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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5日訊】各位听眾，你們好，我是王丹。 進入新的一年，很多人對中國的局勢是怀有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有共同的心愿，一是希望中國能有全方位的結构性變革，二是希望這种變革能在相對平穩的過程中實現。這种愿望能否成為現實呢？

新年伊始，從中國農村傳來的消息令人無法樂觀。一月四日，河南信陽地區商城縣伏山鄉楊橋村六百多名農民集體暴力抗稅，与公安及法院強制執行稅收的人員發生沖突，現在當地正被大批公安干警封鎖。應該說這不是什么震撼性的新聞，因為近年來農民負擔沉重導致的暴力抗稅事件在中國絕非罕見，六百人的規模并不算大。但它發生在年初，是2002年有關社會不穩定的第一樁事件，使得它頗有象征意義。

一般輿論都有估計，認為城市下崗工人与農村流動人口是未來构成威脅社會穩定的兩大人口群，但回顧中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農村定居人口与當局稅收征管之間的沖突是農村地區發生騷亂的主要原因。十九世紀的晚清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不穩定的時期，從十八世紀末的白蓮教，到十九世紀初的八卦教，農村地區一直在醞釀動蕩。至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三大農民騷亂相繼發生，對中國進入現代史、對中西關系、對社會結构的轉變，對清王朝統治的結束都產生了直接的沖擊作用。

中外學者對導致十九世紀農民騷亂的原因進行的分析得出的結論相當一致：這里面有特定地區的社會經濟關系演變的因素，有頻繁的自然災害的因素，但直接引爆沖突的往往是沉重的農民負擔。很多農民騷亂的起源是鄉村自我組織、自我武裝以抵制稅收的過程。

時光推進到二十世紀，中共在以農村為基地挑戰國民党政權時，最有號召力的政策就是減租減息，正是因為中共由此控制了地方社會，才能最終奪取全國政權。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提供了足夠的證据，表明農民稅收沉重，必然導致農村地區的騷亂，即使到今天，這仍然是當局無可回避的挑戰。

但是，中共高喊減輕農民負擔已有十几年的歷史，農民負擔卻有增無減。以上述河南地區為例，該省農民每年平均所繳的稅款，超過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這在全國也不會是偶然的現象。顯然，如果我們以史為鑒，就可以不難預測，農村不減稅，農民抗稅事件不僅會越來越多，而且會成為下一次社會沖突的引爆點。

其實中共對此也有了解，一月八日的《人民日報》以頭版社論的方式強調，如果不設法改善農民的生活，大陸將面臨不穩定的危險局面。一月七日結束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農村政策。問題在于，口號落實到行動，要經歷整個中共執政體制從中央到鄉村政權的過程，而往往經歷之后就會面目全非。顯然，解決農村問題不是政策問題，而是體制調整問題，否則無法解釋減稅工作進行了十几年沒有成效的問題。而中共迄今為止拒絕調整執政體制。這才是農村問題的死結。

摘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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