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8年02月15日讯】
分手的时候，
你对我说：别这样，
我们还年轻，
生活的路还长。
你转身走去，
牵去了一盏星光。
星光伴着你，
消失在地平线上……
—–北岛《星光》
这是诗人北岛在追忆北京四中同学张育海时附上的一首诗。当年张育海是高二（二）班学生，比北岛高一年，但两个班的关系非同一般，主要是臭味相投：都具有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照张育海的说法就是：“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在北岛的记忆中，张育海是一个正牌好学生，他不仅数学、英文等功课都非常好，而且打篮球、拉小提琴、游泳，几乎样样精通，尤其是口哨吹的一绝。他在家排行老四，上边有三个哥哥，父亲早年留学英国，因车祸多年前去世，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将他们拉扯成人。
文革爆发后，张育海所在的班级一下子办了两份报纸，除了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外，还有一份叫《只把春来报》，张育海就是第二份报纸的编辑之一，一时成了风云人物。
到了1967年，张育海听说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是和一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于是他仓促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前往缅甸参加缅共军队。
1969年春，张育海跨过边境参加了缅共军队，同年夏天在战斗中身亡，成为首个死亡的中国知青，年仅21岁。
昆明知青黄尧在1969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他的死亡：他被火力压得发疯了，紧紧地贴着地面，几乎嵌进土层里，枪弹的网还在往下压，他嘴里全是泥，鼻子埋进草根里。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呼吸和压抑，弹了起来 。“同志们，冲啊……”，他喊道，这是一句从他六岁起就挎着木枪喊的口号。 在那一两秒钟之内，正面及左侧的敌军火力点居然懵了、哑了、沉寂了。他一人独据了两军对垒的舞台，打出了整整—梭子弹，在疯舞和高歌之后他倒下了，像软软的羽毛飘然落下。
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广为传抄。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是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生活而做的‘最后的斗争’。在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暗淡下去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 但对没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逆流中天真幼稚的精神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成万的吃人惨剧！”
无疑，张育海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卷入了“吃人的惨剧”之中，他的死亡或许也是主动的拥抱。在叹息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张育海们选择了支持缅共？
中共输出共产革命 屠杀他国民众
中共自其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其杀人的历史，尤其在其1949年建政后，屠戮了众多无辜的中国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受到过其迫害。迄今为止，约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
中共掌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出对像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
比如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这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中共不仅从金钱等物质上给予支持，而且提供武器、军事指导、广播电台等。
在上述国家中，中共输出革命培养出的一大暴君乃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据王贤根撰写的《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共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办不到的。
至于对于一直与中共友好的缅甸政府，中共也没有放弃输出革命。据大陆学者的研究，中共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共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还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
缅甸因此掀起了反华浪潮。1967年10月，中缅两国邦交正式断绝。1968年1月1日，缅甸共产党凭借中共的支持，在中缅边境孟古建立了东北军区。而支援这支武装被中共认定为是对“共产主义事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大批知青在毛和中共的鼓动下，越过了边界，加入了缅共。这些人中除了张育海，还有数千名知青。
血色回忆
2010年9月13日，中国新闻周刊总403期刊登了文晔撰写的报道《往事如烟 —— 一位老知青的缅甸丛林记》，通过记述一名参加缅共的叫王曦的知青的人生经历，还原了当年“热血”知青们的悲惨遭遇。
与张育海和数以千计葬身在缅甸的知青相比，王曦的幸运在于他活过了那个荒唐岁月，并最终得以回国，而他的回忆从滇缅公路开始。
1969年初，滇缅公路上庞大的军队将来自中国各地的知青送到了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外五县。路上随处可见“打倒奈温政府”、“支持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标语。时年19岁的王曦则于1970年5月独自绕陇川县城一直走到了孟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他踏上这条路的缘由是因为父亲头上那顶“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刽子手”的大帽子，留在国内的他是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
来到缅甸后，王曦加入了中国“知青旅”。“知青旅”中没有一个缅甸人，下边的每个营都各有自己的特色。比如3032营，大多数都是四川人，他们特别能喝酒，人人的性格都被熏陶得和60度的老包谷酒一样火爆刚烈，俗称“火枪营”。3033营的昆明知青因不修边幅，被称为“痞子营”。
让王曦自叹弗如的是“知青旅”中“娘子连”的百十号小姑娘，她们要么抬着伤员，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高射机枪，和男人们一样冲锋在前。
在王曦印象中，在缅共的历次战役中，都是知青连队打头阵，他们高大、勇猛、忠诚、狂热，死前都高呼着“毛××万岁”。其受中共洗脑达到何种程度由此可见。
究竟有多少知青来到了缅甸，王曦也说不清楚。一说5000，一说2000，无法统计。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人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至8月，越过国境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就达数千人之多。
本以为投身缅共可以摆脱文革的王曦，没想到在“知青旅”依旧是“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而知青小蔡仅仅因为坦白景颇族房东家女人喂奶时偷看了几眼，就在口号声中被枪决。而且那些后悔加入缅共的知青根本没有离开的自由，一旦逃跑被抓住就被就地正法。
王曦回忆道，那时的指导员、连长每做报告必称：“白天的缅甸是敌人的，而夜晚的缅甸则是我们的，最多两年，缅甸革命将取得完全胜利！”然而6月的全军大会，全部人马却连篮球场大的草坪都未坐满，这揭穿了缅共的家底。原来，不久前，缅共主力部队近3000人在腊戌中了埋伏，差点全军覆没。
在这场战斗中，死了不少人，很多人没有留下名字，尸骨也被随意安置。其中一个19岁叫王伟国的昆明知青在用火箭筒攻击火车头时，被飞来的残片割断了喉咙，尸体被留在了一个火车涵洞中。
腊戌之战后，和王曦一起参加缅甸革命的15名新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那些逃回中国的人，有效地阻止了知青的进一步参战。
1973年，一个知青因为无法回城而加入缅共，他成了最后一个加入缅共以及在1985年最后一个为缅共而亡的知青。
知青成了没有国籍的人
1970年12月底，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两国外交开始有了恢复迹象，但另一方面，中共重申继续保持对缅共的支持。这显然让“知青旅”的知青们陷入尴尬中。为了安抚知青们，中共军委下达文件称，参加缅共而死的人，其家属与“解放军”待遇同等。缅共还因此给每个人出具了一张类似“革命军人身份证”的证明文书。
林彪事件后，国内的知青政策也开始松动，知青们通过招工、招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等方式回到城市，而不少支持缅共的知青们也选择了逃回国。因为家庭背景，王曦和百余知青留了下来，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一年后，王曦还加入了缅共，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缅共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
1976年毛死后，中共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自此，中共不再公开给予缅共支援，而知青们因为自愿输出革命，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至于他们如何恢复国籍，归国安置，均无人提起。
黯然中，有门路的知青选择了回国，缅共中的知青越来越少，而此时的缅共盘踞在金三角，走起了“以毒养兵”的道路。
艰辛的回国之路
据《往事如烟》一文，直到1980年，中共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接纳、回归政策。此后，为了办好手续，名正言顺的脱离缅共，王曦经历了耗时三年的漫长等待。一边等，一边打仗，好几次险些命丧黄泉。
1985年，在离开故土15年后，王曦抱着两岁儿子踏上了艰辛的回国之路。一个多月后，他们回到了昆明。此时的王曦已是35岁。回国后的王曦又开始为生活拼搏，至今，他仍在社会底层艰难地讨生活。
1989年3月，缅共终被一群不愿再流血的中下层官兵群起推翻，而把缅共送上绞刑架的骨干力量，正是王曦当年的战友，那些十几岁起就为缅共献身的中国知青。现在，缅共的四个军区演变成了金三角的四只地方武装力量，控制了四块飞地，而他们的头头，很多是回国后找不到出路，只好又回去的老知青。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上了国际大毒枭。
结语
是谁让数千中国的年轻人葬身异国？是谁让为了虚幻的理想而迷失方向的年轻人依旧挣扎在生活的边缘？想必谁都知道答案。但愿那些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年轻面孔，业已魂归故里。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