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砖瓦队预感春天的到来

61年2月25日，杨队长通知我，上面决定调我到石灰排（烧石灰），我随即收拾行李下山。到了基建队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上面决定调我到耐火砖瓦队。

在厂部通往沙湾镇的一条大路旁边不远处的田野里，有一座远看像一座大坟山似的砖窑，在砖窑附近，有许多用砖坯和楠竹谷草等搭建的临时工棚和宿舍，这就是砖瓦队。

从地形上看，这里是连接沙湾和厂部的中间地带，属于二娥山麓中的一个平原地带，大渡河流经其间，这里距离沙湾约二华里，是个交通方便，人烟比较稠密，风景如画的地方。

耐火砖瓦队是基建队下属的一个单位，主要任务是烧耐火砖和瓦罐子。该队有劳教分子四、五十人，分编为几个班组，另外有我们就业职工6人，其中有年纪不到40岁的范硕梅（“右派”，原川东地下党华荣山游击队某大队长。解放后在成都市某局任办公室主任）。队里还养着两条大水牛，专门为了做砖及瓦罐子时第一道工序踏黄泥巴用的，该队队长丁启明是位公安干部。

来到砖瓦队后，心里很高兴，首先这里粮食定量每月41斤，另外这里地处平原紧靠通往沙湾的大路，距离沙湾很近。久居山野与世隔绝的我好像又回到了人间，心情大有“豁然开朗”之感。这里的伙食团办得比较好，特点是菜多，以牛皮菜当家（四川本地一种猪饲料菜），虽然没有油水，但每顿饭有满满的一罐子牛皮菜，再加上有每月较高的粮食定量，基本上可以吃饱。但是在那个年代，人的肚子好像个无底洞，吃了还想吃，总感到填不饱。

伙食团的团长叫陈智忠（“右派”，原小学教师，四川高县人），是个劳教后的就业职工，年纪约30余岁，为人忠厚老实，斯斯文文的，我俩关系很好，他很有办伙食团的经验，有一次，他从当地食品部门弄了一些豆腐乳来改善生活，每人分了一块，大家都高兴极了，这等于给大家打了一顿“牙祭”，在那个年代，一点豆腐乳都成了求之莫及的珍贵食品。

我在制罐班，一天到晚和黄泥巴打交道，因此学会了一手制造瓦罐的工艺。那时，各单位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律按定量吃罐饭，社会上对罐子的需求量很大。我们班长叫左大中（四川宜宾人），年纪约30岁，我俩相处甚好，他很尊重我这个从小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成了残废军人的人，十分同情我的不幸，在没有人在场的时候，经常向我透露几句知心话。他说：“向领导提了意见，有啥罪？而且又是大张旗鼓的叫人家提意见……共产党不该这样对待你们这些为党拼命流血打天下的人”。他说出了许多同情我的人不敢说的话，使我敬佩和感动。

我的工作除了制造罐子之外，还要帮丁队长和基建队的刘干事动“笔杆子”。劳教单位有个特点，就是“会”多，什么学习会、评比会、检讨会、批斗会等，每次开会记录和会后整理材料，比如：改造好坏的典型人物的材料，以及每月队里的总结等，丁队长都叫我执笔，基建队的刘干事（政工干部）也经常下来叫我写有关劳教人员的改造情况的典型资料给他。

在劳教人员和就业职工中，虽然有不少知识分子，但民警队长都知道我笔杆子来得快，只要队长给我出题目，我领会得快，可以顺着他的意图编写出合乎他们口味的东西，另外，我的毛笔字他们也感兴趣，队里或邻队开会写标语口号，或搞壁报也喊我去编写。（遇到开饭时，邻队的队长还叫我到厨房里去吃顿饱饭，不要粮票）后来丁队长干脆不叫我做罐子了，叫我和另一名劳教人员赵保员（“右派”老病号）一起每天去炼冶车间的炉子上筛炭渣子，把筛出来的二炭花子供单位伙食团做饭时发火用。这项工作没有具体工时和定额的要求，比较随意，只要保证伙食团有发火用的二炭花就行了，其他时间在附近放牛，丁队长要用“笔杆子”时，我能随喊随到就行了。

在砖瓦队，各方面的讯息比在山里灵通得多。我在劳改营两年多，因为人重义气，结识了不少难友，他们多是原在职的领导干部或知识分子，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有李志田（安徽人，原重庆民政局科长，“右派”）、马克明（河南省人，原重庆港务局政治处副主任，“右派”）、孙伟（安徽人，原重庆港务局秘书，“右派”），胡振亚（河南省人，原重庆市委办公厅秘书，河南军大毕业，“右派”）等人。

这些被政治运动迫害的难友们休假去沙湾赶集，路经砖瓦队时，经常来找我玩，彼此谈谈心，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患难朋友们都是举目无亲的光棍单身汉，见面时格外亲切。我们互通讯息，各诉自己对形势的看法，都盼望着党早日给我们平反。这些同志都是解放前参军，以后转业到地方的南下干部，大家虽然落魄到这般悲惨地步，但没有一个人骂共产党，都认为党中央是正确的，认为自己是被单位某某人整了。都避而不谈是谁导演的这场全国性的“反右”大悲剧。比如：胡振亚对我说，57年“大鸣大放”时，他什么意见也没有提，只是书记把几个划为“右派”的名单拿给他看，问他该不该把这些人划为“右派”？他只是老老实实的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对其中有些人不该划为“右派”……结果，他被扣上了“包庇右派”的罪状，最后也被划为了“右派”。又如，孙伟的反党罪行是：局长派他下去检查工作，他老老实实的把下面一些对领导不满的尖锐意见带回来并表示同情，结果被划为“右派”。

有时我们约定一起去沙湾镇逛自由市场，买些红苕和牛皮菜到农家去煮了吃，这样既可以充饱肚子，又可以朋友们欢聚在一起，有时一起坐在沙湾街上的茶馆里聊天、看报、听广播电台报告消息，这些都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寄托，我深深感受到患难中朋友的可贵、可亲。

这里距离厂部很近，可以经常到厂部参加大会，听到厂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这期间，我得知中共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鉴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又得知毛泽东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又有什么“工业70条”等新的重大方针政策。

10月份《四川日报》上登载了重庆、成都地区1,00余“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这时劳改营对解除劳教的条件也放宽了。从以上种种迹象来看，1957年开始的这场狂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势头似乎减弱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政治气候像春天似的又要回到人间。

1961年国庆日后，职工和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许多小道消息，有人说，原《中川日报》的邓平已调回原单位去了。这个消息引起了我的思想波动，邓平是我的老熟人，我与邓平同属一个类型的人，他调回原单位，那么我呢？

九月的一天，我在沙湾街上遇到曹双印，他原是个司机，我在火烧埂采矿队的老同学，他很高兴的向我说：“老王啊！我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最近中央有个指示，过去有一定党龄级别的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可以返回原单位工作”，这个消息与邓平的调回原单位成为相互印证。之后，又有传说，附近中川造纸厂（劳改单位）已调走了一批摘帽“右派”。过了几天丁队长召集我们职工开会，布置每人填写一份详细的登记表，其中有这样几个专案：原是否党、团员？原何职务，级别？有何特长？本人对今后工作有何意见要求，等等。

此时人员思想活跃，预感到劳改营的苦难日子即将结束了。此时我的想法是尽快脱离劳改单位，争取调到社会上某个单位去当一名职工，先立住脚跟努力工作，做出突出的表现，争取该单位领导对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一旦有了机会，再向党的监察机关写申诉书，控告崔振杰对我的政治迫害。我始终认为我的冤案是崔振杰的个人行为造成的，我根本没有想再回原单位，我绝对不想再回到我的仇人崔振杰的手下。

我在耐火砖瓦队呆了八个月，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政治气氛又有进一步宽松，可怕的严冬好像将要过去，大地似乎要解冻，万物将要复苏。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段历史背景，因为大跃进而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极左路线才有所宽松，此乃后话了。(待续)