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1年06月12日讯】最近几天，江浙地区的学生抗议活动引人关注，原因是中共要把独立学院降格为职业本科，但是，学生们拒绝文凭被贬值，为了生存和前途，被逼向校方讨个说法。大家知道，在“过度竞争”的大环境中，大陆一些年轻人选择了消极退出，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些还在校园里的学生们却不甘愿“躺平”，而是选择了反抗。

虽然目前，浙江、江苏两个省的教育厅都宣布，暂停独立学院的合并转设工作，但是翻翻历史就会发现，其实早在2014年，中共教育部就放出话来，中国1200所普通高校，要砍下去一半转成高等职业学校。所以，这件事将来还可能再起风波。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推独立学院转设呢？学生和校方冲突的焦点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大陆教育的话题。

大学生抗议普本转职本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次的江浙学生抗议事件。从报出的消息来看，是因为前段时间，江苏、浙江的多所独立院校突然开始推进转设工作，简单说，就是把普通本科换成职业本科。不过，推进工作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抵制。

6月4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学生率先在校园抗议，随后，江苏省多所院校的学生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不出所料的是，学校的解决方式就是镇压，大批特警直接冲进学校，阻止家长们进校声援，同时也阻止学生上街游行。从网上的视频看到，当时发生了肢体冲撞，许多学生受伤，据说，还有一些学生失联。

不过，学生们的抗议似乎有了效果，最终，江、浙两省的教育厅都宣布，暂停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的合并转设工作。

这一次的学生抗议，中共省教育厅虽然做出妥协，但很多观点都认为，中共原本就是想拿江浙几所大学先试试水温和反应，所以很可能这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因为学生的抗议正赶上高考和六四敏感日，而再过几天，又是中共的七一敏感日，所以中共不敢让冲突继续扩大，但可能会在秋后算账。

其实，关于独立学院转设的方案并不是今年出来的，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中共教育部就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里面提出了“可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

那么，这个独立学院是怎么来的呢？早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中共为了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很多大学开始疯狂扩招，许多本科学校纷纷成立了收费高昂的独立学院。

虽然事过境迁，中共教育部最终放弃了饱受诟病的教育产业化，但是现在，对这些前一波政策中的产品，中共又有了新的想法，要开始推行“教育改革”，打算取消这些独立学院了。

虽然中共做出一个决策是非常容易，但是独立学院这些学生的利益却受到了冲击，这些学生原本是以超过本科录取线的成绩入读的大学，还比公立学校的学生交了更多的学费，但是现在，自己正在上的大学突然宣布说，要变成职业学院了，那么这些学生，首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学历贬值，另外，还可能会影响到那些打算考研究生、考公务员的学生们。所以，这也就成了这一波学生抗议的导火线。

什么是独立学院与职业本科？

那么，中共为什么着急整顿独立学院呢？

我们先说，独立学院和职本大学是怎么回事儿。独立学院是由知名的公立大学和民间资本、机构或者个人合作，在校名前挂名公立大学校名，但实际上是独立运作的一种教学方式，而且一般学费还更加昂贵。

例如，1999年成立的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就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创办的，官网上说是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

这些学院虽然学费比普通高校要贵，但因为大多数录取分数线偏低，而且毕业证还会挂上名牌大学的名头，所以很受学生们欢迎。

那么普通本科和职业本科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概括，就是普通本科学术性强一点，和具体工作的对口性没那么强，但工资起点高，职业成长性好。而职业教育应用性强，工作好找，但工资起点低，涨得也慢。

职业本科比大专稍强一点，但是比普通本科却差不少。比如，职业本科的文凭不能报考公务员，考研究生要多加两门笔试，部分院校还不收。而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找工作，很多公司都把职业本科当成职业学校的学生看待，很多时候连简历都不看，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当然也很难让学生接受。

有独立学院的学生说，为什么选择独立学院，就是因为独立学院前面的校名所代表的高校师资和教育水平。这可能也代表了一些学生的心态。所以，如果把独立学院转了职业本科，首先校名可能就会变成“某某职业技术大学”，另外，可能还会面临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因为师资也存在变动的可能。

还有的学生想得更远一些，认为如果学校改名或是关闭了，还会存在一个校友认同的问题，在多年以后，会发现自己是毕业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学校，一段青春，就留下了无处缅怀的遗憾。

过去，中国教育一直在强调一点：那就是，高考是普通中国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鲤鱼跃龙门”的形容，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普通年轻人。在中国教育中，分数一直是所有家长、老师、学生都看重的东西，因为分数能决定你是否能上名校，是否能拿到优质的学历。

但就是这条唯一的出路，也未必就是公平的，如今，对文凭的重视，让高等教育重新成为权贵和中上阶层的垄断工具。在大陆，更好的工作机会可能会被更有权势的阶层把控了，或是优先得到，而没有背景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的企业，无奈之下，就只能再去考更高的文凭或是公务员。

现在的情况是，大学相对好上了，但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能否拿到一个含金量更高些的文凭。这儿有一组数据。在2019年的时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岳昌群，曾经对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过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从中位数来看，专科生为3,000元，本科生为5,000元，硕士生为8,000元，博士生为12,000元。此外，学生们的薪资收入，根据毕业学校、就业地区、行业、工作单位及职业类型等不同也存在差距。

所以，再看目前江浙学子的抗争，也就不难理解了，选择独立学院的学生，本身就是希望学历含金量能高一些的，但是现在，突然文凭反要缩水，自然会有一种竞争力在减弱的压力，因为他们现在的文凭，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将来的生活。

教育“内卷”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各行各业都开始“内卷化”，教育行业也不例外。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陷入焦虑。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77年，中国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有570万人，实际录取的人数只有27万人，录取率不到5%；但是自从1999年开启大学扩招后，二十年的时间里，高校录取率从1998年的36%，上涨到了2019年的80%。从对比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数字增长得有点惊人。

那今年高考的报考人数是多少呢？有1,078万，而今年即将毕业的学生人数大约是909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结果，那就是，过去含金量比较高的本科学历，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

除了本科生之外，研究生的报考人数也在年年递增。根据中共教育部2020年底公布的数据，2021年考研报考人数是377万，和2020年的341万比较，增加了36万，比2019年的290万多出87万。而在90年代的时候，硕士研究生的报考人数只有24.2万人。所以，研究生人数的增加，也让硕士文凭的含金量开始“贬值”。

那么，本科和研究生学历都带不来竞争中的安全感，怎么办？学生们不得不去考博士、或者出国留学，但是，有多少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这笔不算小的费用呢？这也就是“教育内卷化”带给大学生们的焦虑，因为他们害怕，苦读几年大学之后，还是沦为“社会底层”。

那么，近年来，中共政府不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是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将曾经的“世界工厂”，转变为拥有大量高级技术工人的制造业强国，来解决一些行业人口过剩，但高级技工人才短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共觉得现在大学生太多了，从事工人、技师、服务业等相对“低端”工种的人口不足，所以它要对教育结构做调整了。

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如今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中国的高级技术工人却仍然面临着严重短缺的问题，而且缺口高达2,200万。

那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当技术工人呢？我们从中共官网的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偏低。在一般企业，工人工资大多是在二千多到三千多元。在企业工作了二十多年到三十年的老工人，工资也就四千多到五千元之间。这样的工资水平，在今天的房价、物价、教育、医疗等成本年年攀升的情况下，要保障基本生活已是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更舒适些的生活了。

现在，中共教育部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要整顿这批学院、要搞合并转设，但转设后学生的文凭等级要降级，普通本科降为职业本科，有的甚至降为专科文凭。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的前途。

早在2014年，中共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放出话来，要把全国普通高校1,200所里的一半砍下去，600所左右转成高等职业学校。这就是普本转职本的由来，为的是在教育目标的源头上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教育“产业化”造成文凭贬值

其实，说到底，今天大学生所面临的困境，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这些独立学院是中共当年推行教育产业化的产物，而教育产业化也造成中国大学疯狂的扩招，导致如今大学生人数膨胀，文凭缩水。

教育产业化最初是由斯坦福大学提出来的，本意是将大学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此，斯坦福联合周边几个大学创办了硅谷，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作用。可是到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变味了。

中共推行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鼓吹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产品必须商品化、市场化，并以盈利为目的。

中共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的江泽民政权大搞“贪腐治国”，1998年，陈至立担任中共教育部长，配合着江泽民的思路，搞出了“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学校、老师以各种名目赚钱，发展“三产”，学费直线上涨，直接导致中国教育界乱象丛生，教师素质下滑，乱收费、权钱交易、学术腐败在大陆校园盛行，间接造成了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

《开放》杂志曾有报导说，陈至立最害人的就是提出了教育产业化政策，将中国的教育变成了交易。

而这个“高校扩招”使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猛增，远远超过了社会的需求。家长们辛辛苦苦甚至负债供孩子读大学，孩子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债务无法还清。几年前，大陆《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是，将近57%的受访人认为，就业压力的主要原因是“扩大招生带来了庞大的就业大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教育体制的恶果也在渐渐浮现。“内卷”和“躺平”这两个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当下中国90后甚至00后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也折射出年轻一代对中国社会竞争白热化的挫折感。

和那些“躺平”了的年轻人相比，今天的江浙学子们表现得是更加勇敢了，中共一直在说躺平不行，很是害怕“躺平”风潮的蔓延，但是当这些学生们站起身来生气勃勃抗争的时候，中共显然也是害怕的。

策划：宇文铭
撰文：陈思雨、宇文铭、蔚然
剪辑：曲歌
绘图：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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