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士超，号上达，是广西桂平人。他生于嘉庆年间，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四位皇帝统治期间，一直是广西一带颇负盛名的良医。

他自小就聪慧过人，能熟读儒家经典，并能体会出其深刻的内涵。但因家中贫困，父母无力供他考取功名，于是他以悬壶为志，从此投身方技之学。

程士超十几岁时去广东游历，本想寻访名师，却久无所遇。当他折回广西，一路西行到桂林时，便遇到了自此教他医术、并使他在医术上受益终生的恩师朱易。朱易本是江西人，他的老师正是清代有着“医圣”之称，不仅“通禅理”，还精于黄白术的神医喻昌（字嘉言）。他尽得师父真传，其医术也不同凡响。

程士超拜朱易为师后，每日都不敢懈怠，只要师父出诊，他就跟随在侧，仔细地观察、认真地记录。晚上回来，他也顾不上休息，继续捧起远古的方书勤学苦读，用心地去领悟其中的医理大道。

后来，师父带着他回到了桂平，让他为自己的父老乡亲诊病疗疾。朱易人品贵重，医术颇高，桂平一带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礼敬有加。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朱先生”。十几年来，师徒二人的悬壶之德已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朱易手把手教自己的爱徒行医、配药，使他医术渐长，最终也成了为人所尊崇、敬仰的一代名医。

尽管程士超的医名已传遍十里八乡，可他仍在埋头苦学，想不断在医术上寻求突破。除了将师父亲授的医理、医术熟记于心、应用自如，他还尝试去借鉴明代时颇受嘉靖皇帝赏识，后被封为太医院院使的著名医家薛己（字新甫，号立斋）以及因善用熟地黄而被后世称为“张熟地”的名医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的疗疾、用药之法。

后来，在遇到不同的患者时，他就不会照搬古方，或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凭借自己的观察和诊断来对症下药。多年来，无论是外感于“六淫”（指风、寒、暑、湿、燥、热）还是内伤于“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的病人，只要服用了他配的药，就能药到病除。

道光年间，贼寇四起，朝廷调了贵州的一支军队进驻桂平。没过多久，将领、兵士们都纷纷染上了疫病，且久治不愈。当时，掌管军粮的一位官员经多方打听，找到了程士超，并请他去医治。他不负所望，很快就把军队里的病人都治好了。而那位官员也因此立了功，被皇帝加封为六品官员。后来，洪秀全在桂平起事，当时的县令李孟群也加派军队增援，可士兵们还未上阵就得了疫病，于是又把程士超请了去。他跟着军队一路奔波、救治患者，直到士兵们都康复了，他才离开。当此事上奏到朝廷，李孟群也被升了官。

咸丰五年，陈开攻占了桂平，并在此建立大成国，自立为王。程士超处乱不惊，依旧在家中潜心钻研医术、整理医案。他将平日里开出的药方以及治病时所积累的心得、经验都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最后编辑成册，着成一书。

朱易仙逝后，程士超很挂念他。他时常想着，行医与做人一样不能忘本。在他著书立说时，更是时时感念师父朱易多年来的指点与教诲。于是，他以朱易的悬壶之号“星洲”为名，将自己亲手编纂的医书取名为《星洲实录》。

同治七年，清代名臣鹿传霖的姑母突然得了脑痛之症。她年纪尚轻，但喝了很多补药也无济于事。时间久了，她的肚子也开始大起来。看她面色红润，且很久没来月信，来看过的医生都认为这是怀孕的先兆。可程士超诊脉后发现，病人肚子大是因为补药吃得太多，导致身体无法吸收，于是都积存在腹内。只要把药物残渣清理出去，腹胀的症状就会消失，月事也会再来。后来按此方医治，果然如此。

至于病人的头痛症，他认为不是服药所能治好的。他让病家铸造了一个金枕头，让病人枕在上面。等枕头逐渐变黑，他便叫来匠人，用火烤的方式将黑色物质褪去，再让病人继续枕。这样重复了三次后，那病人的头痛症就彻底消失了。鹿传霖见识了程士超的医术，立即手书“神同和缓”四个字，称赞他的医术就像秦国的两位神医和、缓一样出神入化。

那时，广西富川县县令焦肇骏自吸了鸦片后，就患上了水肿。治了一段时间，可症状越来越厉害，最后连鸦片都吸不了了。医生们又是给他开汤药，又是将名贵的龙肝研磨成粉，敷在他身上，但怎么都不见效。程士超看后，只是给他发了发汗，然后又调理了一下脾脏，他的病就好了。焦肇骏亲笔给他题了“十全为上”四个字，夸他是来十个患者就能治好十个的最上等医生。

因超凡的医术，程士超在当地的官宦、乡绅中一直都很有名望，几十年来收到的匾额、题字远不止这些。光绪十三年，他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四岁。儿子兆麟自幼得父亲所传，后来着书立说，“发古人所未发”，也成了被载入清代医史的一位名医。

参考资料：民国九年《桂平县志·纪人》@*#◇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