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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5日讯】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 进入新的一年,很多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怀有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有共同的心愿,一是希望中国能有全方位的结构性变革,二是希望这种变革能在相对平稳的过程中实现。这种愿望能否成为现实呢?
新年伊始,从中国农村传来的消息令人无法乐观。一月四日,河南信阳地区商城县伏山乡杨桥村六百多名农民集体暴力抗税,与公安及法院强制执行税收的人员发生冲突,现在当地正被大批公安干警封锁。应该说这不是什么震撼性的新闻,因为近年来农民负担沉重导致的暴力抗税事件在中国绝非罕见,六百人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它发生在年初,是2002年有关社会不稳定的第一桩事件,使得它颇有象征意义。
一般舆论都有估计,认为城市下岗工人与农村流动人口是未来构成威胁社会稳定的两大人口群,但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定居人口与当局税收征管之间的冲突是农村地区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十九世纪的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不稳定的时期,从十八世纪末的白莲教,到十九世纪初的八卦教,农村地区一直在酝酿动荡。至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三大农民骚乱相继发生,对中国进入现代史、对中西关系、对社会结构的转变,对清王朝统治的结束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作用。
中外学者对导致十九世纪农民骚乱的原因进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当一致:这里面有特定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演变的因素,有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因素,但直接引爆冲突的往往是沉重的农民负担。很多农民骚乱的起源是乡村自我组织、自我武装以抵制税收的过程。
时光推进到二十世纪,中共在以农村为基地挑战国民党政权时,最有号召力的政策就是减租减息,正是因为中共由此控制了地方社会,才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农民税收沉重,必然导致农村地区的骚乱,即使到今天,这仍然是当局无可回避的挑战。
但是,中共高喊减轻农民负担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农民负担却有增无减。以上述河南地区为例,该省农民每年平均所缴的税款,超过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这在全国也不会是偶然的现象。显然,如果我们以史为鉴,就可以不难预测,农村不减税,农民抗税事件不仅会越来越多,而且会成为下一次社会冲突的引爆点。
其实中共对此也有了解,一月八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社论的方式强调,如果不设法改善农民的生活,大陆将面临不稳定的危险局面。一月七日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政策。问题在于,口号落实到行动,要经历整个中共执政体制从中央到乡村政权的过程,而往往经历之后就会面目全非。显然,解决农村问题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体制调整问题,否则无法解释减税工作进行了十几年没有成效的问题。而中共迄今为止拒绝调整执政体制。这才是农村问题的死结。
摘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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