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乞丐、娼、赌、毒(2)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天奇广场前散步，又碰上了一男一女两个年青的行乞卖唱者，男的拿着一把提琴，女的提着一把二胡。

被男歌手哀怨低沉的歌声吸引，我挤进人群，仔细看了放在地上他俩的身世介绍：他俩是贵州某音乐学校的学生，家在农村，今年秋天，因家遭水灾，家园被洪水冲毁，不但不能供他们继续念书，还巴望他们拿钱回家救灾。

两人只好辍学卖唱。那男歌手正好廿岁，正是我当年轮为右派的年纪。听他歌声哀怨凄凉，不知怎么联想到读书时代的我，听着听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正是“凄凄不似向前声，满街重闻皆掩泣。街中泣下谁最多，七十老翁青衫湿”。

从身上摸出十元钱，放进他们面前的盆子里。不料两个孩子放下他们手里的乐器，站到我面前，躬恭敬敬行了一个礼。

每逢周六，辽宁路、中山路、胜利路的街心花园附近，会出现许多年纪在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他们身背书包，面前地上摆着一张写着‘家教’的纸，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群还在西师，西农求学的穷孩子们，利用假日出来，为自已找一点伙食费或书费。学费的昂贵，社会的贫穷可以由此窥见。

有人解释满街挑着水果、小菜叫卖的小贩；背着皮鞋箱替人擦皮鞋的妇女老人；或手里提着一个电喇叭沿街收买废旧的‘破烂王’，是农村富裕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正常现象。

我住的这条街又是城市的‘红灯区’，多年来沿街布着发廊、按摩店、洗脚城。大白天涂脂抹粉的年轻女郎，坐在门里向过路男人频频招手；甚至于游走在大街上，见到上了岁数的，便凑上去答讪：“要不要”？会意者如果答应，便会跟着‘介绍’人走进背街小巷里，那里几个三十岁上下的‘红嘴鲤鱼’半裸睡在被褥乱扔的床上，见有客进来便打起精神与来客讨价还价。

城市郊区，去重庆的马路上，一过白马桥，黄昏时间，就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红色的大伞，像一朵朵覃撑在大路两旁。伞下坐着稍加打扮的女孩，不断向过路汽车司机招呼，敞若是‘熟客’不用多话，司机煞住车跳下驾驶室，便挽着从伞下走来的女郎，很快消逝在丛林中。

听说重庆市中心附近，还有专供上了岁数的女老板的‘三陪男’，打的招牌很别致，什么‘明月楼’，‘醉仙居’。低档的茶楼，消闲房遍及背街小巷，一方面因精神无寄托；一方面失业人群无以为生。

先前受礼义约束，廉耻规禁，皮肉买卖就是在十里洋场，百乐门里，为普通市民不齿，有识人士所不肖。自文革以后，礼义廉耻扫荡贻尽，皮肉生意得以在大白天公开在大街上揽客。

因为久居月亮田，周围的居民都知道鳏居独身的我，楼下一家‘美发厅’的老板娘，几次向我示意，叫我进去‘玩’，都被我拒绝，她因此说我太吝啬，其实我打心眼里替这些不满二十岁的‘美容小姐’难过，也替她们的父母难过，将心相比，一个正常人家的父母，怎忍心自已的女儿去干这种事？

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最大政绩，无过于麻将的普及，八十年代五讲四美风行一时，扫黄禁赌虽风声大雨点小，一般小百姓行赌还要藏着玩，后来，生意做大了，为官者应酬所需，赌场愈多，赌资愈大，赌风益盛。会赌的不仅以此贿赂官埸，奸商以赌为媒，兴风作浪。

干脆赌也市埸化了，专营赌场的老板像开妓院的鸨婆，大小兼有，公开的于大街上摆几张麻将桌，以应付查赌的，暗处则在地下室，或山间别墅，那排场就大了，那里往往就是黑社会的窝，兼营毒品，也是大官二奶的消魂处。

因为教育沦丧，道德的颓落，使社会秩序恶化，市民麻痹了，这又是毛老魔头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人们交谈动不动用对方的妈出气，小市民三句话不对，便要捋拳搓掌，甚至于拔出凶器逞强，伤人性命。

中学生打群架之风盛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因帮会厮拼，青红帮大爷为争码头，打群架的事已远去多年。中共后极权年代，流落街头的青少年，打群架而酿成流血的事件屡见不鲜，警方视而不见，就是死了人，也取搁平了事。他们害怕惹恼了黑社会，招来意外麻烦。

毒品泛滥已成灾害，返毒的人，瞄准位于市中区的天生民中和四十中学，两所学校学生厕所经常发现用来注射大麻的针管。

母亲的义子，工商联的李重生，家住望龙门，他儿子李辉上高中时因碰到吸毒成瘾的周兵，为筹毒资，周兵逼迫李辉向家里要钱，为躲避亡命的周兵，李辉几次逃学，被李重生追问查实，无奈之下只有被逼转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