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0年12月17日讯】马云10月24日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劲批中共金融当局，被戏称为当代中国经济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演讲。普遍认为，这直接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在上市倒数第二天，被紧急叫停。

蚂蚁被硬生生按了暂停键，受影响的可不只是马云。与蚂蚁同一竞争赛道的京东数科，其上市也停步于交易所审核。（中国金融科技三巨头中，只有由中国平安“孵化”的陆金所侥幸，不仅从P2P中脱身，还于10月30日晚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市值超300亿美元，成美股最大金融科技IPO）。

就在那次金融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王岐山放狠话：“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似乎大义凛然。马云“硬杠”：“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现在中国的银行还是当铺思想害了很多企业家”。

人们不禁要问：马云为什么要发表那份言辞激烈的演讲？马云自称，这个演讲内容在蚂蚁内部是有争议的，他本人也反复考虑，也知道有后果（虽然不一定预料到中共会叫停蚂蚁上市）。本文以为，总的来说，马云绝非一时冲动，也非心存侥幸、判断失误，而是迫不得已、拚死一搏。

马云在搏什么呢？搏的是习当局收紧对互联网金融的管制政策（当然，在中共统治下，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马云背后有庞大的政治势力，“政见之争”和“利益之争”是叠加的。马云演讲的动机并非仅仅限于经济）。

习当局互联网金融政策的演变

习近平2012年年末上台，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有个演变过程。从2014年到2018的5年间，“互联网金融”每年都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4年的措辞为“健康发展”，2015年为“异军突起”，2016年为“规范发展”，2017年为“高度警惕风险”，2018年为“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2019年没有直接提到互联网金融，但有“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壮大数字经济”等表述。2020年则更加缩减，只是在“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部分，提到“（银行）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精准性”。

这些表述和现实是对应的。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之前，中国互联网金融走过了1990年代~2005年左右的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化阶段，和2005 – 2012年前后的第三方支付蓬勃发展阶段；2013年以来，才有互联网实质性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

据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互联网金融用户已经超过五亿人，为世界用户基数最大国。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形式，互联网金融对中国传统金融造成重大冲击。互联网巨头涉足金融领域，形成“粉红色财团”（区别于国资的“红色财团”）。甚至，“银行不改变，就改变银行”这样的话都横空出世。这直接打到了中共的痛处。要知道，中国传统金融可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为中共所绝对控制。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中共不可能让其脱离于自身控制。中共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收编，是必然的。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经济社会环境的畸形和互联网金融从业者鱼龙混杂，导致互联网金融乱象纷呈。这更给了中共动手的借口（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名）。

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是年10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接着各种监管文件密集出台。2018年后，被称为进入了“强监管时代”。中共对网络小贷、P2P、现金贷、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存款、互联网保险等等业务频频出手，使得“互联网金融”风光不再。

2020年若干整顿措施

2020年，中共当局对互联网金融，更是动作频频，力度极大。试举数例（一些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但对互联网金融影响极大）。

其一，12月14日，两度征求意见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正式公布。

其二，11月2日，银保监会公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网络小贷明确了准入条件、资金来源、杠杆率（据此，蚂蚁需要大幅扩充资本金和急剧降低杠杆率）。

其三，9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授权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市场准入管理并组织实施监管。同日，央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11月1日起，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

其四，8月20日，最高法院对施行了5年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低为4倍一年期LPR利率，且超过部分一律不予保护。根据8月的一年期LPR报价利率为15.4%（蚂蚁房贷的平均利率略低于这个数字），远低于之前的24%和36%的两档。

其五，P2P机构全部清零（只有极少数转型，拿到金融牌照）。

如果以上动作，都还是防守性的，那么中共下面这个动作则是釜底抽薪，进攻性的了，影响全局。这个动作就是推行数字人民币（当然，中共的意图和数字人民币的影响，远远超越经济范畴，是为控制一切；这里不展开，仅谈其对互联网金融的影响）。

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属于法定货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可以有效打破现有的交易壁垒（例如，微信、支付宝交易场景互不支持）；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有助于统一支付标准（例如，统一收付款的二维码标准；统一公交、地铁二维码标准等），构建统一标准的金融基础设施，降低因为标准不统一、交易壁垒造成的资源浪费，节约交易成本。

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构建未来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据此，中共就掌控了互联网金融的制高点和主动权，助推国资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抑制、改组、收编现有的互联网金融巨头，重构整个互联网金融的格局，从而维护和巩固中共对金融的绝对控制。

互联网金融企业集体改名

中共的这个用意，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心知肚明。这表现在互联网金融企业集体改名的动向中。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从曾经的“风口”慢慢变为了“烫手山芋”，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始向提供解决方案、技术支持的方向转变，去“金融”而转投“科技”的怀抱。例如，支付宝的母公司正式启用新名称“蚂蚁集团”，加入了去“金融”变“科技”的行列；继蚂蚁之后，360金融也强化科技属性，改名为“360数科”；而在蚂蚁之前，京东数科等等曾经的互联网金融巨头也都已经抢先一步进行“改名”。

陆媒《南方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从2019年6月1日—2020年6月1日这一年时间内，企业名称之前含“金融”的企业，变更后去掉“金融”后，加入“科技”的企业数量达到了100家（这表明中国企业家的政治触角相当敏锐。当然，同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从上市的角度出发，互联网公司估值远高于金融企业；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牌照难拿）。

2020年为何力度空前？

回顾2020年，中共当局对互联网金融的整顿力度，可谓空前。这是因为习近平在19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2020年就要收官了；但还另有一个特殊原因，即：互联网超级平台社会职能强化，抗疫期间成为中共提升管控能力的重要抓手。微信健康码与支付宝健康码在抗疫中的广泛使用，使中共深切感受到微信及支付宝等超级平台已具备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必须掌控在自己手里。

总体来讲，互联网金融已形成一定规模，对传统金融产生重大冲击，但从体量来讲，远不能与传统金融相提并论。

例如，众安金融科技研究院的《保险业数字化转型2020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696 亿人民币，虽然相比2011年增长84倍，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了 83% 的年均复合增速，但占行业总保费比例（互联网保险渗透率）仅为6.3%，大约相当于中国第二大保险集团平安集团的三分之一。

又如，互联网金融中发展最快、最好的第三方支付，2019年也只占据移动支付市场近四成分额，银行业金融机构仍然占据60.9%市场份额。

即便如此，中共那种变态的狂妄的控制一切的心理，仍然深感威胁，寻找各种理由，一定要将互联网金融掐在手中。

结语

事实上，互联网金融是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的。在互联网科技领域，大概每五年经历一次大变局，2005年开始出现大数据技术，2010年移动互联网，2015年人工智能，到2020年5G元年。拥有大数据技术，我们才能处理海量用户数据；移动互联网技术让金融真正触达每一个用户；人工智能使我们对用户的理解变得更加准确，用机器代替人进行提效。这三块基石，以及包括云计算、区块链在内的技术发展共同支撑今天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而且，互联网天然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因此，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是中共抵挡不住的。

本文并不否认中国互联网金融业中的乱象，也不否认进行相关治理的必要性。本文否定的是，中共对待互联网金融的变态心理，和治理手段的蛮横和不遵循经济规律。

举个例子。中共以打击高利贷之名，限制民间借贷利率。但金融学告诉我们，真正的市场可以决定的利率大致可以分拆为三个部分：第一，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投资回报；第二，经济风险的溢价（这个是跟借贷双方的能力、性格、信用等没有关系的）；第三，交易风险的溢价。因此，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首先在于要把交易风险降下来，这就要改善制度环境，契约执行环境，还有诚信环境；再就是通过资金市场、资本市场方方面面的发现，把经济风险溢价这一项也降下来。这才是金融当局应该做充分努力的地方（详见“陈志武：限制利率从古至今为何从未成功？”一文）。

其实，中国金融中的“歪路”、“歧路”、“邪路”，其始作俑者，恰恰是中共自身（可参见笔者“P2P机构清零：中共又一茬割韭菜”一文）。

从这些年习当局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演变来看，尤其是2020年对互联网金融频频采用强硬手段，可以合理推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只是被中共用强硬手段扭曲或掩盖了，这只会加剧中国经济的困境和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困境。这既暴露了控制着习当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荒诞（是中共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虽然中共口中喊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暴露了中共那“控制一切”变态心理的邪恶。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