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 联结收看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有几个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先接一下纽约的李女士，您请讲。

李女士：我的孩子在中国大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们，我想中国考试制度不好，可是怎么样改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学生考上了又找不到工作，请你们说一说这个事情。
。
主持人：谢谢李女士，我们把几个电话接完一起回答，再接下一位是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谈这个问题，现在完全搞经济开放。最近发现所有考大学、中专、技校、大专的，他们都需要参加一种政治考试，都需要表态，对“法轮功”的问题进行表态，这种强迫对人们的信仰进行表态的方式，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主持人：好，谢谢王先生，我们再接下一位是纽约的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请讲。

李女士：刚才提到希望工程的捐款，这捐款除了给那些贪官污吏吃掉以外，然后他们就冒充受助的学生给捐款人写信蒙骗捐款人。除了这问题以外，另一方面慈善人士的好心和钱财是不是给中共利用了？因为国家的教育是政府的责任。

还有那些人祸造成的洪灾等等，共产党都把这些责任推给了民间来承担，那么这些慈善人士是不是间接的，从经济上帮了中共的忙，让他把财政更多的用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军队方面。

主持人：好，谢谢李女士，那我们现在回答观众的问题，第一位谈到了孩子在大陆上学，就是这个体制不好如何改变？如果考上大学，毕业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这个又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个现实？

唐柏桥：如果我讲的话，应该很简单，只要政府有这个诚意的话，首先应该取消那些不平等的做法。比如刚才孙教授也提到，我也讲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地区和地区的区别。

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公平的话，你至少有一个很呆板的做法，就全国统一录取入学，北京也好，湖南也好，都是统一的分数。

其实真正相对比较公平应该怎么做呢？像美国加州以前有个“平等权制法案”，就专门照顾少数民族，照顾黑人或者那些受教育机会比较差的地方的人，这才是真正的。

比方说我们湖南，我们人均收入比北京少多了，比上海少多了，所以我们中、小学的教育条件要差得多。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录取分数线，进北大湖南要比北京低才对，而不是倒过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以后要录取学生，一定要考虑各种民族、各种背景的人的各种差异。我这是为少数民族说几句话，虽然说高考少数民族分数线比较低一点，但是我认识很多少数民族的一些朋友，你比如说新疆、西藏他们从小讲的是藏话，讲的是新疆话，所以你要用普通话考，而且你受教育的时候，灌输的是那一套、汉语的那一套历史，很多东西就让他们觉得机会很不均等。

听说现在有广东电台可以说广东话，但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特权，只能说普通话。你要让广东人去做事情、发表演讲、去考试要用普通话的话，那当然比北京人机会要少得多了，语法各方面都不一样。比如广东话讲“你走先”，那要用北京话考的话会说，你错了，要“你先走”，有很多这一类的。政府要真有这个诚意的话，成立这个制度，因为有很多西方现成的模式可以模仿，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这个我更有兴趣。这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体制了。最主要是要在课程设计上改变。因为中国，刚才有位王先生提到，刚才陈教授也提到了。

高考本来政治占的成分就很高了，比方我们那时候高考七门功课，政治就占了一门；考研究生更厉害，研究生好像是三门、四门中，政治课就有一门，也就是三、四百分中政治占一百分，你专业考的再好，如果政治没考好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使很多人去学一些革命史、党史等不知所云的东西，那些东西到工作单位去的时候党史打了99分那个工作单位会要你吗？电脑公司管你党史考什么？所以这个教育体制和市场的需要完全脱节了。

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每一个课程的设计，每一个教授都精心的设计，符合这个社会的需要。所以这一点比如中国的学分制，虽然也有的搞学分制，但是有很多规定。

比方革命史这个史、那个史必须要修满多少学分，加上这学分以后，像我们当初搞教育学分制的时候，90%以上必须要你先选，然后剩下10%不到可以让你自己做主，现在据说也是不到20%-30%自己做主。我们在美国几乎是90%自己做主，其他的都很次要的。

陈泰明：你讲的倒让我想到一个，中国的1949年解放，我想教育应该再解放一次，彻底再解放一次。经济发展现在有个体私人财产可以受到保障，应该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比如私人的教育大学的成立。

还有我刚刚也强调美国的大学的“owner”系统的问题，在中国都是公立大学、国立大学，在美国没有国立大学，是州立大学，还有City、也有County的，还有教会学校，再下来就是私立大学，传统上私立大学很多都是一流的，公立大学也有很多一流的，这是一种互相的“owner” 系统不一样。　

第二种就是学校要怎么样来自己做主呢？应该下放让他们自己做主。在美国，教育部不是管你、盯着你要开什么课，是学校自己设计让人家来评鉴这个好不好，然后跟你做提议，五年、十年再做一个修正，应该这样，这样在动态的社会里才能够根据社会的动态来修改，也才比较有效率！

主持人：刚才还有一位李女士谈到希望工程，她知道一个情况，当地的政府让学生写信给捐款人来蒙骗他们。那我想问一下孙教授，您觉的刚才这位女士所讲，比如说本来应该是由政府承担的这些财政费用都推给了民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文广：我觉的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纳税人给国家交了钱缴了税收，这个钱就应该用相当一部分放在教育上。原来中共规定2000年左右要把教育经费提高到GDP的4%，结果现在不但不到3%，只有２%点几。而且这个钱的使用效率也有问题，有很多钱给学校盖房子、盖办公大楼等等。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国家的财政拨款应该保证教育这一块，因为太少了以后，依靠民间是非常难的。　

主持人：刚才有观众朋友谈到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过去有铁饭碗，上了大学一毕业肯定保证分配，现在铁饭碗没有了，您觉得关键问题出在那儿呢？孙教授。

孙文广：当然这个分配制度是应该改，应该是根据自己的才能、根据一些工作单位的需求两者结合来就业。现在的问题，“就业难”是压在大学毕业生头上的一座大山，为什么就业难？因为现在教育产业化，教育要赚钱，很多地方拼命的招生。

有一个数字，大概从1998年到2005年这七年之间，招考的学生数增加大概有五倍，这么大的增长幅度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当然是高等学校要赚钱，要增加收入要创收，还有，产业当然要产品化，是不是？

另外，农民对就业状况不太了解，觉得上大学就可以找到工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制度搞的是要外向引进外资，主要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加工型的企业，这个企业里面需要高校毕业的学生相对的数量是少的，需要的是一般的劳动力或者需要一般的工人、职工、技工。

现在这个教育就没有这套的考虑，也不向农民说清楚我们现在的情况，将来的就业情况，就拼命的扩招。现在有很多西部地区就业率，有的县的大学生毕业有80%找不到工作，这是和整个经济状况、和国立大学的招生搞产业化所造成的一种恶果，几年以后情况可能更严重，因为这几年的招生数还在不断地增加。

主持人：谢谢孙教授，那唐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柏桥：这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区域差异，比方说现在中国的教育把大量的资源集中放在北大、清华、辅大几个学校。比方清华去年投入了大概有四亿还是四十亿，其他的一个省加起来才几亿。也就是说虽然现在全国有两千万大学生，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大学生教育品质非常低。

有些地区有人开玩笑说，划了个火柴就可以把校园转了好几圈，火柴还没熄校园转了好几圈。它就拼命去开学校，学费现在也高，有人做过统计，单单人均收入的比例来讲，中国学生交的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比日本还高，这跟他的收入相比。

比方说清华的EMBA每年的学费现在涨到三十五万人民币，比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还高。但是中国人的人均收入比美国低多少？所以这就造成了清华、北大的学生可能很俏，但是其他的那些不太知名的学校，甚至更偏远的学校那些学生就像刚才孙教授说的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那种市场根本就是不均衡的一种市场，只是盲目的一窝蜂的上去，没有保证教育质量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间忽略了一些对文科的教育、对一些管理学的教育，所以使很多人学出来以后学无所用。

就说他不知道公共关系，比方一些书呆子出来以后都不知道跟人打招呼了，有很多这种教育。这是整个教育一种落后的表现，中国有一句以前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不是这个时代了，现在陈教授在教管理学方面他很清楚。比方在美国大家非常重视文科法学院、商学院，但中国文科方面非常缺乏。

主持人：你说到教育质量问题，我刚才听到孙教授也谈到教育腐败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现在在很多的大学校园、在中国非常普遍，就是招生的时候，有这个腐败的现象。

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买学位的问题，还有一些教授你要给他送红包他就收你，尤其研究生、博士生往往有这种情况；还有的是通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来收学生，那么这个教育腐败，你认为对整个中国教育的质量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陈泰明：我想这对教育质量影响非常明显，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问题是如果我们硬要对于教育制度说要怎么样做根本的解决，可是这个东西涉及到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我们谈这么多也于事无补。这涉及到为什么中国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教育制度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已。

主持人：很抱歉今天时间己经到了，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谢谢孙教授，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2006/7/2 2:03 P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