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为高智晟律师统筹绝食接力活动的中国民间爱滋病救助人士胡佳，被官方关押四十一天后于星期二释放，星期三接受了记者林迪的专访。胡佳谈到他被绑架和秘密关押的经过，他受到的非人待遇，并表示他将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北京市公安部门。
记者：首先您出狱了，大家都很关心，这次您被官方秘密关押的过程，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
胡佳：它是从二月十六号的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我从家外边被绑架走的，到昨天中午，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来当面跟我说：今天可以释放你回家，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到下午的时候，送我到离我家步行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它们没有进到我家这边来，就直接让我走回来了。
这一次它们所作的事情，好多的东西令我非常困惑。二月十六号早晨我下楼，按往常的惯例，那期间我是在被软禁的状态，我要去参加一个爱滋病的民间会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国保支队的人请示了上级，允许我去，但是要坐他们的警车。
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就上了他们的警车，但是我发现上面坐着的四个人和以前的人不一样，全都是很粗壮的，我以前没见过面的，而且他们的气势逼人嘛。出了这边以后，他们就向没有人烟的地方开过去，然后立刻前面的人就回过头来说：“把他给我弄起来！”然后旁边的两个警察就动手，用那种喷气式，就是把人抓起来时候用的那种方式。
记者：对，文革当中经常用的。
胡佳：对对，就是那种东西。然后给我带上一个黑色的头套，先把眼镜摘掉，然后套上黑色的头套，不让我看到外界的东西，把头压到下面，有的时候甚至我的脸都快贴到地面那样的，大约开了有半个小时吧。
记者：这开的路当中就这样对付你了？
胡佳：这个车开动起来以后，两分钟就开始采取这种措施了。
记者：目的是什么？不让你看到是什么地方是吧？
胡佳：对，它就想掩盖他们到底在哪里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这期间，我就开始呕吐，非常晕车嘛，我本身不晕车的，但是头被卡在下边，这么被按着，它的车一会开的飞快、一会又急刹车，因为他们好像也摸不着路这样，到那里我几乎都休克了。
记者：我想先打断一下，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你现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胡佳：我今天上午去作全面的身体检查，有一些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很不乐观，产生了一种早期肝硬化的症状，他说未来发展的话，如果再像这样下去，会肝腹水，然后肝硬化、肝癌。他们问我是不是经常饮酒过量？但是我佛教徒，我从来不喝酒。那些中医说：那你就是有其他的问题，你的肝失调达，你是不是有什么方面伤到肝？我说我这几年经常都处于一种精神亢奋、怒气冲冲的状态，主要是跟警方之间的冲突，人权方面的这些问题。他说这可能是原因，怒上肝嘛。
记者：就是说现在的健康状况还是很不乐观？报告已经出来了吗？
胡佳：报告出来一部分。但在这一部分中，医生已经有这个结论。
记者：听说您当时被带走的话，连药都没有是吗？
胡佳：什么都没有，药都没有、生活用品没有、换洗衣服没有。
记者：四十天就这么过的？
胡佳：是这样的。换洗衣服的解决呢，因为我在里边绝食了三十天，最初的那些天，因为晕眩嘛，也没办法洗澡，后来开始简单的洗澡啊，也没有换洗衣物，只能把内衣洗了以后等到它干再穿上，就很狼狈的。没有药物的情况下，跟他们强烈要求要他们回我家拿，但是他们不肯。我出来以后才知道，这期间我妻子、我母亲去找过的警察，都是在那里边曾经看着我的警察，但是他们在这四十一天之内，对外界矢口否认知道我的存在。
记者：四十一天里面。可以说全球各个网站上都在提你的事情。把你关押的地方是什么位置？
胡佳：它叫“北京通州区台湖的第五生产队”，是个农村，但是已经改变成一个类似于度假村那样一个地方。我被关在一个套间的一个小房间里边，一个阴冷的地方，通常的情况下保持七到八个警察那样看着我，他们二十四小时一轮班。
记者：您在里面，对外面对你的报导和声援情况有所了解吗？
胡佳：丝毫没有了解，你根本不可能。因为他们对每个人都特别说明了，不能带任何外面的讯息进去，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手机都给放到很隐蔽的位置上，非常注意，深怕我有任何的可能性与外界进行沟通。
记者：再回到你被送进去的时候的情况。
胡佳：被他们绑架到那里以后，我问他们这是因为什么？他们也不肯说。那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来了三个人，年纪倒不是很大，相对是年轻人吧，到那边就跟我说：“我们相互打了很长时间交道了，只不过是初次见面。”他们可能是负责我这个专案的。
然后就开始审问我关于这次绝食方面的事情，高智晟律师公布的协调人里边有我跟齐志勇先生的名字嘛，那么他就问这里边的前因后果，我给它们回答，要嘛就是“无可奉告”，要嘛“你到互联网上去看”，整体来讲他们从我这里没有获得任何讯息，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在那之后，恐怕他们也明白无法改变我的精神，也没办法让我跟他们有他们所说的合作或者沟通。
一直到昨天中午，北京市国保总队又派来四个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搜走了所有我身上所有的我所写的，比如日记、或者对每天事情所作的纪录：什么人来了、发生什么事、我有什么感受啊，搜走了所有这些东西，对我的身上进行了严密的检查；然后又套上了黑头套，在街里边转了很多圈以后，把我放到一片荒郊野外的地方，让我走回来。
从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送到我的小区里面，然后警察还要押着我，到我家楼下。但这一次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只是在路上一再的警告我：不要再参与以前那些事情了，就是任何跟人权有关的事情；如果是再发生这个事情的话，你还要受皮肉之苦，还要被关押，而且你和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都会还遭遇这种担心的情况。
他把我放到那么远的地方，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他们要毁灭任何他们跟这件事情有关的证据，如果他开到小区里来的话，很可能有人会看到他们。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胆怯到这样一种地步，见不得人到这样一种地步。
记者：那么这一次发生这样的事，直到现在，你知道他们单位的名称，或者关押你的这些人所属的机构吗？
胡佳：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简称叫国保总队。这个队伍是在公安部门中一个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是从来视法律为无物，他们所作的任何事情都知道他们是践踏公民尊严的、践踏人权的，而且是违法的，但是他们照作不误。
其它的警察比如说刑警、巡警、治安警察，就是派出所的警察，多少少都还要管老百姓的一些事情，尤其刑警有时候是很辛苦的。但是唯独国保这个部门，所对付的人都是社会异议人士，610办公室也在国保总队的管辖之内，就是说所谓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是用国保总队来实施的。
就是说你没有犯任何法，它要是想治你，只要是共产党想治你，那么这群党卫军性质的黑社会组织，都可以作超越法律之外的事情。它的全称是这个，下面执行方的话，就是说在那边负责看押的是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国保支队。
记者：发生了这一系列无视人权的行动，你有什么打算呢？
胡佳：以前来讲，我对这些事情……去年一百二十六天的软禁、这种监控啊，或者说被抓捕，我都没有怎么样；但是这一次，我出来到现在，三十多个小时过去了，我才知道外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妻子啊、母亲啊还有那些朋友们，对我的事情作了那么多，包括像你这样的媒体朋友，给我很多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为这些朋友付出的代价，为他们付出的心血的话，我想这一次一定不能善罢干休。这些警察无耻到….即使在中国的法律中，某个人犯了罪，哪怕是死罪，也要通知家属的，也要在他被拘捕的第一时间内，十二小时之内通知他的家属；但我却人间蒸发了41天。
我的妻子去到各个部门去报案的时候，那些警察明明每天都会跟我在一起，但他却矢口否认，而且还用各种希奇古怪的谎言来欺骗她！我真的觉得难以置信，这种情况会存在于执法者身上。
这一次我会一个一个去找这些警察，让他们当面对质；就是说看到我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在这41天中他们发生的事情。而且首先我会把这个经过写下来交给北京的人大代表，先通过他们的渠道反馈给北京市公安局；当然我妻子先前也做过这种努力，但是很难找到有这样胆量的律师，就是说我想要起诉北京市公安局。
他们屡屡犯这种事情，愈来愈肆无忌惮的去侵犯人权，给我的家庭造成伤害，它还给许多许多的家庭造成伤害。为了能让他们在这方面有所收敛、有所警醒、有所悔悟的话，我就必须要用这种法律的武器。
但是说老实话，现在收集证据很难，因为我身上所有跟那些事情有关的纪录什么东西全都没有了；而且我原来住过的台湖镇的第五生产队，还有二十一天以后搬到梨园镇的大稿村，他都会跟这些地方的人说好了：如果说再有人来问这件事情的话，就说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发生过，因为这跟他们一贯的作法是一样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也要去起诉他们。这个起诉能不能赢？甚至能不能立案？那都在其次。但我必须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对他们发起这个挑战，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那样为所欲为。
记者：我记得您被抓是2月16号，那天早些时候您曾经发过一次短讯，说是齐志勇被绑架，但是其实在同一天您就被抓了；而齐志勇据说直接原因也是跟绝食有关，而对您的盘问当中也是以绝食为主要的是吧？
胡佳：主要是针对绝食，其次他们也有说要跨越两会，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这些人在那边所谓折腾、在那边作乱，影响到两会的安定和“和谐社会”的局面，还有包括以前一贯的我们跟体制相对抗的地方。
那么老齐是在昨天下午跟我在同一时间释放的。他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小灵通一样的都被那些人给破坏了，我的录音笔也被弄坏了，我们建立联系都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才通第一个电话，我确认了老齐是平安的，已经回到家。
但是我们太多的话没有在电话里讲，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的电话是被监听的，我可能还需要找一个机会去看望他；到那个时候再当面去了解他在这期间发生的情况，因为据我所知，他不在通州，他应该是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八达岭那边。
记者：那么看来他们抓人也好，软禁也好，基本上一个直接的出发点……因为两会每年都有的，而接力绝食是今年刚刚出现的情况，所以看来绝食他们是把它看的很重的一个事件，为什么呢？
胡佳：他们的决心就是一定要遏制住这股绝食的势头，因为首先来讲，这个绝食的概念对他们就有相当大的疮疤感，因为在十七年前那也是一次绝食，最后引起那么大的，他们所谓的原来叫暴乱，后来叫风波的事件。
其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人是高智晟律师，高智晟律师本人在对于中国的维权领域有相当强的影响力，一呼百应的影响力。而且在我们被抓的前一天，我们刚做了安排，排定的是第二天十省联合绝食，是第一次，原来都是每天两个人、每天两个人，这次十省，每个省两个人；已经在我们的商讨中有把这个蔓延开来、扩展开来的趋势。
所以首先来讲，政法系统…. 政法系统本身就是非法的，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就这个基础上来讲他们本身是一份工作，其次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想出办法来遏制这次绝食行动的向前发展。那么当时高律师在网络上公布的这个组织者，就是三个联络人，他自己，还有齐志勇和我，那么在他没有回来的时候，主要就是我和老齐在北京这边接听电话、罗列名单、排定日程。
2月16号那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人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的意念就是很明确，我跟齐志勇先生，就是说针对高智晟律师的人质，我们被抓起来了，他们想用这种性质给高智晟律师一个下马威：你是组织者，我把你的左膀右臂都给砍掉，让你没办法进行。
而且这也可以杀一儆百－－你们继续在北京的话我们也照样抓你。全国各省那些参与绝食的老百姓，尤其是普通公众的话，对他们来讲，警方认为这是一种震慑，所谓杀鸡给猴看吧！你一天不停止绝食，我们一天就不放。我觉得当时，至少在那天，我个人的感觉中，他们几个气势凶凶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记者：最后想问一下，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包括您过去一直从事的爱滋活动和绝食等等组织方面的活动。
胡佳：爱滋病的工作依然会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我离开了我那个心爱的组织，那么下一步我怎么样去从事爱滋病的工作，尤其是爱滋病中最敏感的人权啊这方面。
记者：您是被迫离开了您创立的组织是吗？
胡佳：它叫“爱源”。因为只要我在那里面，那个组织永无宁日，它里面所有的志愿者呀、合作伙伴啊，甚至包括一些感染者，都受到了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国保部门的威胁，比如它募集资源的时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骚扰来自于各个部门，我只好离开这个钟爱的组织。
那下一步的话，我依然会从事爱滋病。他们愈是这样压制我，愈是说因为你从事人权的工作，因为从事了所谓敏感的工作，所以我们才要打击你，那我愈要从事那样的工作，因为证明我选对了，激到他们的痛处了，这个事情我会一直从事。
至于说怎么具体去搞的话，我正在写计划，因为比如说我会需要有新的合作伙伴，然后还要募集新的资源，到下面去做那些最明确的，比如支持那些感染者去打官司，还有把一些人权侵害的案件反馈出来，到那些最敏感的，没打开的所谓黑洞地区去调查，这样一系列的工作。
在此之外，比如说这一次的话，我会想办法能突破这个立案方面的障碍，我会想办法去立案起诉北京市公安局，这是近期的。远期的话，我想跟高律师他所做的这些维权方面的事情，我们会在一起相互的深入的去探讨：哪些活动能在中国大陆开展，而且这些活动能切实的、按部就班的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建设。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