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首著名的歌曲，唱响天涯地角，作词的艺术家李叔同也因此留在许多人的年少情怀中。

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李叔同(即弘一法师)的名字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才子，集诗词、书法、油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创近代中国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曾创立中国首个话剧社春柳社，并亲自登台扮演茶花女，成为中国话剧的先驱；他是中国最早习画油画的人，且登堂入室成为大师；他把西方音乐引入中国，不仅擅长弹奏钢琴，还自己谱曲填词，一曲送别至今传唱不衰；他也精通书法及金石篆刻，并皆卓然成家，其书法尤为文化名人竞相收藏。更可贵的是，他还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音乐、美术及教育人才，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

回顾他在艺术领域的成就，丰子恺曾说，“文艺的园地，几乎被他踏遍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才子，却在他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一昔遁入空门，勤苦修行，除书法之外，放下一切曾经衷爱的艺术，直至六十三岁安祥圆寂。

他对于人生与艺术到底是怎样的看法呢？是消极避世了断红尘而放弃艺术，还是为追寻生命真谛而求索不息呢？如今，透过他的生前好友、学生的纪念文章和他的往来书信，我们尚可寻觅到他一路留下的足迹，尝试体味他对艺术、人生和道德修为的独特感悟。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是李叔同在致晚辈、金石家许霏(晦庐)的信中，反复强调的文艺观。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回忆文章中也谈到同样的教诲。

“李先生虽然是一个演话剧，画油画、弹钢琴、作文、吟诗、填词、写字、刻图章的人，但在杭州师范的宿舍（即今贡院杭州一中）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着，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 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我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李先生当了我们的级任教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并说明这里的“显贵”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翻译为白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人生三层楼

李叔同以这种德在先、艺在后的态度谆谆教导学生，而他自己更是这一原则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丰子恺关于“人生三层楼”的看法，正是通过对老师李叔同的回忆，而总结出来的。

“人生的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其次，就爬上二层楼……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竞……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在丰子恺的眼中，李叔同就是一层一层走上三层楼的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如果以李叔同未出家前所讲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态度来看，其出家正是对个人道德修养和人生目标的更深一层追求。自幼出身于津门官宦富商之家，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让他成长为一位多才多艺的翩翩佳公子；青年时，抱着“是祖国，忍孤负”的一腔热血，他留学日本，搞戏剧、学油画、习音乐，希望把“新学”带回中国；回国后，他的艺术却不被重视，于是他毅然脱下西装、换上长袍，兢兢业业地当起艺术教员，以言传身教竭力培育年轻一代。而就在他于艺术领域攀上高峰之时，他忽然了断红尘，遁入空门，精进修持，努力复兴失传数百年的南山律宗，直至二十四年后于“悲欣交集”中安然圆寂。当时不少人为其出家扼腕叹息，认为他的出家是由于家国不幸而悲愤厌世，但如丰子恺一样亲近了解他的人却都看到，这正是他努力探寻人生真谛的必然结果。

出家后的李叔同将别的文艺都屏除，唯一保留的就是书法和金石，以为与人“结缘”。金石家许霏说，李叔同出家后，“其书法更脱略形迹，敛神藏锋，拙朴平整，笔力聚于毫端，没有一丝践人履迹，那一种冲淡静远的韵致，没人比得上他。他的字完全是他崇高人格的表现。”“他对艺术的放弃，完全是在努力道德上的进修，而把别的居于次要的缘故贵……。”

李叔同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以艺术为依托、在精神与道德层面不断感悟、升华的探索之路。越是了解他的艺术成就者，就越是钦佩他为人的道德、智慧与勇气。他真的做到了“使文艺以人传”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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