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夏光然(1)

毛泽东时代，在反抗中共迫害的斗争中，我和夏光然结下了共生死的患难之情，当年张锡锟和刘顺森相继惨遭毒手以后，我和老夏便成了“火炬”生还的主要成员。

回重庆后，当我知道他在出狱后混迹市井的遭遇，对他深为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资助过他。我几次为他找工作的努力没有实现，深感力不从心。

中共长期的虐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伤痕，铁打的汉子也难避这种伤痕的恶性发作。所以幸存者之间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约定。

1989年他与王正印闹得很僵，决定离开重庆，回到成都金牛镇的老家去，回成都之前曾到北碚我的家中一聚，那次我们同去北温泉和缙云山玩了一天，并且合影留念，我问他回成都以后的打算，他不无伤感的回答我说：“随遇而安吧，我不像你有了家，我是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在江湖上漂泊多年习惯了。我最牵挂的是那些在盐源牺牲了的先烈们，民主尚未成功，我一定要回一趟盐源五号梁子去，凭吊当年已经牺牲的难友们，他们的遗骨如何处置我也要打听一下”。

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收到他的短信，这些短信只有几句相报平安的话。直到1996年才收到他从资中城关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准备到重庆来投奔我，我敏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恐怕到了流浪不动的时候了，想来重庆找一份工作暂时栖身。

我当即与毛贯益联系，看看他的八桥客车有限公司能不能给老夏安排一个看门的工作，不料，老毛严辞拒绝了。

想他从资中到来后，再作商议。那时我已在璧山投奔李伦所办的海山公司，正同孙庸利用壁山坐椅厂的场地，开办一个制作防弹衣的工厂。

接信后，我立即回了信，答应无论如何我要为他安排一个安渡晚年的事做。

八月份，我在璧山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到了北碚我的家里。我忙从壁山匆匆赶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进门见他端坐在我的客厅里，穿着一件灰色很旧的中山装。大概因为心情不佳，再加上旅途劳顿，那满脸的皱纹，花白头发已盖满了他的两鬓，比之五年前从重庆离开时苍老多了。

灰色的中山服，又脏又黑，好像有几个月都没洗过似的。脚上套着一双绿帆布的“解放鞋”，那模样与进城打工的乡下农民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一个穷愁潦倒的流浪人。真乃“匆匆又作渝市客，晃然如隔数十秋，乱世今日抚昨日，今日仍在街中乞。”

我本想问他怎么稿得如此狼狈？但我却不知从那个标准和那个状态来问，事实上夏老三从我在孟平店里与他久别重逢后，一直都处在穷愁潦倒的状态中，想来他在89年从王正印家离去后，恐怕日子一直过得十分艰辛。

今日中共统治下，过去的五类份子及其后人，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何况像他这种不甘弯腰事权贵的人，半生囹圄，几十年折磨，到了晚年仍在漂泊流离。看到他，想到近几年为生活而死在打工路上的王大炳。因不愿低头，苦难伴随着他们的晚年。

见到他们如同对镜照见自己，相比他们的命运，我中年后得到了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免去了在社会上流浪，近年又蒙李伦不弃，取得了一个小小科长职位，却因天性不苟与浊世同流合污。不但与一些发财的机会失之交臂，还在工厂内部的斗争中提前退席。

退休后，立即进入打工仔的队列，虽平时节俭刻苦，仍无多余积蓄可用来支付穷朋友们的求助，面对着形同乞丐的老夏，平添了我的压力。

好在这些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解决个把人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当我俩坐定后，我向他问道：“你现在生活来源靠什么？”见我直端端的发问，他很不好意思的向我嗫嚅了一阵说：“离开重庆时，早先有一点积蓄，本想做点中药材生意，却上了别人的当，本钱也被人骗走了。”听他这么一说，便不想追问下去，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来。

他接过钱捏在手里继续说：“来前在资中，往在朋友家，已经身无分文，这次从资中来重庆，火车票还是朋友给买的。一下火车到北碚来，因为没有钱买汽车票，便将自己贴身衣服脱下来，当给汽车售票处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脱下那又脏又旧的中山服，里面居然没有任何衬衣。

他怎么会混成这样子，我不想追问，连忙到厨房里热了热现存的菜饭，同他将就着共进了午餐，按照我原先的安排，下午就立即带他去壁山坐椅厂，请求孙庸念在我和李伦的交情上，给他安排一个看守大门的工作。

他狼吞虎咽吃着我给他热好的饭菜，一面告诉我他在火车上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面前的他完全像“风雪夜归人”中的老乞丐，所不同的只差一根打狗棍和向人讨饭的破碗了。

吃完饭以后，我在衣柜里给他搜索了一大包我穿过的衣服，从新再添了五十块钱，要他去汽车站把押在那里的衬衣赎回来，一面挂通了壁山坐椅厂孙庸的电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