需陆续吸收了100多余人。在“肃反”中就逮捕了由王汉林从“失业救济会”带来的36人中的10多个；又逮捕了由朱曙等介绍进厂的颜有香，凌云志，周孝澄，唐然定，沈寅森，冯士余，樊发扬，严步发等；因生产任务繁重，该厂从劳动局调来的一批人员中，又有王诗永，池凤增，李嘉祥，左宏有，张文龙等人被捕，总共肃清了30多个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在170多人的水泥成品厂，“反革命分子”比例竟高达18%！这些牺牲品是根据何种标准被定性逮捕的呢？该文件说“他们的一般政治情况较为复杂，有地主，有部队，还乡团，宪兵等反动职务”。文件又举例证明厂里的反革命活动：“在建筑公司初期，在1952年正是三反运动开始，厂内有凌云志，马学贵，周友根，周孝澄，吴秋荣等，假借工会文教费50元的贪污事，向党员孙赖克进攻，曾组织人员去劳动公园开会，密谋推翻领导，向上级机关告发，这些人大多是政治较为复杂的反动军官，造成不可收拾的地步。”孙赖克是当时掌管工会文教费的共产党员。
从这里不难分析：孙赖克是掌管工会文教费的共产党员，但因他贪污了50元，被出身国民党军官的凌云志等一批人组织起来公开揭露，并向上级报告。这本来是正义行为，所以在厂里大得人心，差点令经济犯罪的孙某下台（所谓“造成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可是，共产党中央一贯强权统治，顺昌逆亡，此支部也上行下效，非但不惩罚孙某，反而将凌云志等人逮捕，何等蛮横无理！此文件还披露：“由于政治情况复杂，特别是1952年,1953年左右，厂内事故频有发生，有以下几件：（1）1953年有拌和机牙齿轮打坯，当时为马学贵（三反集团主要人员之一）所掌握。（2）3号制管机地轴打弯，当时为周德福当小组长。（3）2号制管机由刘杏梁投放铁条，几乎造成车裂事故，虽经小组研究确定，但未处理。（4）点焊机铜头子发生遗失事故。（5）厂内吴秋荣贴反动标语。（6）在大批调动人员时，发生了黄兴路伙食团着火现象，当即救熄。”这里可见共产党一向奉行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陷害手法。马学贵和周德福因为分别负责两种机器，所以只要机器一出问题，他们就被判定为事故制造者；刘杏梁既然投放铁条造成事故，为何又未被处理呢？肯定是根本缺乏证据；吴秋荣贴的“反动标语”是何内容？为何不敢披露呢？反对党员孙某贪污文教费的标语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眼里的“反动标语”吧。上述30多人既被逮捕，其命运一定悲惨，可惜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下落，在共产党的“肃反”屠刀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恐怕早已成了冤鬼，愿他们在地下安息！
共党水泥制品厂支部断言该厂“反革命分子”大都是”地主，还乡团，国民党宪兵“等，但从身份上说，既然这些人现在都在该厂工作，其实他们就都应算作工人，那么，参与斗争肃清他们的又是何人？据此档案披露的三份《参加肃反工作人员登记表》，至少有三人（均男性，均出身贫农，均为党员）都是当年的斗争骨干：商初宝，原籍江苏省江都县镇武区，1933年生，1947年至1950年在原籍种田；1950年至1951年作流动皮匠；1952年2月进入该厂；1954年6月28日入党，为生产组长兼四级技工。王有林，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东浦区，1928年生，1936年至1947年在原籍放牛种田，1947年至1950年在上海电力煤球厂做工，1952年调入该厂，是制管工（三级技工），1955年3月入党；吕志刚，1934年生，原籍江苏赣榆城关区，1945年至1948年在原籍做小生意，后来在招商局第二码头工作过，1949年又改做小生意半年，以后又回到招商局第二码头工作。1952年调入该厂当三级普通工，后卫检验员。1954年6月入党。从上述简历可见：这三人都是在1954年左右，正值“肃反”运动高峰期“火线入党”的，虽然他们文化低下，素质粗劣，但却正好可被充分利用,于是充当了将该厂凌云志等30多个同事整肃成“反革命分子”的干将，成为共产党以同厂工人惩治同厂工人的帮凶。
*共产党发动的“抗美援朝”不得民心
历史背景：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赴朝鲜参战的命令。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向美国等10几个国家联合军队大举反攻。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953年7月27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命令。朝鲜人民军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与美方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在整个抗美援朝时期，中共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的一直是所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打败美国野心狼”，“各地群众捐钱捐物，购买飞机大炮赠送志愿军”，“工人农民忘我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之类新闻报导。
档案史料：与中共一贯强奸民意的虚假宣传大相径庭，就在上海水泥制品厂这样一个不到200人员的小单位里，职工们对共党发动的“抗美援朝”根本不予支持，反而冷眼观之，并明确表示反对。请看《关于第三节赴朝慰问团传达思想情况搜集报告》（中共水泥制品厂支部，其书记“陈国瑞”签署印章，1954年2月12日）：“⋯⋯⋯..（1）很多同志对朝鲜谈判协议的彻底实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美帝国主义等的残酷罪行与丑恶面目认识不足，对提高警惕性，防止敌人在朝鲜人民的领土上复辟很少关心。（2）部分同志认为我国对朝鲜人民的支援（特别是金钱）比苏联大，有惜助思想，认为苏联老大哥要多助。因为她们已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你还要建设，最好少助。”
由于此报告系党支部书记亲自盖章，向上级党组织所作本单位职工思想搜集汇报，所以其内容之真实不应被怀疑。第一条里的“很多同志”透露了极其重要的数量概念，即一百多人的小工厂里，至少有七八十人对中共发动的“抗美援朝”全国性运动根本不感兴趣“（“无所谓”），同时顺理成章地不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残酷“和”丑恶“的。由此民意可以推断：全国4亿多人口中的”很多同志“（至少有3亿多人）是不支持或根本反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试想：刚刚结束国共之间的三年血腥内战，所谓”新中国“正是百孔千疮，老百姓根本没有享受到共产党新政权带来的任何利益，嗜血成性的毛泽东又要驱使由老百姓养活的解放军们去当炮灰，这怎么可能深得人心呢？第二条表明：许多职工对苏联政府纵容中国出兵出钱与美国抗衡的做法十分不满。根据已经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所谓“抗美援朝”的真相实乃老奸巨滑的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大阴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冷战”格局已形成，斯大林指示金日成挥戈南下引爆朝鲜半岛战火，继而促成中美交战，并且迟迟不让停火，为的是大力消弱美国实力，为苏联及东欧的发展创造良机。当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反对中国出兵朝鲜，可是，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毛泽东独断专行，强令几十万志愿军去朝鲜送死，又使国内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阻碍。对此，亿万中国民众当然怨声载道。
*共产党漠视民生人权
翻看这本充满错别字，但钢笔或铅笔字迹还算清楚的档案汇集，我发现中共水泥成品厂支部所搜集的职工思想及行为动态可谓无孔不入，除了政治方面（比如对“抗美援朝”的反应），还有许许多多日常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小事，写报告者虽然文理不通，但告密积极，其褒贬态度充分暴露了共产党组织对普通民生的冷酷无情。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要生活，首先得有柴米油盐。无论党员或群众概莫能外，这是常识。但在“新中国”初期，老百姓生活仍然十分清苦，连价格合理的必需食油都很难买到，所以看到便宜食油当然要先买为快了。就连这种事都会被有些人当成坏事揭发报告给共产党组织。1954年3月3日水泥厂支部写给中共杨浦区委组织部的《关于食油计划供应我支部发现情况报告于下》记载：“工会干部秦国政妻子在2月24日先后抢购了约10斤左右食油。该妻子自己抢购还不算，并到刘广仁家动员刘的妻子去抢购，秦妻子对刘之妻称：“食油将来没有了，你赶快去买一点，我已买了10斤左右。”刘妻后来没有买，说如果买了，刘广仁回来要吵架的。”（刘广仁反映）群众丁步发把社员证放在其妹妹家，他妹妹在26日拿社员证到合作社去抢购食油，结果社员证与油瓶被合作社没收去了。你看，付钱购物这种天经地义之事，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专制社会居然成了违法乱纪的所谓“抢购”；更有甚者，合作社(一定是共产党组织在掌管)竟敢无理没收顾客的证件和私物（油瓶），这种无法无天行为是中共专制下五十年代初百姓就已经缺乏人权的铁证！
共产党的一般党员既然入了这个党，就得接受监督管束。可惜水泥成品厂党支部所监督密报上级党组织的一般党员的行为，并非真正违法违纪之事，而是本不应管的日常生活里的“鸡毛蒜皮”。1954年11月27日水泥成品厂支部写给党总支的《关于纪律检查工作小结报告》指称以下党员的事情属“违反党纪”行为:“吴叶明在宿舍晚间睡觉的时候，人家和他打棒（沪语，即开玩笑之意——西鹤注），他就反脸捏人家。”杨崇国在里弄内自己打（应为“搭”之误——西鹤注）一竹篱笆，也没有向里弄申请报告，结果被里弄干部知道，不允许他搭，当时他的态度很不好，还和人家吵了起来。”
被人家开玩笑觉得受了委屈，反手就捏人家一下，这算什么违反党纪？自己搭建竹篱笆，显然是想改善生活，又未侵犯邻居住地，里弄干部为何这般无理干涉？而水泥厂支部居然判定属下党员搭竹篱笆有错，还声称此人行为是“对党的纪律不够遵守”。这种颠倒是非的党纪对普通党员的正常生活要求无理管束，而对当时党酋毛泽东在中南海里颠鸾倒凤的荒淫无耻自然不敢干涉，足见中共所谓党纪是何等虚伪荒谬！
*共产党苛待知识份子
历史背景：1956年1月14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份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十分强调知识份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对知识份子的进步作了充分肯定。对待知识份子，由于周恩来比毛泽东相对温和开明，所以，他的报告对长期以来一直战战兢兢生活在“新中国”阴影里的全国知识份子有所鼓舞。
档案事例：周恩来的报告当然层层下达，水泥成品厂党支部也听了其上级党委的传达，于是写了《支部对知识份子的打算》一文（1956年3月24日）。其措词用句照例缺乏文理，不合逻辑，更可笑的是，原文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好像古文格式，还得我来断句分开；其内容则是鹦鹉学舌般的照搬上级指示，联系本厂实际之类，读来枯燥无味。然而，其中透露的本厂知识份子工作及生活状况的以下叙述，比较具体，应该属实：“孙鼎芳兼职过多，不能发挥自己技术知识（知识岂能发挥？此系语病。—–西鹤注）家居住房子又小，烧饭地方皆没有，房租很大（房子有大小之分，房租只有贵贱之别，此亦为语病——-西鹤注），路途较远。请示党委适当解决。”“减轻柯连君的事务工作，原有劳动保护工作另给别人搞，使他和技术方面多接近。对家住的房又小，路远现住蓬莱区。工作方面支部多帮助他，和技术书籍提高他的能力。”
“王临云家住较远，房子小，人口多，业务时间对技术学习有了困难。事务工作多。支部研究建议行政增加生产技术组力量，减少他的事务工作。”从孙柯王三人情况可见知识份子的待遇在五十年代初的“新中国”非常低劣。首先，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没有。三人的住房都很小，至于小到什么程度，此文件未透露，但通过孙鼎芳“烧饭地方皆没有”之描述，可见他们的居住空间何等简陋逼仄！一个人若无基本的居住空间，甚至没有厨房可烧饭，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去工作？其次，即使中国知识份子历来“价廉物美”，经久耐用，即使生活差劣，也会搞好工作，但若被大量琐碎事务牵制，也肯定不可能专注于技术工作，比如孙柯王三位即如此。他们既然在工厂里被称为“知识份子”，想来一定具有至少工程师的职称，但柯连君被党支部差去搞“劳动保护”工作，王临云也干的是非技术性的其他事务工作。孙柯王三人，生活穷困，居住简陋，所干的根本不是技术业务，却为杂务琐事而每日辛勤忙碌。这便是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即轻视知识份子的明证。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贯彻全国的，推而论之，全国不知有多少象上海水泥制品厂的工程技术人员那样的知识份子，忍受着极差的生活待遇，被迫从事与科技无关的杂务工作，他们的才华就这样渐渐耗损泯灭。这应是知识份子最大的悲剧！
*共产党造成的 抢购粮食风波
中共党组织是垂直领导系统：中央指令各省市党委，由其再领导下属局区县党委，以此层层下推。因为水泥制品厂属中共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委员会领导，而该党委又直属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所以后者批转的任何文件，前者都必须传达给其下级。这就使我在这本档案集里意外发现了两份机密报告：中共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委员会的《关于制止粮食制品外流和限制流入人口争购食品的请示报告》（1959年4月20日）和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上述报告的文件（1959年4月21日，沪委《59》丑字第52号）。由此批露了当时全国最大城市上海发生的市民抢购粮食制品的严重事件。
中共对外宣传一贯文过饰非，报喜隐忧，但对党内组织，因为事关统治大局，有时不得不讲点实话。据第二商业局报告透露：最近，本市粮食制品的外流和流入人口争购食品的情况日趋严重。从邮局寄往外地的粮食制品数量比平时增长一倍以上，携带大量食品出境的往来旅客也很多。饮食业的米饭，大饼，阳春面等也被排队抢购。本市食品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大大增加：饼干增加90%，面包增加100%，糕点增加150%，饮食业用粮增加26%。市场供应仍然相当紧张。因本市粮食是依靠中央从各省调来，实行计划供应，所以如不制止上述情况，势必影响本市用粮计划。为何会出现上述情况？第二商业局不会也不敢公布原因。其实，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国民，只要还能吃饱饭，一般不会去闹事比如抢购食品之类。由于上海市是全国经济文化重镇，又是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故一向受到共党中央的特别照顾，其市民也能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享受到比其他中小城市居民好上几倍的待遇。所以，上海市粮食制品严重外流，肯定是因为外地市民或农民粮食匮乏，不能吃饱所造成的。那么，外地市民为何食不果腹呢？原因很简单：当时全中国正处在盲目，狂热，亢奋的建设社会主义高潮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老百姓却连饭都吃不饱！历史记载：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讥刺“反冒进”观点，公开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9日，毛又在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农村后，首次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又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由此全国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9月3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共有人民公社23397个（注意：从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秉承毛泽东旨意号召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到9月30日全国真的实现“人民公社化”，仅仅化了一个月——–西鹤注）。一面是共产党大肆宣传全国农村实现了共产主义天堂般富裕美丽的人民公社化，一面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特大城市上海出现了市民恐慌性抢购量食品的混乱局面，这难道不是对毛泽东“人民公社化”政策的极大讽刺？事实上，对共党“大炼钢铁”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全国农村土地荒芜，饥民遍野的严重后果，彭德怀等正直的共党高干痛心疾首，已公开上书毛泽东，要求纠正失误，但却被权欲熏心，刚愎自用的毛打成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开展荒唐的“反右倾”运动。共产党的祸国殃民于此暴露无遗。
从共党上海市委及第二商业局党委的文件里，还可发现共党一贯的隐瞒真相及苛待民众两大罪恶。文过饰非，隐瞒罪恶是1949年建国以来共党的一向做法，此次1959年上海市民抢购粮食品的社会现象之所以不为外界知晓，是因为共党市委在文件里如此指示：“⋯..以上各点，只作口头宣传，不要形诸文字，报纸和广播电台均不要进行宣传”。粮食供应严重短缺，造成市民抢购，这当然应怪罪共党政府，如何补救？又暴露了共党历来漠视民生，苛待民众的本质。第二商业局文件是如此下令对付市民的：（1）从4月23日起，停止从邮局向外地寄送各种粮食制品和糖果（包括饼干，糕点及其他米面制品）（外地民众一旦不能及时得到上海亲戚邮寄的粮食制品，岂不饥饿难熬？——西鹤注）（2）既然不允许邮寄，上海市民只好携带粮食品前往外地。但此文件又规定：只能携带2市斤左右。（3）凡在上海市内零售店购买1市斤以上粮食品和糖果的，必须是本市居民，但要出示工作证，户口簿或购粮证等证件；非本市居民一般不供应。（4）饮食店供应的面和饭，只限堂吃，制止外带。（如此规定，恐怕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谓共党统治“妙策”—-西鹤注）
市民抢购粮食品，说明供应不足，需求大增，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应该是加大供应以平抑需求，但共产党因为乱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已造成国家粮库空虚，无法增加供应，所以只能使用损害民生的做法，竟以提高价格企图平抑需求。第二商业局文件里的第7条说：“生产一部分每市斤五元以上的高级糖果，和每市斤二元以上的高级饼干，供应市场，负责供应，利润高于一般商品，可以自由购买。”老百姓不到穷困饥饿的地步，是不会平白无故抢购食品的；明明知道民众抢购粮食品的原因，却公然增加高级糖果饼干的生产，以赚取高利润，这种“趁火打劫”的奸商行为也只有共产党政府干得出来！一定是“作贼心虚”，上海市委在批转第二商业局报告的文件里特别提到这第7条措施：“⋯⋯第七条措施,有区委和商业部门掌握,不要对外宣传。”
*共产党“战胜地球”的梦呓
中共的“祖宗级”党酋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信奉如此“三斗三乐”：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此人在1958-1959年间发疯般撑张狂舞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摧毁国家，祸害人民的破幡，但在当时的中国，亿万民众正被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宣传所煽动，集体成就着无数愚昧无知的壮举。中共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党委宣传部1959年12月10日印发的”机密通知“附件，便是一份计划向该局所有工人上好”政治大课“所使用的报告提纲《共产主义风格万岁！》，其主题是这样一段话：“战胜地球，建立强国！这是当前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党对我们的号召，也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理想。”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空间，保护地球应该也必须是人类的职责。但中共竟煽动人民与地球为敌，狂呼“战胜地球”，这种梦呓般的政治宣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然是破坏自然环境，违反人道主义，扭曲人性本质的一系列蠢事愚行。当时全国消灭“四害”，把益鸟麻雀也斩尽杀绝；农村“以粮为纲”，大肆乱砍滥伐森林草原，狂填江河湖海以造田种粮（中国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如今已是举世皆知）；农村共党干部为迎合毛泽东好大喜功心理，不惜造假搞出每亩产粮13万斤的神话，等等。《共产主义风格万岁！》一文里有如此豪言壮语：“我们要叫市内永无积水，苏州河黑水变清！”（此地的“市内”是指上海市，苏州河是与黄浦江汇合的一条支流，一直水黑味臭，令人掩鼻。半个世纪过去了，上海市内还是到处可见积水污迹，苏州河水还是灰黑发臭，其中无鱼无虾，更无人敢游泳。——-西鹤注）人的本性是追求舒适生活，当然要通过合法手段，但共产党宣传的所谓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却是被党洗心革面，违心背愿的反常人，如文中所述：“⋯⋯.宝山县的一个饲养员年青姑娘顾云云,党分配她去做养猪工作,她不怕臭也不怕脏,经常睡在猪棚里。”（养猪就要睡在猪棚里，按此逻辑，动物园员工应和狮子老虎睡在一起，以示尽职。共产党之政治宣传何等荒谬！—–西鹤注）“⋯⋯⋯.鞍钢第一平炉车间的陈效法.李绍奎也是这种人,当熔渣靠近氧气瓶时,眼看三十几只氧气瓶一个个会像炸弹一样爆炸,好多人吓得跑出车间,但他们却冲上去用黄沙去填,用自己的身子去抱出眼看要爆炸的氧气瓶⋯⋯..”(人的生命应该比氧气瓶重要，“吓得跑出车间的人”是正常人，以身体企图保护炸弹似的氧气瓶才是傻瓜—-西鹤注)“⋯⋯..机修厂电工唐均成一向以’随叫随到,日夜服务’作为自己的服务目标。如有一天深夜天气很冷，一部车床发生故障，车工要电工修理，唐均成同志马上起床，只穿一条短裤就去车间修理。”（在寒冷的深夜只穿一条短裤，就起床跑去车间修理机器，尽管机器被修好，但这位肉身凡胎的电工一定会被冻病，除非他是金属机器人。发扬为了机器，让人得病的“共产主义风格”既虚伪，又残酷。——-西鹤注）凡此种种，无不表明: 共产党号召民众发扬“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逆反自然规律,违背人性本质的虚假宣传，都是极端漠视生命，不惜泯灭人性的荒谬理论!
21世纪已过近十年，以1949年建立“新中国”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渊的中共今年正在大肆准备欢庆建国60周年，中共本身也已存在88年之久，与上世纪末相继垮台的多国共产党相比，应算寿命很长，但活得长并不等于活得好，中共自知它是在“带病延年”：国内经济在无视环境成本和人权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中，继续盲目增长；民众赖以生存的江河湖海不断干涸，国土大规模沙漠化日益显眼；各地民众奋起维权抗暴的汹涌浪潮此起彼伏，刀光剑影闪烁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哪像是共党自欺欺人的“盛世”?分明是老朽专制统治之“末世”。违背人性扼杀民主的政党在历史上尽管称霸一时，但最终都灰飞烟灭。比中共寿命更长的前苏联共产党（1898-1991）在历史舞台上竟表演了93年，最后还是轰然垮台！和这位“老大哥”的下场一样，中共一定逃脱不了历史的严惩！适逢“广传九评，声援退党潮”征文，我以本文证明：中共既然在建国初期就对国内民众犯下种种罪行，因而不得人心，那么，按照因果报应的铁律，共产党在将来必定是被日益勇敢的中国人民以外界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无法预料的时刻一举推翻！
广传九评、声援退党潮有奖征文 //tvsmo.com/gb/9/3/18/n2466983.htm(//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