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林迪採訪報導)為高智晟律師統籌絕食接力活動的中國民間愛滋病救助人士胡佳，被官方關押四十一天後於星期二釋放，星期三接受了記者林迪的專訪。胡佳談到他被綁架和秘密關押的經過，他受到的非人待遇，並表示他將通過法律途徑起訴北京市公安部門。
記者：首先您出獄了，大家都很關心，這次您被官方秘密關押的過程，能不能先簡單介紹一下？
胡佳：它是從二月十六號的上午九點多的時候，我從家外邊被綁架走的，到昨天中午，北京市國保總隊的來當面跟我說：今天可以釋放你回家，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況。到下午的時候，送我到離我家步行一個小時路程的地方，它們沒有進到我家這邊來，就直接讓我走回來了。
這一次它們所作的事情，好多的東西令我非常困惑。二月十六號早晨我下樓，按往常的慣例，那期間我是在被軟禁的狀態，我要去參加一個愛滋病的民間會議，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國保支隊的人請示了上級，允許我去，但是要坐他們的警車。
我沒有任何的懷疑，就上了他們的警車，但是我發現上面坐著的四個人和以前的人不一樣，全都是很粗壯的，我以前沒見過面的，而且他們的氣勢逼人嘛。出了這邊以後，他們就向沒有人煙的地方開過去，然後立刻前面的人就回過頭來說：「把他給我弄起來！」然後旁邊的兩個警察就動手，用那種噴氣式，就是把人抓起來時候用的那種方式。
記者：對，文革當中經常用的。
胡佳：對對，就是那種東西。然後給我帶上一個黑色的頭套，先把眼鏡摘掉，然後套上黑色的頭套，不讓我看到外界的東西，把頭壓到下面，有的時候甚至我的臉都快貼到地面那樣的，大約開了有半個小時吧。
記者：這開的路當中就這樣對付你了？
胡佳：這個車開動起來以後，兩分鐘就開始採取這種措施了。
記者：目的是什麼？不讓你看到是什麼地方是吧？
胡佳：對，它就想掩蓋他們到底在哪裡做這樣的事情。因為在這期間，我就開始嘔吐，非常暈車嘛，我本身不暈車的，但是頭被卡在下邊，這麼被按著，它的車一會開的飛快、一會又急煞車，因為他們好像也摸不著路這樣，到那裡我幾乎都休克了。
記者：我想先打斷一下，因為大家都很關心你現在的健康狀況怎麼樣？
胡佳：我今天上午去作全面的身體檢查，有一些結果出來了，醫生說很不樂觀，產生了一種早期肝硬化的症狀，他說未來發展的話，如果再像這樣下去，會肝腹水，然後肝硬化、肝癌。他們問我是不是經常飲酒過量？但是我佛教徒，我從來不喝酒。那些中醫說：那你就是有其他的問題，你的肝失調達，你是不是有什麼方面傷到肝？我說我這幾年經常都處於一種精神亢奮、怒氣沖沖的狀態，主要是跟警方之間的衝突，人權方面的這些問題。他說這可能是原因，怒上肝嘛。
記者：就是說現在的健康狀況還是很不樂觀？報告已經出來了嗎？
胡佳：報告出來一部分。但在這一部分中，醫生已經有這個結論。
記者：聽說您當時被帶走的話，連藥都沒有是嗎？
胡佳：什麼都沒有，藥都沒有、生活用品沒有、換洗衣服沒有。
記者：四十天就這麼過的？
胡佳：是這樣的。換洗衣服的解決呢，因為我在裡邊絕食了三十天，最初的那些天，因為暈眩嘛，也沒辦法洗澡，後來開始簡單的洗澡啊，也沒有換洗衣物，只能把內衣洗了以後等到它乾再穿上，就很狼狽的。沒有藥物的情況下，跟他們強烈要求要他們回我家拿，但是他們不肯。我出來以後才知道，這期間我妻子、我母親去找過的警察，都是在那裡邊曾經看著我的警察，但是他們在這四十一天之內，對外界矢口否認知道我的存在。
記者：四十一天裡面。可以說全球各個網站上都在提你的事情。把你關押的地方是什麼位置？
胡佳：它叫「北京通州區台湖的第五生產隊」，是個農村，但是已經改變成一個類似於度假村那樣一個地方。我被關在一個套間的一個小房間裡邊，一個陰冷的地方，通常的情況下保持七到八個警察那樣看著我，他們二十四小時一輪班。
記者：您在裡面，對外面對你的報導和聲援情況有所了解嗎？
胡佳：絲毫沒有了解，你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們對每個人都特別說明了，不能帶任何外面的訊息進去，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手機都給放到很隱蔽的位置上，非常注意，深怕我有任何的可能性與外界進行溝通。
記者：再回到你被送進去的時候的情況。
胡佳：被他們綁架到那裡以後，我問他們這是因為什麼？他們也不肯說。那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來了三個人，年紀倒不是很大，相對是年輕人吧，到那邊就跟我說：「我們相互打了很長時間交道了，只不過是初次見面。」他們可能是負責我這個專案的。
然後就開始審問我關於這次絕食方面的事情，高智晟律師公佈的協調人裡邊有我跟齊志勇先生的名字嘛，那麼他就問這裡邊的前因後果，我給它們回答，要嘛就是「無可奉告」，要嘛「你到互聯網上去看」，整體來講他們從我這裡沒有獲得任何訊息，後來他們就離開了。在那之後，恐怕他們也明白無法改變我的精神，也沒辦法讓我跟他們有他們所說的合作或者溝通。
一直到昨天中午，北京市國保總隊又派來四個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樣，搜走了所有我身上所有的我所寫的，比如日記、或者對每天事情所作的紀錄：什麼人來了、發生什麼事、我有什麼感受啊，搜走了所有這些東西，對我的身上進行了嚴密的檢查；然後又套上了黑頭套，在街裡邊轉了很多圈以後，把我放到一片荒郊野外的地方，讓我走回來。
從前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他們都是送到我的小區裡面，然後警察還要押著我，到我家樓下。但這一次他們沒有採取這樣的措施，只是在路上一再的警告我：不要再參與以前那些事情了，就是任何跟人權有關的事情；如果是再發生這個事情的話，你還要受皮肉之苦，還要被關押，而且你和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都會還遭遇這種擔心的情況。
他把我放到那麼遠的地方，後來我才明白，因為他們要毀滅任何他們跟這件事情有關的證據，如果他開到小區裡來的話，很可能有人會看到他們。所以他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膽怯到這樣一種地步，見不得人到這樣一種地步。
記者：那麼這一次發生這樣的事，直到現在，你知道他們單位的名稱，或者關押你的這些人所屬的機構嗎？
胡佳：北京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總隊，簡稱叫國保總隊。這個隊伍是在公安部門中一個類似於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因為這個組織是從來視法律為無物，他們所作的任何事情都知道他們是踐踏公民尊嚴的、踐踏人權的，而且是違法的，但是他們照作不誤。
其它的警察比如說刑警、巡警、治安警察，就是派出所的警察，多少少都還要管老百姓的一些事情，尤其刑警有時候是很辛苦的。但是唯獨國保這個部門，所對付的人都是社會異議人士，610辦公室也在國保總隊的管轄之內，就是說所謂對法輪功的鎮壓也是用國保總隊來實施的。
就是說你沒有犯任何法，它要是想治你，只要是共產黨想治你，那麼這群黨衛軍性質的黑社會組織，都可以作超越法律之外的事情。它的全稱是這個，下面執行方的話，就是說在那邊負責看押的是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國保支隊。
記者：發生了這一系列無視人權的行動，你有什麼打算呢？
胡佳：以前來講，我對這些事情……去年一百二十六天的軟禁、這種監控啊，或者說被抓捕，我都沒有怎麼樣；但是這一次，我出來到現在，三十多個小時過去了，我才知道外界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妻子啊、母親啊還有那些朋友們，對我的事情作了那麼多，包括像你這樣的媒體朋友，給我很多很多的支持和幫助。
為這些朋友付出的代價，為他們付出的心血的話，我想這一次一定不能善罷干休。這些警察無恥到….即使在中國的法律中，某個人犯了罪，哪怕是死罪，也要通知家屬的，也要在他被拘捕的第一時間內，十二小時之內通知他的家屬；但我卻人間蒸發了41天。
我的妻子去到各個部門去報案的時候，那些警察明明每天都會跟我在一起，但他卻矢口否認，而且還用各種希奇古怪的謊言來欺騙她！我真的覺得難以置信，這種情況會存在於執法者身上。
這一次我會一個一個去找這些警察，讓他們當面對質；就是說看到我的時候，他們怎麼說在這41天中他們發生的事情。而且首先我會把這個經過寫下來交給北京的人大代表，先通過他們的渠道反饋給北京市公安局；當然我妻子先前也做過這種努力，但是很難找到有這樣膽量的律師，就是說我想要起訴北京市公安局。
他們屢屢犯這種事情，愈來愈肆無忌憚的去侵犯人權，給我的家庭造成傷害，它還給許多許多的家庭造成傷害。為了能讓他們在這方面有所收斂、有所警醒、有所悔悟的話，我就必須要用這種法律的武器。
但是說老實話，現在收集證據很難，因為我身上所有跟那些事情有關的紀錄什麼東西全都沒有了；而且我原來住過的台湖鎮的第五生產隊，還有二十一天以後搬到梨園鎮的大稿村，他都會跟這些地方的人說好了：如果說再有人來問這件事情的話，就說這件事情絕對沒有發生過，因為這跟他們一貫的作法是一樣的。
但是即便是這樣，我也要去起訴他們。這個起訴能不能贏？甚至能不能立案？那都在其次。但我必須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對他們發起這個挑戰，讓他們知道他們不能那樣為所欲為。
記者：我記得您被抓是2月16號，那天早些時候您曾經發過一次短訊，說是齊志勇被綁架，但是其實在同一天您就被抓了；而齊志勇據說直接原因也是跟絕食有關，而對您的盤問當中也是以絕食為主要的是吧？
胡佳：主要是針對絕食，其次他們也有說要跨越兩會，因為他們不想讓我們這些人在那邊所謂折騰、在那邊作亂，影響到兩會的安定和「和諧社會」的局面，還有包括以前一貫的我們跟體制相對抗的地方。
那麼老齊是在昨天下午跟我在同一時間釋放的。他的手機和我的手機小靈通一樣的都被那些人給破壞了，我的錄音筆也被弄壞了，我們建立聯繫都是從今天才開始的。今天下午的時候我們才通第一個電話，我確認了老齊是平安的，已經回到家。
但是我們太多的話沒有在電話裡講，因為我們都明白我們的電話是被監聽的，我可能還需要找一個機會去看望他；到那個時候再當面去瞭解他在這期間發生的情況，因為據我所知，他不在通州，他應該是在北京市昌平區的八達嶺那邊。
記者：那麼看來他們抓人也好，軟禁也好，基本上一個直接的出發點……因為兩會每年都有的，而接力絕食是今年剛剛出現的情況，所以看來絕食他們是把它看的很重的一個事件，為什麼呢？
胡佳：他們的決心就是一定要遏制住這股絕食的勢頭，因為首先來講，這個絕食的概念對他們就有相當大的瘡疤感，因為在十七年前那也是一次絕食，最後引起那麼大的，他們所謂的原來叫暴亂，後來叫風波的事件。
其次就是這一次活動的發起人是高智晟律師，高智晟律師本人在對於中國的維權領域有相當強的影響力，一呼百應的影響力。而且在我們被抓的前一天，我們剛做了安排，排定的是第二天十省聯合絕食，是第一次，原來都是每天兩個人、每天兩個人，這次十省，每個省兩個人；已經在我們的商討中有把這個蔓延開來、擴展開來的趨勢。
所以首先來講，政法系統…. 政法系統本身就是非法的，本身凌駕於法律之上；他們就這個基礎上來講他們本身是一份工作，其次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所以在這方面一定要想出辦法來遏制這次絕食行動的向前發展。那麼當時高律師在網絡上公佈的這個組織者，就是三個聯絡人，他自己，還有齊志勇和我，那麼在他沒有回來的時候，主要就是我和老齊在北京這邊接聽電話、羅列名單、排定日程。
2月16號那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的人到這裡來的時候，他們的意念就是很明確，我跟齊志勇先生，就是說針對高智晟律師的人質，我們被抓起來了，他們想用這種性質給高智晟律師一個下馬威：你是組織者，我把你的左膀右臂都給砍掉，讓你沒辦法進行。
而且這也可以殺一儆百－－你們繼續在北京的話我們也照樣抓你。全國各省那些參與絕食的老百姓，尤其是普通公眾的話，對他們來講，警方認為這是一種震懾，所謂殺雞給猴看吧！你一天不停止絕食，我們一天就不放。我覺得當時，至少在那天，我個人的感覺中，他們幾個氣勢兇兇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記者：最後想問一下，您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包括您過去一直從事的愛滋活動和絕食等等組織方面的活動。
胡佳：愛滋病的工作依然會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我離開了我那個心愛的組織，那麼下一步我怎麼樣去從事愛滋病的工作，尤其是愛滋病中最敏感的人權啊這方面。
記者：您是被迫離開了您創立的組織是嗎？
胡佳：它叫“愛源”。因為只要我在那裡面，那個組織永無寧日，它裡面所有的志願者呀、合作伙伴啊，甚至包括一些感染者，都受到了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國保部門的威脅，比如它募集資源的時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各種各樣的騷擾來自於各個部門，我只好離開這個鍾愛的組織。
那下一步的話，我依然會從事愛滋病。他們愈是這樣壓制我，愈是說因為你從事人權的工作，因為從事了所謂敏感的工作，所以我們才要打擊你，那我愈要從事那樣的工作，因為證明我選對了，激到他們的痛處了，這個事情我會一直從事。
至於說怎麼具體去搞的話，我正在寫計畫，因為比如說我會需要有新的合作伙伴，然後還要募集新的資源，到下面去做那些最明確的，比如支持那些感染者去打官司，還有把一些人權侵害的案件反饋出來，到那些最敏感的，沒打開的所謂黑洞地區去調查，這樣一系列的工作。
在此之外，比如說這一次的話，我會想辦法能突破這個立案方面的障礙，我會想辦法去立案起訴北京市公安局，這是近期的。遠期的話，我想跟高律師他所做的這些維權方面的事情，我們會在一起相互的深入的去探討：哪些活動能在中國大陸開展，而且這些活動能切實的、按部就班的推進中國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建設。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