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9日讯】一．“这充满活力的身躯，应该有一个浪漫的、充满诗意的青春!”
五七年第一次听到刘宾雁先生的名字，我还是个八岁的孩子，只是依稀地感到他是一个妖魔鬼怪般的大右派。七十年代初期，再次接触到这个名字是通过一本内部读物，《苦果》。这是一本英国人编辑的，选编记述五七年前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情况的文集，副标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其中选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那时刘宾雁和王蒙对我们这些刚刚懂事的少年人来说，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共产党社会也是如铁打江山。我根本不会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共产党集团能够崩溃，也没有想到日后能够认识刘宾雁先生，和他共同反对残存的几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但是就在那本集子中，刘宾雁先生和王蒙的文章，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的文章相比，我觉得是苍白的。
稍后更多地知道刘宾雁先生，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事情。那时我的思想已经走出了共产党社会，所以虽然我不时看到刘宾雁先生的文章，看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纷纷扬扬，并且经常听许良英先生提到他，但是我并不很以为然。由于我早已经彻底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因此我不认同他对社会、对共产党以及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八九年后，我甚至经常在文章中把他的观点当作具有典型意义的肤浅观点批评，例如他对他成为右派以前的“共产党的肯定”、“对刘少奇以及其他一些所谓温和、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我把刘宾雁先生归于和体改委中的那些人一样，是在党内斗争失败了之后，逃出来的另一类“共产党”人物。坦率地说，我没有他们那种对共产党的感情。
真正认识刘宾雁先生是很晚的事情。九九年，因为组织六四纪念活动，邀请刘宾雁先生和郑义到德国来，第一次见到并且认识了刘宾雁先生。那一次见面，在观点上仍然没有使我们接近多少，反而似乎渐去渐远。但是，在性情上，我们却接近起来。刘先生的宽和、多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思想上虽然有很深的共产党气，但是，他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导师”作风，在人性上没有那么多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依然是一个充满情趣和人性的人。
我不相信这是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活所致，因为有比他老的，也有比他年轻十几岁，甚至二三十岁的人，同样到了海外十几年，除了政治上变得激烈地反对所谓“共产党”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改变。所以，在我看来，即便退一步说，流亡生活改变了人，流亡生活也只能“恢复”那些本性中有这些东西的人。刘宾雁先生，是一个天生富有人性的人。
对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不是一个除了政治什么都不能谈论，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爱的人。我和刘宾雁先生、诗人多多在汽车上，在家里谈论最多的是生活。由于我太太还学文和我是第一次见到刘宾雁先生，他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他端正的相貌，巍巍的身材，以及眉宇间洋溢着热情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太太不由自主地就说，刘先生，您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漂亮吧？
真的，这就是刘宾雁先生的过人之处，他一下子就会把你的想像力激发出来，一下子就能够使你想像到，这个生命在年轻的时候的活力和魅力。我自然而然地就问他，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女孩子被他吸引。对此，他天真地笑了，笑得那么真情。我们于是也从欧洲各国的风貌谈到各国女孩的不同。
我对刘宾雁先生说，我这一辈子倒霉，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到了一个极权文化思想的诞生地。我忍受不了德国知识界那种对国家机器、权力机构的崇拜，忍受不了那种僵硬、没有想像力的气氛。在这种空气中生长的德国女人，脸上的线条和面部表情永远是僵硬的。我记得此后第一次踏进巴黎，尤其是踏进布达佩斯时，最深的感受就是那里的姑娘们的脸上充满的光明、欢悦和美好。刘先生说，他五十年代中期曾经作为政府的一个代表团成员到匈牙利去过，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和代表团接触的匈牙利姑娘对他们非常热情。
我从刘先生的眼神中看到了甜蜜。想像力也立即长上了翅膀。遥想刘先生当年，五十年代中期，正当三十，生命力最强的时候，人已经接近成熟的时候，对女人最有吸引力的时候，风流倜傥、雄姿英发。我想大约那个时候，刘宾雁先生也是身穿蓝色的中山装制服，对那些像太阳一样灿烂的匈牙利女孩口嚼革命词句，可就是这样也挡不住他的魅力。我对刘宾雁先生开玩笑说，应该肯定说有匈牙利女孩爱上你了，您当年是不是也差一点“和了蕃”？刘先生开始环顾左右而言其它了。但是我却继续想像下去。那是刘先生誉为最好的年代，然而刘先生敢于随便去爱吗？他“搭乘”党的“车”到了匈牙利，似乎贵为人上，可他有自由吗？那个时代，作为平常人，他已经不能自由出国，自由迁徙、自由调换工作，作为代表团成员，他不敢随便讲话，更何谈“爱”字。
这充满活力的身躯，应该有一个浪漫的充满诗意的青春，可这样一个生命被革命，和他自己参与制造的文化和制度黯淡了、毁灭了。他居然还满意地回忆五十年代初期，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说那时如果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走，中国就好了。
二．“我们说它暴殄天物，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我最不喜欢和他谈的就是政治，政治使我们陌生遥远，而对生活的体会和爱使我们接近。然而无论分析什么问题，我却又不得不接触政治问题，因为生活在共产党社会的人无法摆脱从你生下来就打入到你的血液中的这个政治毒液；因为，它正是刘宾雁先生参与缔造的极权社会最独特的特点，这也是这种极权专制和中国传统，乃至一切传统中的专制最根本的不同点之一，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特点。也就是为此，我和刘宾雁先生接触时最愉快的就是，我们可以不谈政治。
对此，每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应该深有体会，这的确已经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几个中国人凑在一起，很快就转入政治题目。而更有甚者，我曾经和一位八九年因一时冲动而住进监狱，然后才偏离了那个社会并步入民运的人士有过几天的连续接触，他居然连一分钟都离不开政治。每当我们其他几个人说笑，欣赏风景的时候，他就或者是沉默，或者是突然抛过来一个政治问题。不仅如此，他的语言、甚至文章，直到如今，还是这样，任何东西到他那里都立即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大而化之的政治性的口号标语。我想，离了政治，离了“民运”，他大约无法生活。
把一切政治化是当代共产党极权社会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这个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使得人们无法正常理解生活。它甚至成为一个梦魇，缠绕着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在国内的一位亲友，是位教授。他其实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工作者，然而，即便是每年过年、过节的电话也是开门见山地谈论政治，国家形势。而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是典型的中宣部的那一套，毫无新意，假大空，但是他谈论得非常得意，这使我们感到，他和那位民运人士一样，他们的这种谈话方式，也可以说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被迫的”，而是已经真的渗透在血液中，是自发地喷涌出来的。
这种“关心政治”是典型的共产党思想文化，而绝非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传统中虽然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中国文人和民间却也有崇尚清谈，琴棋书画、饮食男女。只有共产党文化，由于他们一贯崇尚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所以从来是政治统帅一切，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一切围绕政治。这在现今中国依然是如此，开放是为了政治，经济改革是为了政治，办奥运会也是为了政治。笔者曾经在纪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到，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就是政治。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很典型，你甚至到了海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躲不过令人厌倦的政治。
所以令我惊奇的的确是，我居然还是能够和深陷政治漩涡的刘宾雁先生不谈政治。那一年不多的接触，我们在汽车上，在会议休息中，在家中，谈了不少家长里短，谈社会的风土人情，谈女孩子的特点，谈人间的是是非非。这说明刘宾雁爱生活过于爱政治，说明刘宾雁保存了更多的人的内容。
然而更令我惊异的是，七十五岁的刘宾雁先生，对女孩子们的各种魅力，仍然保存着新鲜敏锐的感觉。这是生命力的象征，我由衷地佩服他，不知自己到了七十五岁是否仍然会有如此的激情和冲动。与此同时，我心中也有一缕悲哀，不由得想到，这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家，然而，他却居然一辈子从来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文学活动。他虽然担任过不同作家组织的主席，但是平心而论，我觉得他对文学的理解过分狭窄。革命和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了他，文学在他那里，过多地染上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那种思想，除了和现实的关系，就是和政治的关系。他轻疏了文学和人性的关系。其实就是在中国文学中，文学也是远离现实和政治的，因为感觉敏锐丰富的文学家，大都厌恶，并且远离尘世间的生活，对尘世间造成的阻隔、不真、丑恶感到绝望。
在那次接触中，我直截了当地对他居然仍然保持了年轻的感觉和活力的表示感叹和佩服。刘宾雁先生说我，这个小子，一口一个刘老师地叫着，可就是没有正经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才是最正经的生活，那些政治问题，那些社会问题，都会过去，这才是永恒的、正经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被逼得走向这条为了真正的生活而不得不问政治的路。我们的奋斗、努力，是为了摆脱这一切。假作真来真亦假，那个变态的、畸形的专制文化，已经把我们彻底地改变为不辨真假，失去了真正生活的口味。
政治毁了刘宾雁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我要说的不是被整肃，而是最一般、最平静的生活都是被异化了的，被毁灭了的。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我们本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本可以更多地享有生活，更多地享受生命，作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这种共产党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生活，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卷入政治，毁灭了我们的生命。就以刘宾雁先生为例，如果没有这种最近一百年来左派文人，思想家，革命家带来的共产党文化，他的生活会更加丰富、灿烂。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像契克夫、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家，为人们留下不朽的著述，他也可能像司汤达那样为我们留下写入小说的浪漫的一生。但是，现在，他流亡，远离故土、亲人，他不停地谈论政治，而不能展开他那丰富的人性，展示他男人的一面──对各种风情的女人的爱，展示他对文学的感受──对不同艺术的灵感。
对此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这种共产党的非黑即白的文化，这种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只有自己代表真理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这个世界会更丰富，更和谐，人也会更具有人性，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更近。
如此一个充满人性的人，如此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人，却没有正常的文学认识，这是时代的悲剧，这是共产党文化对人的异化和残害。我们说它暴殄天物，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三．“他敢于像一个文学家那样去爱、去追求、去体验吗？”
极权主义毁灭了人性，这不是抽象的一句话，不是宣传标语，它其实活生生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每一个进程中。极权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它的政治统帅一切的文化特点毁灭了，或者说扭曲了中国几代人，我们无时无刻地不在体验着它。
然而，刘宾雁先生似乎却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他虽然反对暴政、人间的不公正和罪恶，对这种人性的异化，却不仅早期参与缔造，到现在也还是经常有意无意地歌颂。
一个人居然歌颂毁灭了自己真正生活的东西，这真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这一点上，我无法和刘宾雁先生相通。我痛恨共产党的不仅是那些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迫害，而且还有那强加于我们的最一般的生活，专制文化，也就是那种没有自由，没有想像力，教条的生活，牲畜的生活。在这方面，到五十年代中期前后，访问匈牙利，和被匈牙利的姑娘的热情所燃烧的刘宾雁先生青春的生命，虽然也许依然在无意识地抵抗共产党带来的没有人性的文化，但是实际上，“革命”和“社会”已经基本上毁灭了他的生活与生命，就是没有五七年那场浩劫，用他自己说的话来说，他是十二级的共产党高干，可他敢于像一个文学家那样去爱、去追求、去体验吗？他能够自由的生活吗？他敢于冲破蓝色的制服，显示自己男性的体魄，男性的精神，去爱那个阳光灿烂的匈牙利女孩吗？就是中国走刘少奇的路线，他也不敢，他的人性仍然是异化的！
会相面的人，常常也说，相随人变，如果没有五七年那场浩劫，我闭上眼睛就能够想像出“高干”刘宾雁，至多脸上少了现在的热情，多了一些横肉，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碌吏”。
那个假大空的文化，那个人人蒙着面具，不能有任何思想自由，感情自由的文化，从四九年，乃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了，我绝对不会相信，他在刘少奇的统治下真的能够在生命上获得更多的内容。
“毁灭”绝不只是存在于充满悲惨的“毁灭”中，也就是，或被打成右派、离乡背井、抛弃专业、被迫劳改，或家破人亡、由于出身等而无法求学，坠落底层，而且也在成功中，在日常生活的“安逸”中。就以刘宾雁、李慎之先生这一代人为例，在他们“安逸”时，也就是在五七年以前所从事的工作，所走的道路，如今回首，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就专业还是人性上来说都只能令人痛心。而你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就是他们那时的工作奠定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精神基础，奠定了“假”“大”“空”，奠定了大批判的方法和文风。那个文化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中宣部一个部长，乃至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能造就的。相反，在教育、文学艺术、新闻领域，乃至在自然科学领域是由他们这些人直接奠立的。不就是他们，就是在被残酷整肃之后，到了文化革命，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那种最令人厌恶的党性、个人崇拜还保留在心灵的最深处吗？我想到了今天，刘宾雁先生已经对这一切有了看法，可是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反省那个社会，反省自己这八十年的生命，本来会活得更有光彩，更丰富。
四．“假大空的文化毁灭了每个人的人性、感知和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
就是所谓“成功”，其中也渗透着“毁灭”，要想较为清楚地看到这点，或需要时间的砥砺，或需要跳出眼前的尘世的喧闹。在这里，我愿意以目前在西方取得很大成功的谭盾和张艺谋为例，做稍微具体的解析。在他们沉浸于尘世的“成功”的时候，我常常为他们感到悲哀。
这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们非常机巧地玩弄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形式”，在商业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并且挟着这个商业成功进入艺术和学院的殿堂。
和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格奥尔斯基（波兰作曲家）等艺术家相比，他们在艺术上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由于在他们的作品和人格中，人们看不到一般知识分子、艺术家因为自由和人性而必然和专制产生的冲突和痛苦，因此，对于他们的“成功”，人们肯定要问，共产党社会真的能够造就正常的艺术家，和他们共生共存？是谭盾和张艺谋掩藏了那种艺术家固有的痛苦和冲突，还是他们的“人性”冲动和对艺术的理解使他们没有感到如肖斯塔科维奇，乃至贝多芬等艺术家所感受到的艺术和现实，艺术和社会的剧烈冲突矛盾？
仔细检索谭盾和张艺谋，具体地把他们和东欧共产党社会曾经出现的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例如肖斯塔科维奇、格奥尔斯基对比，你就会看到，这是两个被共产党文化毁了、异化了的“天才”。
对他们身上的共产党的假大空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痕迹我有过很直接的体会。我曾经在德国埃森出席过谭盾一部作品的首演，演出后并且举办了和听众对话讨论。谭盾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古典音乐是否死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终生受一元唯物论教育的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极权社会中所习惯提出的的“大”问题。它“大”到要划时代。但是，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你首先无法说清究竟什么是古典音乐，马勒，理查德•斯特劳斯的作品，勋伯格、巴托克的作品是古典音乐，亦或不是？肖斯塔科维奇是古典，还是现代？
其次，何谓死了？艺术形式是表达人的感受的，不同时空当然需要不同的形式，很多时候有些形式经过一度沉寂之后可能还会被借用、甚至演变转化，由此创生新的形式。就以在谭盾这部首演作品种有很多模仿痕迹的波兰作曲家格奥尔斯基为例，他一直是个现代作曲家，然而他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第三交响乐，以及为波兰团结工会被镇压而写的另一部无词音乐作品，却是非常典型的古典音乐。因为他感到无法用其它形式来表达。只有习惯于教条的一元论发展观的人才喜欢提“死不死”的问题。
最后就是，这是一个空的问题，这样的讨论和探讨关注的将只会是形式。聪明的谭盾的确也涉猎，并且非常机智地模仿了当今世界音乐家们在音乐上曾经尝试过的各种形式。但是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一位移居德国的俄国作曲家对笔者说，他没有看到谭盾作品中有任何新的东西，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提出古典音乐是否死了的问题。
谭盾经常说，他感到自己是贝多芬在东方的转世，但是，转世的是什么呢？如果就是如谭盾所常说的，古典音乐死了等，那么他所关心的，所谈的就又是一个假大空问题。
贝多芬等音乐家并没有想划时代，他们首先是一个个人，他们的感受是在和现实生活的冲突中，而非在表演成一个“大音乐家”中。谭盾（张艺谋亦然）却并非如此，他为了“创新”，玩弄尽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各种形式，从各种民间乐器，发声工具，到摔盆、摔碗、撕纸，嚎哭叫骂，很多时候也确实玩弄得让人叫绝，但是，却就是没有中国人最深的人文情怀、文人精神。笔者以为，如果没有中国人文文化中的那种典型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也就是没有屈原、蔡文姬、杜甫那种肝胆撕裂的痛苦，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那种痛彻心髓的感受，是不可能理解表现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不是能够随意被人玩弄的！时下西方人虽然无法直接接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不得不面对被共产党文化异化的不肖子孙给他们端来的“形式”，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人类的另一种追求和感受，所以，如同我们中国人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一样，穿越这种市场的贩卖叫嚷，西方人肯定会透过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式的假大空迷雾，越来越接近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对天、对人的关怀。
而对于谭盾和张艺谋的作品，人们要问的也是，作为个人的谭盾、张艺谋在哪里？他们的爱、恨，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在哪里？如果他们的感受，他们对感受的开掘不能够超出常人，那就和贝多芬不可同日而语，对技术和形式的玩弄至多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匠人”！
我深深感到，和刘宾雁先生一样，谭盾和张艺谋是两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正常社会，他们会取得很多真正的，能够放得住的成就，但是，假大空的文化严重地侵蚀了他们，不仅是灵魂，而且还有技术。他们无法感受到肖斯塔科维奇和格奥尔斯基的痛苦，这甚至使我感到，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一般艺术家感受生活和社会的能力和感觉。在所谓“成功”中隐藏着的“被毁灭”是更为悲惨的毁灭，因为有一天他很可能会突然觉悟，他本来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有能力如李白、杜甫，如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但是却只是喧闹了一生。
渗透在共产党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主义的，假大空的文化，实际上毁灭了每一个人的人性，每一个人感知、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
对于这种文化和政治，我以为刘宾雁先生无法否认，刘少奇等人和毛泽东，乃至现今的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没有区别；他也无法否认，他曾经协同建立这种文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他只看到在政治上毁灭了国家民众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这种涉及社会更为根本问题，影响更加长久的文化灾难，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的更丰富的内容，更美好的格调被外界，也被他自己毁灭了的悲剧。
作为曾经是作家协会主席的刘宾雁先生和谭盾等人一样，对于文化，以及个人对生活、生命的感受探索不多，更多地关心的是政治，所谓“大”的时代、社会问题，然而，尽管如此，对于刘宾雁先生来说，虽然他和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等共产党社会的艺术家不同，但他和谭盾和张艺谋也不同，在很多方面刘宾雁先生和专制社会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检讨这种不同，对我们理解艺术，理解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刘宾雁先生，从一个充满热血、人性的青年走向革命，变成一个革命者，变成专制机器的一个部件，而且是一个高级部件，参与制造极权主义文化和社会，最后同这个他自己参与缔造的社会产生冲突：壮年身陷地狱，老年背井离乡，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而不能像张艺谋们一样，安身于即得的名利中呢？
五．“西方国家的人文传统，没有中国那种屈原以下越发不可收拾的‘民’‘国’情怀。”
促使刘宾雁先生能够从共产党文化和社会走向另一条路的就是他那诞生于二十年代，成长于前半个世纪，那个还不知道假大空为何物的时代和社会给他的人性，中国传统文化给他的情怀、精神。和刘宾雁先生接触，使我感到，他是一个一半中国文化，一半共产党文化，些许西方文化的集合。促使他能够不断出来讲真话的是中国文人传统，西方知识分子精神，这其中包括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忧国忧民情怀。只有二三百年历史的西方国家的人文传统没有中国那种发微于三皇五帝夏周，屈原以下及至王国维越发不可收拾的“民”“国”情怀。八十岁的刘宾雁先生，流落他乡，关山万里，进亦忧、退亦忧，念念不忘“国”与“民”，但是四十多岁的谭盾张艺谋，灯红酒绿，却很少这种忧怀。共产党极其成功地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这就是这两三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主流和刘宾雁先生根本不同的地方，越来越多地人被彻底驯化和异化。他们既缺少做人、做艺术家、诗人和学者最根本的冲动和追求，也没有屈原以来中国传统的文人情怀。
一个畸形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
一批被豢养的，具有不同性格的畸形动物。
时下表现尤为甚之。文化革命的大棒没有做到的，改革的胡萝卜做到了，其中除了阿谀逢迎者以外，居然还有安于专制、寄生于专制，没有任何痛苦感觉的自誉为异议人士的一类。
我认为，刘宾雁先生推崇的刘少奇强加给中国的道路也是这种道路，因为刘少奇在极权专制方面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像邓小平一样，是一个实用的极权主义者。
但是，对我来说，更为可悲的是，我想刘宾雁先生也许并不这么认为─他具有我所说的上述中国文人传统，因为我曾经在赞誉和他年龄相仿的另一位先生的时候，认为他从年轻时代开始的那种对国家关心的精神来自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不料他说，他身上没有中国影响，所有好的都是西方的。一位为德国报纸撰稿的中国记者朋友，为此大大地嘲笑了我一番。
对于中西知识分子的这种不同，我是在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的。只有二三百年国家历史的西方，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屈原那种国家民族情怀。个人追求、宗教情怀，的确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报国报民，却确实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产物。这在流亡的知识分子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东欧流亡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他们到了西方没有陌生感，对故土也没有那种海天愁思的惆怅茫然。其实无论就文字起源，还是宗教上，人种上，他们和西方都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也无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和原来文化的血缘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退而仔细思索之后，我才明白，卫慧，《上海宝贝》一类书，那种盲目，甚至指鹿为马地崇洋媚外，原来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时代根源的，原来是五四以来，口号性的全盘西化所带来的副产品。我这样说，并非无的放矢。例如我的德国朋友常常对我说，白人的皮肤非常粗糙，远不如中国人的皮肤细腻。德国的电视上也曾经多次揭露，那些到非洲和亚洲逛妓院的白人男人、甚至女人，常常是贪恋那里男人和女人的皮肤和体温。一些刊物甚至说，一个西方人一旦和中国人有过体肤接触，就再也不能容忍西方人粗糙的皮肤，高半度的体温，中国人有着绸缎般的皮肤。这使我一下子理解到，我们的古典诗词中有冰肌玉肤、勾云抱雪，而在西方的两性爱情描写中却从来没有过这种描述。但是，现在这种感受竟然破天荒地从这些中国女作家笔下臆造出来。“白又亮的酮体”、“闪闪发光”、“散发着金色”的“细腻”的皮肤，简直是天方夜谭！
想来也悲哀，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努力的结果，摧毁了传统文化，摧毁了中国的人本基本价值观念和人们的自信心后，居然结果是这么一代《曼哈顿的女人》、《上海宝贝》。
然而，刘宾雁先生这一代人虽然从事了摧毁下一代人的工作，前代人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品质，修养却仍然保留。
时代在每代人身上都会造成局限，但是追求精神和做人的品质却超越时代永存。我虽然不同意刘宾雁先生的很多看法，然而对于八九年后，这十五年来，刘先生对民主、自由所表现的执著、投入，做人的不阿，实在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觉得小他二三十岁的人不如他，和他同辈的人中，他也是佼佼者。他的名气、他的影响使他当然有可能和那些发民运、人权财的人一样，生活舒服、买房置地，他也可能和与他相仿的那些人一样，或投靠台湾的政客，或投怀于美国的政客，过更显赫豪华的生活，但是，无论在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是现在，刘宾雁老师还是刘宾雁老师，他孜孜不倦地笔耕，生活一般。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
在和他短暂的接触中，我居然和长我一辈的刘宾雁先生长时间的闲谈人性的弱点，对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的感思。我深深地感到，他自己一直在追求，也永远没有离开最热烈的追求生活和真理的人，或许正因为此，他身上没有那种“自命清高”，没有那种做作的，甚至掩饰自己的软弱、胆怯的“革命导师”作风。
六．“刘宾雁先生八九年后走向这条道路，有道德和智力的原因。”
记得我在和一位仍然在国内的朋友谈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表现，他对四十年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追随毛泽东、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感到不解，为什么那么明显的问题却迟迟不能看到，难道除了道德原因，还有智力原因？对此我的答案一向是肯定的，也正因此，我推崇胡适、陈寅恪、及洪谦等西学和中学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而对顾准、李慎之迟迟不能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中跳出来，不能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彻底反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批判性看法。对于刘宾雁先生八九年以后走向这条道路，和他身前和身后的知识分子分手，我认为，也有着道德和智力的原因。
带着共产党社会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思想框架，刘宾雁先生最后却能够和共产党社会彻底决裂，这使我再次看到，即使对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来说，也还是有基本的道德和道义准线。任何一个保持基本道德标准的人都不可能平安地在共产党统治下持久生活。这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生活中无所不在，例如，你不可以随便杀人，对杀人者不能够沉默，对于鱼肉百姓、贪污腐化，你应该谴责，对于事实你不能够说谎。对于如此简单的几点，我以为，一个生活在共产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保持沉默，也就可以了。因为不能苛求别人为此去承担、牺牲。对此，我也当然知道，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共产党社会，正如同胡适先生所说的，是连沉默也不能允许的。然而，从五十年代以来，问题却是主动歌颂那些暴行，不甘寂寞、寻找问题去对他人进行大批判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刘宾雁先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脱颖而出”，开始了坎坷的一生的。他五十年代在桥梁的工地上，七十年代末期人妖之间，以及八九年对大屠杀的反应，都是基于这个道德底线。和我们这些彻底否定共产党及其价值思想的人不同，甚至他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和要求，对共产党的批判也都是基于这个道德底线上的。而正是这条底线使得他不断地遭到整肃，一辈子颠沛流离，使得他直到今天在很多问题上也无法和共产党政府妥协，无法在共产党社会找到安身之处。
我认为，这就是哈威尔所说的，如果每个人都为“生活在真实”中而努力，共产党社会就会不攻自垮。也就是如果科学家坚持科学的方法，商人按照经商的道德和规律，啤酒厂坚持制酒的标准和原则……人人努力认真地生活，共产党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可惜直到今天，坚持这样做的人如凤毛麟角，沉默的人仍然不多，各种类型的辩护者却非常非常多。尽管我对刘宾雁先生的很多思想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我推崇他，他的确一直努力在他所认为的“真实”中，他所追求的“真理”中生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最近十五年的国外生活。
除此以外，多年来的流亡生活还使我深深感到，一个在海外走出共产党，并坚持十五年的人，绝对不比在国内走出共产党更加容易。由于失去了整个一生所扎根的土壤，生活的基础，因此，海外的生活更为艰辛，更为不稳定，说它充满风险，一点都不为过。多年来的流亡生活也扫除了我的任何侥幸想法，每一个为真理奋斗的人，追求生活和生命的真正意义的人，肯定会有所牺牲，肯定要忍受孤独和常人没有的痛苦。这一两年，伴随年龄的增长，我则更进一步体会到，只有具备足够热情和生命力的年轻人，才敢于去国离家，投入到未知世界的追求中。但是，刘宾雁先生却是在六十五岁的时候，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从此，他不再是那个一体化封闭社会的享有各种特权的高干，或者高级知识分子；从此，他要为自己的生存考虑，要为自己的明天担忧。我相信，他肯定有各种投降、妥协的可能，也有各种机会返回中国，然而，他居然不仅在精神上承担住了，而且在还在海外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能做的贡献，坚持下来。在此，我不得不说，走过八十年生命历程的刘宾雁先生，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之中，巍然屹立。
我们每个人都有时代打在自己身上的烙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力和生活的局限，但是，只有人性，只有对自由和爱的追求是永恒的！相通的！
人生中还有什么比我们这些风雨同舟的人的情意更重的东西！
值此刘宾雁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我愿意奉上这篇文字，向在艰难中用自己的生命抵御命运的刘宾雁先生，表达自己的深深的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2004-10-27，于德国埃森
作者简介：仲维光，一九六一年到六九年在北京清华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此改变了他整个生活。从第一个红卫兵在清华附中萌芽开始，他就和郑义等人成为这个红卫兵的主要反对者。一九六九年，他放弃了分配在北京工作，为了能够自由成长而到吉林洮安县插队。在插队期间开始自学哲学，由于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认识论基础，七零年转向近代洛克、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思想，并且同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和外语。七二年，返回北京后先后在北京八十六中和二十九中担任物理教师。因为身体重病，而在七八年不得不放弃自学，考入大学继续学习物理，八三年考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近代物理学思想史许良英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八八年到德国，后在波鸿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处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问题。九十年代中期后作为自由思想工作者，继续研究当代极权主义思想问题，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其它当代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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